大道无为--读破《道德经》

《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石破天惊地提出“道”的概念，并意在提醒人们：这里所说的“道”，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哩!

那个时候，天地之间还很空旷，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得孤单而寂寞。先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思考便是茶余饭后的一件大事。这个“道”，像是一个诠释宇宙的密码，让后人揣摩了几千年。以凡人的目光来理解，道应该是指世界的变化和规律。所以老庄的思想精髓就是顺应自然，不强加妄为，即无为。

老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无为而治”，又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要无为而为，即要顺乎自然的前提下有所为。老子的无为而治，也称为圣人之治，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说，圣人永远没有自己的主观偏见，应百姓的意见为意见。这里我们倒是见到了老子那朴素的民主思想。

根据无为而治的思想，老子提出了他的理想世界：“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车舟，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理想世界当然无法实现，后人也多以“消极”之说来曲解无为思想。但是圣人终归是圣人，其智慧的光芒穿透寰宇，为历史尘埃所不能阻挡。以史为鉴，多少前朝兴亡事，不无证明了老子思想的宝贵。世道沉浮，王朝更替，也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统治者无为，则百姓有为;统治者有为，则百姓倒霉。

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天下，文治武功似乎彪炳千秋。但我们去关注一下当时的百姓民生，则可以用“人间炼狱”来形容。且不说焚书坑儒用暴力消灭了六国文化，摧残了社会的文明成果，只看那万里长城与三百里阿房宫，就让多少百姓家破人亡、血泪成河!“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秦的暴政激化了社会矛盾，到了秦二世的手里就土崩瓦解了。究竟有为还是无为，百姓心里有谱。万里长城虽然威武，但怎能掩盖孟姜女的眼泪!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治理大国应当像煮小鱼一样，不能随意去搅扰它(否则小鱼就残碎了);同样，统治百姓，就不能经常去劳民伤财，动不动就抓壮丁去修坟墓、挖运河、垒长城、征北方、打南蛮……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到民不聊生之时，你的统治也不长了，秦王朝的灭亡就是历史教训。

到了汉朝就不一样了，汉高祖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的农民战争，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汉朝得到发扬光大，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鼓励农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极大的恢复和提高，当匈奴屡次侵犯北方边境时，汉武帝凭借强大经济和技术条件，彻底打败了凶蛮强悍的匈奴骑兵，把匈奴赶到欧洲去了。“犯我天威，虽远必诛”——古往今来，只有大汉时代有如此豪言壮语。大道无为，无所不为。这种高妙的辨证法则，非庸人所能理解。

我们再来看看北宋，在中国统一的版图上，大宋王朝的面积最小，不过是偏安的半壁江山而已。北方辽国占领了其幽云十六州，宋太祖赵匡胤虽一直耿耿于怀，但一直没有下决心收复之。他曾说有朝一日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但这计划到四百年后才由明太祖朱元璋指导下遂行。一般人看来，赵匡胤与他的继任者，在军上与政治上似乎都是无所作为的，他们从来不会将国家机器与权力发挥到及至;但无为之中却包含了大智慧，能为常人所不能为。赵匡胤不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而通过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就轻易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他对南方一些小朝廷采取怀柔政策，统一了南方，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局面，小朝廷原来的首领都受到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事件，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他颁布了“不杀大臣，言者无罪”的法令，他的五个继任者都不曾砍过一个文人和大臣的脑袋，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政治清明，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等等大文豪、大改革家、大哲学家都生活在这个朝代。宋朝没有征兵制，为历朝所仅见，它尽量避免征派税赋于民间，刑罚都较其他朝代温和，但对官吏管理严格。那时的百姓生活究竟如何?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可略见一斑。《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的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生活在画中的每一个百姓，都享受这其他朝代难有的幸福生活。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比较300年后的明朝财政数字，你会惊奇的发现，大明王朝的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1/10弱，南宋的1/6弱，而600年后的大清王朝，其人口与版图都在宋朝的3倍以上，财政收入也远远不能达到宋朝水平，直到清末才能勉强接近。

