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琵琶湖,群山环绕,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环湖风景也是一绝。琵琶湖家家户户都养鱼,但他们养鱼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保持水的清澈。好奇的朋友们,我双手奉上了攻略。
因为我的公司在日本有公司,所以很向往日本。带着我的期待,我终于有了这次日本之旅。
我从香港直飞关西机场,飞行时间大概4个小时。我是一个对一切都好奇的孩子。四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我根本没有睡觉,一路上都在欣赏风景。
飞机上的天空很美,怎么会困呢?
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是日本时间晚上9点了。我在滋贺县的酒店预订了房间。我一出机场,酒店的车就在机场外等着我们。我们去京都中心区吃日本最正宗的拉面吧。
这是接我们的车。它能坐七个人。因为有行李,坐七个人刚刚好。
这家叫采花亭的面馆,已经是晚上十点了。都是客人朋友,还得等桌。幸运的是,我们有一家酒店为我们预订了一张桌子,所以我们可以在到达商店时立即订购。很好吃。我甚至喝完了我的面汤。
晚饭后,酒店的车会马上送我们去酒店,从京都到滋贺县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因为网上找的酒店是电话直接订的,所以没想到服务可以这么周到。在机场等我们,帮我们预定我在网上找到的小餐馆,真的很惊喜。到了酒店我更惊讶了。我以为只是个小民宿,没想到这么漂亮。
酒店外观
这是一楼的前台。有家的感觉吗?
针河的水很有名,所以这家酒店的水都不用自来水,但是针河(天然地下水源)的水喝起来很甜。
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吃早饭前去酒店逛了逛(早餐酒店有一家,我们已经订好了,不用担心)。
酒店的后花园很高,里面有很多鱼。酒店的人说,这里家家户户都养鱼,鱼可以净化水源,世代相传。
水是如此清澈。
早上空气很好,呼吸这里的空气感觉很有精神。我在后院走了一圈,觉得很饿。这家酒店有餐厅,我们都很满意这家酒店。这里的员工真的都挺友好的,不像一般城市。服务虽然客气,但都有距离感。这里的员工给我们一种家庭的感觉,他们非常友好和善良,一点也不。可能很少有中国人来这里玩。他们对我们挺好奇的,跟我们聊了很久,还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当地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很可爱的日本女孩,会说几句中文,去过几次中国广州。我们很惊讶,和她聊了很多。我给她介绍了广州很多有名的景点,然后她连微信都有了。她说她在上海有一些朋友,他们经常使用它。他一边说着,一边忘记了早餐时间。
女孩告诉我们,这里的食物都是当地农民种植的,产自这里。很新鲜。每天早上六点从附近村民家收鸡蛋。它们被直接打在米饭上生吃。说实话,我在国内绝对不敢这么吃,因为怕肠胃不适。我按照姑娘介绍的方法试着吃。真的很甜,滑滑的,一点腥味都没有(这里的湖里也养了鱼。需要提前腌制,然后油炸。这么多早餐,反正我在清算。非常好吃。
吃完饭有时间去看看这家餐厅。装修真的很好。
在餐厅,你可以选择坐在榻榻米上或者那边的餐桌上。
酒是酒店自己的酒厂酿的,但是用的是这里的米和水。晚上一定要来尝尝。
餐厅的设计很特别,鱼在桌下游动。
所有的水都可以直接饮用。让我试一试。这水肯定是甜的。这个喝水的过程真的很享受。
除了餐厅,酒店一楼还有服装店,里面陈列着各种可爱的游戏,非常吸引人。
太吸引人了,所以拍了很多照片。我感觉我可以在这个酒店呆上一天,但是我不会甘心被困在这个有趣的地方。今天,我们将在村子里逛逛,了解这里的文化遗产。认识更多的人和事。
在村里逛了逛,看到的建筑都很有日本特色,不像京都市区已经城市化了。路上遇到一个老婆婆,她说自己的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很少回村里。虽然我们听得不太懂,但她说话很热情(因为她说的是很土的农村日语),很亲切。
>这些水草,是很娇贵的,有任何污染它都不能生存的,所以只要看到这些小草,就可以放心喝水。
这就是净化水源的鱼,每家每户都会有鱼池的,有的鱼可以养到三四十斤,有一家的鱼非常大,主人也盛情邀请我们进去看,我们看了,很是惊奇,里面的鱼非常庞大,主人说这些鱼他们是不会杀来吃的,只是一直那样养着来净化水源。
这条村子不大,但是逛一天是没有问题的,午餐我们是吃自己带的面包,在村子里面找一个院子解决的,环境好空气好,吃个面包也是很不错的,哈哈!村子是没有开发的成旅游区的,所以不会有哪些小吃的。但是美景又太吸引我们去探索,所以我们决定不回去酒店吃午饭了。我们一下子就逛到下午五点多了,回程去酒店吃晚餐。
