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不能因为不喜欢“内卷”就“躺平”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现在人们纷纷谈“内卷”，正说明了社会是可以通过竞争获得上升机会的，否则社会阶层固化，怎么努力都是白费力气，而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可能面临大动荡与大退步。因为如果没有竞争，抑或如果竞争没有区分度，优势家庭的子女将凭借已有的优势，轻松碾压弱势家庭的子女，那将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资料图 王金辉 作 图文无关

如果进入名牌大学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前程似锦，轻松获得“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那么广大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家庭原因输在教育起跑线上的学生就再没有“逆袭”的机会，这样的情况只会更糟。因此，家庭背景不那么好的大学生就不要再吐槽“内卷”了。如果没有学习成绩这个硬指标的竞争，那么优势家庭的子女可以轻易通过各种所谓的“素质”占据大部分资源。

鼓励竞争有很多收益，包括促进流动、减缓分层等，然而其成本就包括整个社会不得不“内卷”。教育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理论是描述教育的信号功能与筛选功能。这个理论认为，教育的经济功能是为了将高能力的人和低能力的人区分出来，从而在就业市场进行匹配。

如果教育的这个筛选功能消失，社会的运转将出现各种失灵。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迈克·斯宾塞由于其在创建该理论上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只要教育具有筛选功能，过度教育就是一种必然，因为高能力的人为了将自己和低能力的人区分出来，必须要获得比低能力人更高的学历，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有效的教育信号，从而向劳动力市场表明自己是具有更高能力的人。所以，根据这样的逻辑，教育的竞争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而“内卷”是社会从中获得收益的同时不得不支付的成本。

总之，千万不能因为不喜欢“内卷”，就采取“躺平”的态度。“躺平”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还对不起亿万个努力工作的纳税人，毕竟高校的运行经费中，学费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大比例来自财政拨款，而财政拨款的来源就是税收。

最近，也许没有哪个学术用语比“内卷”更加出圈了。“内卷化”现象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在其著作《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中提出。吉尔茨发现，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会不断增加水稻种植的劳动投入，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进行不计效率的生产，劳动趋于内卷，从而形成“没有发展的增长”。

但是，经济学视角的内卷未能解释内卷化背后的文化驱动力。事实上，在当下语境中，内卷指向的是更为深刻的伦理意义的维度。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观察到，现代经济无法雇佣毫无纪律、“随心所欲”的劳动者。他们一旦脱离监督，就会想法设法偷懒，希望以最悠闲最不费力的方式赚取同样的薪水。换言之，现代社会需要“劳动力”做到的，绝不是简单的劳务付出，还需要拥有敏锐的专注力，需要“对工作负有义务”的职业精神，需要冷静的、克己自制的工作伦理。只有这种理性的坚毅性格，才能担负紧迫密集的工作强度。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中国人特殊的家庭伦理和劳动伦理之上。几代人“为了下一代”“过好日子”“出人头地”，节衣缩食、勤奋工作、努力储蓄、任劳任怨，一切辛劳因为可以改变命运，因此都有了“奔头”。这种意义上的充实感，足以克服韦伯笔下“无心的享乐人”形象。

改革时代的劳动伦理不只是儒家传统的简单延伸，更来自于市场社会释放的上升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内卷心态的突然流行，并不是“凡人版军备竞赛”升级，也并非“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因为这些恰恰构成改革时期财富增长的奥秘。年轻人内卷情绪的滋长，部分是源于他们对奋斗的方向和自身未来感到迷茫。随着竞争门槛日渐抬高，人们付出的越来越多，却未必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当工作难以与更高远的人生价值发生关联，劳动也就陷入了自我空转的状态。

这种迷茫感，既可以表现为吐槽和抱怨，也呈现为郁闷与不满；既可以伪装成“码农”“社畜”和“打工人”的自嘲，也可以现形为“做一天耍三天”的三和大神。随着内卷感受越来越强，“鸡娃”、岗位要求水涨船高等现象愈演愈烈，年轻人的消费观、婚恋观和就业观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

当大学生为了考试绩点激烈竞争，职场人士被打卡计时、996工作制、KPI考核等统计数据所约束，尽管更多的社交、消费与娱乐可以不断填补时间，但人们对人生意义和未来方向却显得越来越不确定。它表现为一方面对自身现状不满意，但同时又缺乏追求理想的动力；人们虽然在满负荷工作，但丝毫不影响事实存在的偷懒、糊弄和开小差。

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健康向上的工作伦理的锻造，个体的劳作奋斗也需要精神世界的安顿。日益增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或许会让人感到压力，但人们的精神心态却不应就此内卷。唯有为年轻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做好社会兜底保障工作，更加重视人们对于意义感和公正感的追求，才能让他们避免受到内卷的困惑，以更加热情、饱满的状态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