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说礼：中国为何是礼仪之邦

作者简介

彭林，男，1949年10月1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市。中共党员。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6国学网礼乐高级顾问。主要从事先秦史等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偏爱经学，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中国是礼仪之邦，古代文化是礼乐文化。因此，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说到礼。但是，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意见并不统一。在某些通史类著作中，礼往往被理解为典章制度而放在从属的位置，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1983年7月，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向美国学者邓尔麟谈及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中西文化的区别，认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邓氏认为钱穆先生所论十分精彩，是为之上了”一堂中国文化课”。

中国文化是由中国士人在许多世纪中培养起来的，而中国的士人是相当具有世界性的。与欧洲的文人不同的是，中国士人不管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

在西方人看来，文化与区域相连，各地的风俗和语言就标志着各种文化。但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的，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要理解这一区别必须理解”礼”这个概念。

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

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地的风俗差异很大。即使在无锡县，荡口的风俗也与我在战后任教的荣乡不同。国家的这一端与那一端的差别就更大了。

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和继承权位等等。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

中国文化还有一个西方文化没有的概念，那就是”族”。你可以说是家。在家里”礼”得到传播，但我们一定要区分”家庭”和”家族”。通过家族，社会关系准则从家庭成员延伸到亲戚。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换言之，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

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当实践与”礼”不同之时，便要归咎于当地的风俗或经济，它们才是被改变的对象。（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钱先生最后对邓氏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通观古代典籍，可以发现儒家对礼的概念与功用的论述，往往因具体的语境不同而有不同的层次。

首先，礼是人类自别于禽兽的标志。

人是从动物界脱胎而来的，人与动物有共性，也有区别。人与动物的区别究竟是什么，这是人们常常思考的问题。《礼记·冠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

作者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语言的有无，而是礼。证明之一是动物没有婚礼，所以”父子聚麀”，”麀”是雌鹿，即父子合用同一个性配偶，所以永远是禽兽。而人懂得同姓不能通婚的道理，制定了婚姻嫁娶之礼，所以人类能够不断进化。唐人孔颖达说：”人能有礼，然后可异于禽兽也。

人类最初的进食习惯也与动物无别。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有些人的饮食习惯依然保留着明显的动物性。在儒家制定的食礼中，有些与抑制人的动物性进食习惯有关。

《札记·曲礼》：”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母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齿，毋歠醢。”

取饭时不要把饭抟成团，不要把手中的余饭放回食器，喝汤时不要倾流不止，上菜时舌头不要在口中作声，不要把骨头啃得有响声，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食器，不要把肉骨扔给狗，不要专吃最好的食物，不要用手扬去饭的热气，吃黍时不要用错餐具（要用匕，不可用筷子），吃羹时不要连羹中的菜都不嚼就吞下去，不要重调主人已调好味的羹，不要当别人面剔牙，不要重调主人已调好味的肉酱。

如此等等，可谓详尽之极。即使是吃饭，人也应该在举手投足之际显示出自己的修养，”知自别于禽兽”。这正是食礼中所隐含的礼义。

其次，礼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区别，是指族群与族群，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相传孔子作《春秋》，以为万世龟鉴。后人对于孔子为什么作要《春秋》有很多讨论。

韩愈在他的名著《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他认为，一部《春秋》，讲的无非是严夷夏之别。而夷夏之别无非是一个”礼”字。

当时王纲界纽，周边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乘机进攻中原。在此过程中，有些诸侯国不能保持既有的先进文化，反而被蛮风陋俗所化。对于这样的诸侯国，只配把它当夷狄看待，因为它已经失去中原先进文明的资格。相反，有些夷狄之邦向慕中原文明，为之所化，则不妨将它们与中原的诸侯同等对待。

韩愈认为，春秋乱世，本质上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即”礼”者与”非礼”者，谁统治谁的斗争。而历史的进步，往往是在文明战胜野蛮之后。如果我们再读《左传》，对书中触目皆是的”礼也”、还是”非礼也”的史评就觉得十分自然了。

第三，礼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孔子在回答鲁哀公”君子何贵乎天道”之问时说：”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笼照大地，哺育万物，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它昼夜交替，寒往暑来，具有不可逆转的力量。