菜色的选择还是挺多的,不过因为选择太多了,所以很难决定吃什么,最后决定了员工推荐的定食琵琶湖的樽鱼做成的料理和针江的特色定食,当然啤酒和清酒是必须的,真的非常好吃,又是清盘的节奏,豆腐很特别,跟我们一般吃到的完全不一样,很滑很嫩,好想带走,可惜员工说带走不好吃,宝宝想哭。
吃完晚餐就洗洗睡啦(不要说我猪的节奏,因为村子里面没有夜生活的,而且晚上说话都不能喧哗的,我们入住的那天员工就特别说明了)我要给这个村子留下我们国人的素质。
这家酒店有很大的浴缸可以泡澡,浴室又大又干净,热水也很热,泡得很爽,所有的疲劳也仿佛没有了。(这些照片我都是问过老板才拍的,因为日本拍照是很敏感的,特别是浴室)。
早上起床,我们吃了简单的饭团就出发下一个地点了。
琵琶湖畔的静夜,想起了日本的文学名著《源氏物语》。
滋贺的朋友告诉我,一千年前,紫式部曾在湖边不远的石山寺居住过,并在此写作堪称日本历史画卷的《源氏物语》,琵琶湖的秀美风光点燃了她的创作灵感,明月为才女剔烛,湖光替文稿润色。你看,琵琶湖畔的风物在紫式部细腻的笔下,是何等的静美动人:“淡淡的秋意,别具一番难以言表的情趣。湖畔的树梢,渠边的草丛,既星缀了点点枯黄,傍晚的天空也在晚霞映照下显得格外亮丽与深邃。晚风渐凉,夜色渐浓,周围渐由朦胧而幽暗,渠水的低吟与彻夜的诵经声和谐相融,让人不辨彼此。”难怪滋贺人都骄傲地说,琵琶湖是这部鸿篇巨制的灵感源泉。是啊,当年紫式部眼中的琵琶湖已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牵动着人们的心弦。
《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成书于平安时期宽弘五年(公元1008年),被称为日本的《红楼梦》,却比《红楼梦》早了七个多世纪。全书共54回,近百万字。这部长篇巨著,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平安时期的贵族生活,把现实主义精神与抒情笔调结合在一起,成了王朝物语的顶峰,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紫式部永载日本文学史册,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64年选定为“世界五大伟人”之一,享誉世界文坛。
《源氏物语》产生的时代,是平安王朝贵族社会的全盛时期。当时的上层贵族多将公务交给中下层官员办理,即使被任命为地方长官(领国守护),也不去任地供职,实际事务由“代官”处理,自己在平安京“遙任”,凭借特权,恣意享乐,表面上歌舞升平,太平盛世,实际上却充满了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皇室外戚藤原一族把持摄关政治,独揽朝纲,扩张庄园,但家族内部也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皇室贵族则依靠大寺院,设置上皇“院政”来抗衡。而中下层贵族虽然多有才能者,也难以得到晋升的机会,于是纷纷另寻出路,导致地方势力迅速抬头。广大庄园百姓不堪领主的压迫和剥削,频频反抗,此起彼伏,多次爆发武装暴动。可以说整个社会危机四伏,“已经到了盛极而衰的时期。”
考据历史,到了平安时期,母权家族制度仍是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贵族们为了获得或者保持皇室的外戚地位,都不惜成本,倾尽全力,以把自己的女儿培养得更具才华,更加出众,从而造就了众多极有文化才能的女性。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刻上了明显的“女性”痕迹。紫式部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紫式部出身家道中落的中层贵族。本姓藤原,据野史记载原名香子。出任宫中女官后,按时尚以其父官职取名藤式部,后来因《源氏物语》女主人公紫姬为世人传颂,故改为紫姓。其曾祖父藤原兼辅曾任中纳言,并是《后撰和歌集》的主要歌人之一。其父藤原为时曾先任式部丞,后失宠转任越前守等地方官,对中国古典文学很有研究,兼长汉诗与和歌,常应诏入宫参加由亲王主持的诗会。书香门第出身的紫式部,自幼聪慧,天赋过人。其兄随父学习汉籍,她在一边旁听却往往先领会。受家风熏染,她博览了家里收藏的中国典籍,特别是白居易的诗文,汉文学造诣很深,而且对佛学和音乐、美术、服饰也颇多研究。
自古红颜多薄命。紫式部这位才学出众的女性,生活中却非常的不幸。花样年华的她,却嫁给了年长自己26岁的藤原宣孝,宣孝当时也是一个担任筑前守的地方官。婚后生下一个女儿贤子。可结婚未满三年,丈夫就染上了流行疫病,撒手人寰。紫式部从此芳年守寡,过着孤苦的孀居生活。她曾做歌多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我身我心难相应,奈何未达彻悟性。”吐露了自己力不从心的孤独、痛苦、哀伤和绝望的心境。
