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是查理”这一口号传遍全世界,各国政要、媒体和民众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国《查理周刊》惨案遇害者予以声援,表达对恐怖主义零容忍的决心。但是,几乎在同一时段,在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发生的几起伤亡人数多得多的恐怖袭击事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事件发生几天后,人们才开始听说一些与这些恐怖袭击有关的骇人片段——“屠村”、“女童人肉炸弹”,等等。真相到底如何,可能永远也不会完全揭开。
遇难人数扑朔迷离
1月15日,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公布的几张卫星照片显示,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博尔诺州的两个小镇,1月上旬被恐怖组织“博科圣地”袭击后,被夷为一片废墟。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通过1月2日与1月7日的卫星图片对比,在巴加和多伦巴嘎小镇,有估计超过3700幢建筑被毁,其中包括民宅、学校和诊所。
1月3日,恐怖组织“博科圣地”进入这两个小镇,杀害无辜平民、摧毁建筑。数以万计的人不得不逃离家园。有幸存者对记者说:“大多数受害者是那些逃得不够快的儿童、妇女和老人。”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至今不明,各种说法大相径庭。有的说遇害者恐达2000人之多,但尼日利亚政府的说法是死亡人数不会超过150人,这个数字中还包括一些恐怖分子。还有说法是,遇难者人数根本无法统计,因为遇袭村庄目前仍在“博科圣地”的控制之下。
嗜血的“博科圣地”
恐怖组织“博科圣地”,是活跃在尼日利亚东北部以及乍得、尼日尔和喀麦隆的一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其名字意为“西方教育是禁止的”。“博科圣地”的诉求是在尼日利亚建立一个贯彻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反对尼日利亚社会“西化”,并反对国家财富集中在少数政治精英尤其是尼日利亚南部的基督教徒手中。
尼日利亚是非洲的经济“新星”,其GDP在2014年超过南非,成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但60%以上的尼日利亚人每日生活费却不足1美元。除了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尼日利亚的宗教信仰也泾渭分明。尼日利亚南方主要信奉基督教,北方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人口占总人口的44.21%,伊斯兰教人口则占52.61%,几乎“势均力敌”。这样的宗教环境,为“博科圣地”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在英国对尼日利亚殖民占领的后期,尼日利亚北部的政治家和学者就表现出了对西方教育的抵制。
“博科圣地”的前领导人默罕默德·尤素福,于2002年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创建了这一组织。他建立了一所宗教学校,以吸引尼日利亚和周边国家的贫穷穆斯林家庭的孩子;通过揭发尼日利亚警方和政府的腐败,“博科圣地”吸引了许多失业青年。在起先的7年间,“博科圣地”的行动相对来说是保持和平的,尼日利亚政府因而持续忽略了这一组织显现的军事特征,直到2009年该组织成员袭击了警察局。在那次与警方的对抗中,“博科圣地”受到重创,默罕默德·尤素福被打死。
随后,“博科圣地”领导人由原先的“二把手”阿布巴卡尔·谢卡乌接任。在经历了大约一年的沉寂和重整后,2010年“博科圣地”再次崛起,且从此杀戒大开。有统计称,自2009年起,“博科圣地”已杀害了至少1.3万人,仅2014年就有约1万人死于这一组织的屠刀之下。“博科圣地”肆虐,已经使得150万人在尼日利亚境内流离失所,另有超过20万尼日利亚难民逃往尼日尔、喀麦隆和乍得等周边国家。
“博科圣地”几乎无恶不作,靠绑架、抢劫、敲诈、毒品交易、走私、偷猎等勾当和支持者的捐款获得经济来源。2014年4月,该组织绑架了200余名女童,曾经震惊世界,但至今这些女童仍下落不明。该组织头目曾称,这些女孩都“被嫁人”了。在近日发生的几起自杀式袭击中,“博科圣地”被指用女童充当“人体炸弹”。
反应迟钝的政府
1月16日,在“屠村”事件发生半个月后,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飞抵受到恐怖袭击的博尔诺州,与幸存者会面。这被一些评论认为是对外界批评他对于恐怖袭击“做得和说得”都不够的一种回应。在此之前,尼日利亚政府和官员鲜有对“屠村”事件的声明。与此同时,在巴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一天,尼日利亚总统府却立即发表了一份对“言论自由”的声援声明。尼日利亚财政部长1月8日也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针对《查理周刊》事件发声说:“可怕的事件。我们向遇难的记者以及他们的家庭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我们和法国一起哀悼。”但在其社交网络的页面上,却未曾见到有关本国“屠村”事件的只言片语。
在2014年4月中旬的女童被绑架事件中,尼日利亚政府同样受到类似的指责。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有报道称,在1月初“博科圣地”实施绑架行动4个小时之前,尼日利亚军方已经掌握了恐怖分子的行踪,却未采取任何行动。尼日利亚政府军在应对恐怖分子时的羸弱早已为人们所诟病,有报道称,该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上、在士气上都弱于恐怖分子。
同是恐怖袭击,尼日利亚为何被遗忘
在《查理周刊》事件差不多告一段落后,发生在西非的恐怖袭击事件才逐步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一些媒体在反思,发生在尼日利亚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此前为什么被人们忽视?
有很多原因可以列举出来。《时代周刊》刊文说:“美国人更关心很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相较于同样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怖袭击而言,在遥远的西非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与西方国家民众之间,无疑有着巨大的“心理距离”。
《查理周刊》被袭事件,还被舆论普遍认为是对西方根本价值和言论自由的挑战,因而声援者众。受害者是媒体从业者,因而也更有可能激起世界范围内媒体同行的关注与报道。
另外,在法国本土发生恐怖袭击可谓“罕见”,因而事件发生后更容易引起普遍“震惊”的反应。而非洲,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被定义为“混乱”的土地,军事动荡和恐怖袭击似乎司空见惯,死亡数字甚至让很多人觉得麻木。
麻木的可能不仅是旁观者,还有尼日利亚政府。尼日利亚近年来在经济上取得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在对抗埃博拉病毒的战役中尼日利亚可谓“典范”,动手早、行动快、规模大,成功阻止了埃博拉病毒在该国的蔓延。一位尼日利亚专家对美国媒体《大西洋月刊》说,为什么对于埃博拉病毒反应如此高效,对于同样攸关人命的绑架和恐怖袭击事件动作却如此迟缓?因为“埃博拉与特定的教派和族群无关,它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本报北京1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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