儒家看到了天地的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为孔子的天道观。宇宙永存，自然法则不可改变，是天然合理的。人类社会要与天地同在，就必须”因阴阳之大顺”，顺应自然规律，仿效自然法则才能生存。

治国、修身之道只有与天道一致，才是万世之道，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儒家认为礼就是天道在人类社会的运用，儒家在礼的设计上，处处依仿自然，使之处处与天道相符，由此取得形而上的根据。

《礼记·礼运》：”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事，协于分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赵简子与子大叔的大段对话。子大叔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他详细地说到礼如何”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以象天明，以从四时”，是仿照自然法则而制定的，”故能协于天地之性”，所以是”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

《礼记·乐记》：”礼者，天地之序也。”《左传》文公十五年，季文子云：”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左传》成公十六年，申叔时云：”礼以顺时。”

第四，礼是统治秩序。古代中国在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以及并列关系的处理原则，都用”礼”的形式来体现。如天子对于各诸侯国，要定期进行视察，以便了解下情，称为”巡守礼”，《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

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所以说，朝觐之礼是要明君臣之义。至于诸侯之间，则要定期聘问，以联络感情。这些礼制对于维系一个幅员辽阔的王国，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礼是国家典制。国家典礼都是按照以人法天的原则制定的。天子与北极天帝相对应，天乙所居在紫薇垣，则天子所居称紫禁城。《周礼》设计出一套理想官制，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六官各辖六十职，共计三百六十职，象征天地三百六十度。

隋唐以后，这套制度成为历朝的官制模式。称职官制度为职官礼，称军政制度为军礼，甚至连营造法式，也因品阶官爵高下而异，处处包含等级制度，所以也是处处为礼。

第六，礼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准则。儒家认为人的活动，应该符合于”德”，要体现仁、义、文、行、忠、信的要求，为此，根据德的行为要求，制定为一套规范，也称之为礼。如婚礼应该如何举行，丧服应该如何穿着，对父母应该如何服侍，对尊长如何称呼等等。

儒家将伦理道德归纳为一系列准则，认为是社会活动中最合理的原则，《礼记·仲尼燕居》说：”礼也者，理也。《礼记·乐记》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礼又是为政者不可须臾或离的大经大法，《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左传》僖公十一年：”礼，国之干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叔向云：”礼，政之舆也。”《左传》昭公十五年，叔向云：”礼，王之大经也。”

礼又是君子的立身之本，《左传》成公十三年，孟献子云：”礼，身之干也。”在社会生活中，礼是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是诸事之本，《礼记·曲礼》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人要施行行道德仁义四事，不用礼则无由得成。要通过教人师法、训说义理，来端正其乡风民俗，不得其礼就不能备具。争讼之事，不用礼则难以决断。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等等的上下、先后之位，也必须根据礼才能确定。从师学习仕官与六艺之事，没有礼就不能亲近。班朝治军，涖官行法，只有用礼，才有威严可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也只有依礼而行才能诚敬。

第七，礼是人际交往的方式。人与人交往，如何称乎对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如何宴饮等等，都有礼的规定。行为合于礼，是有教养的表现，反之则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在双方并未见面，用书信交流时，也有特殊的礼貌用语。

礼的内涵是如此丰富，因此，尽管中国是礼仪之邦，但是没有人可以用”一言以蔽之”的方法给”礼”下一个定义。已故著名礼学家钱玄先生说，礼的”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礼学实际上就是”上古文化史之学”。（《三礼辞典·自序》）这是非常精到的看法。

尽管”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但是要用简明扼要的文字给礼下一个定义，却绝非易事，因为它的内涵实在是太过丰富，难以包容。

已故著名礼学家钱玄先生在《三礼辞典自序》中说：”今试以《仪礼》、《周礼》及大小戴《礼记》所涉及之内容观之，则天子侯国建制、疆域划分、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役财用、冠昏丧祭、服饰膳食、宫室车马、农商医卜、天文律历、工艺制作，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其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以三礼之学，实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学。”

钱先生的看法很有见地。”文化”一词，究竟如何下定义，据说迄今已有不下两百种说法，无法定于一说。中国的”礼”，实际上是儒家文化体系的总称。

内容转载自【辅仁文学社】，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