中国历代皇帝，唯有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出身。作为出色的将军，他当然不甘心偏安于一方，想建立奇功，征服北方，一统天下，名垂青史。但他又很清楚，穷兵黩武和采用严酷的政治制度，只会给百姓带来痛苦，给国家带来动荡与灾难。有为与无为之间，他选择了无为。后人不得不叹服于他智者的境界与行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虽然宋朝后来被北方蛮族灭了，这不是因为无为而治的错，而是赵匡胤后来的继任者没有真正领会无为而治的真谛。如果把“无为”理解为什么也不干，那就大错特错了。前面提到了，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就是要在无为的基础上有所作为，汉朝就是懂得了“大道无为无所不为”道理。如果北宋王朝在国力强盛之后，集中力量打败北方蛮族，收复失地，重定疆土范围，那么历史就要改写了，也可以继续实行无为而治了。

无为而治，其实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不管皇帝与大臣们是否愿意，他们的努力最终会转化成无为，黄仁宇先生一本《万历十五年》，道破了其中的玄妙。

中国两千年以来，以礼治代替精确管理，以道德代替法律，在明朝表现尤甚。自周公创制《周礼》，历代统治者都一直效法之，礼治制度不是用来建功立业的，而是用来享受人生的。无为而治，皆大欢喜。《万历十五年》只是截取明朝万历十五年前后发生的事情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来论述中国的传统社会管理制度的问题，这正是体现了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在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之后，政局稳定，文官体系迅速壮大，庞大的帝国只需要维持文官的仪式，树立天子的道德模范，便万事大吉了。在这个庞杂的帝国里，没有精确的会计制度，只有模糊的管理，人们无须去操心GDP，无须去关心财政赤字，甚至连国库里究竟有多少银两都是一个永远无法说清楚的事情。万历皇帝的首辅张居正看到了田地赋税的帐册已经与现实严重脱节，于是决心变法，让国家得到精确管理。但结果呢?威猛的新法根本无法执行。

老百姓交田赋习惯了讲价与拖欠，收税的官吏也习惯了折扣与中间盘剥，而朝廷也习惯了每隔数年便宽免全国赋税，购销帐册，以免欠税累积过多、百姓无法清缴而过度举债，激发阶级矛盾。大家都很满意这种宽容的制度，谁想改变现实都只能是失败。在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者身败，或者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归根到底，在于这种无为的政治制度惯性过于强大，它的存在是合理的。中国的封建制度下，无法诞生现代资本主义，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历代政治家，真正能领略无为而治的高妙境界的，其实很少。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应该懂得让自己变得平庸无为，这样才让百姓有所作为而过得幸福。那些自认为伟大的政治家，从来都是人民痛苦、自己伟大。正如喀尔诺说的那样，“自由的国度里，怨言多，痛苦少;在专制的统治下，怨言少，痛苦多。”孟德斯鸠也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1999年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大陆，记者问如何评价克林顿政府对90年代新经济的贡献时，人家回答说：“看在克林顿没有做过什么事的份上，给他打个8分吧。”的确，老克同志除了折腾了一个不太正经的莱温斯基事件外，似乎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更吸引人们的眼球了。但美国经济却获得了复苏与持续增长。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我们的领导人曾经呕心沥血带领我们大跃进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大鸣大放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按理说是大大的有作为了，但历史却无情地嘲弄了我们。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强加妄为，最终必定要失败。我们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终于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无法逾越的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从此，政府无须去为计划全国人民穿几条裤子而殚精竭虑，它所要做的，不过是顺应历史潮流与社会发展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让市场来决定一切而已。它什么都没有做，但它的百姓做了一切。顺应自然规律，不强加妄为，政府无为，则百姓有为。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告诉了人们大道无为的真理，老子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除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背影和一部短短五千言的《道德经》，他什么都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