大约宽弘二年,时任太政大臣权倾一时的藤原道长,其长女彰子被一条天皇册立为中宫。于是,藤原道长将名门才女都召入宫作女官,侍奉中宫彰子。紫式部也在被召之列,担任中宫的侍讲,主要给彰子讲解《日本书纪》和白居易的诗文。她的才华得到了一条天皇和中宫彰子的赏识,为此,天皇赐给她“日本纪的御局”美称,并给予她优厚礼遇,如随中宫出行,她的座车跟在中宫和皇太子之后,位列第三,排在了弁内侍、左卫门内侍的前面。
在宫里,紫式部有机会更多地观览宫中藏书和艺术精品,直接观察深宫内廷的生活。对皇亲国戚的兴盛和衰败,权贵的暴虐专横,宫中的阴谋内幕,女性的不幸遭遇有了全面、深入和感性的了解。这样一个聪慧敏感的才女,当然对贵族社会与生俱来不可克服的矛盾和衰落趋势有着较深的感受。她也因此隐隐感到不安,为之苦闷和无奈,于是赋歌抒发胸臆,流露出自己入宫后紊乱无奈的思绪。
凝望水鸟池中游,
我身在世如萍浮。
独自嗟叹命多舛,
身居宫中思绪乱。
长时间的宫廷生活体验,尤其是经历了同时代妇女婚姻情爱的精神炼狱,为她积累了文学创作的厚实基础,加上深厚的文学素养,得到琵琶湖美丽风物的滋润,孕育激发了她写作的激情。哪怕是被人嫉妒,招来闲言碎语,她也激情不减。她在《紫式部日记》中宽弘五年十一月份这么记述:“奉命行将进宫,不断忙于准备,心情难以平静。为贵人制作小册子,天亮就侍奉中宫,选备各种纸张、各类物语书、记下要求,日夜誊抄,整理成书。中宫赠我雁皮纸、笔墨,连砚台也送来了。这不免招人遗憾,微词纷纷,有指责说:‘伺候深宫还写什么书?’尽管如此,中宫继续赠我笔墨。”
紫式部主张文学写真实,知世相。《源氏物语》体现了她的“真实”文学观,小说表现的内容,无论是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还是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都真实反映了当时宫廷生活和贵族社会的实相,皆能找到贵族生活的影子和人物的原型。紫式部自己也说,“都是真情实事,并非世外之谈。”在我看来,《源氏物语》并非肤浅的言情小说,而是珍贵的文化史料,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风俗史料。今人阅读这部物语,就如同穿越时光隧道,又来到一千多年前平安时期的琵琶湖畔京都古城。
读过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日本文学史,书中评论说,《源氏物语》的主题可以解释为“物之哀”,即“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之情”,包含了赞赏、亲爱、共鸣、同情、悲哀、伤感、愁苦和郁闷的情绪。它不是一般文人寄情花鸟风月的咏叹,或者顾影自怜的呻吟,而是个人命运与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交织产生的复杂心理过程。紫式部通过《源氏物语》表达的“物哀”,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对人物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愁最为突出;二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于对人情百态、天下大事的咏叹之中;三是对自然美的动心,尤其是季节变化带来的无常感。
对这一说法,我颇以为然。客观地说,紫式部以“真实”为根底,运用日本传统美学“物哀”的艺术表现手段,揭示了贵族社会盛极而衰的历史趋势,隐蔽式地批评了平安王朝贵族社会的糜烂生活和颓废风气。川端康成在《日本文学之美》中,就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源氏物语》集中表现王朝的美,后来形成了日本美的传统。我年轻时说过,《源氏物语》灭亡了藤原氏,灭亡了平氏、灭亡了北条氏、灭亡了足利氏、灭亡了德川氏,听起来这些话很粗暴,但非全无根据。倘使宫廷生活像《源氏物语》那样烂熟,那么衰亡是不可避免的。‘烂熟’这个词,就包含着走向衰亡的征兆。”“综观古今,东西方几乎所有艺术的最高名作,都是在这种危险时期出现的。这是艺术的宿命,也是文化的宿命。”另一位日本学者龟井胜一郎说得更加明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源氏物语》是烂熟了的王朝的“病态部分”。在从藤原道长至赖通摄关政治的黄金时期,也可以说在藤原家族的荣华顶峰时代,读这部物语的人,无疑在内心底里会感觉到其荣华已开始从内部腐败和逐渐崩溃。同时应该会感觉到也是自己的崩溃。
根据《紫式部日记》载录,紫式部曾把写成的部分书稿诵读给一条天皇和中宫彰子听,天皇大加赞赏,因而宫中男子也相互传阅,好评不断。连彰子之父藤原道长还动员“能笔”多人,帮助她书写手抄本。由此得见,紫式部写作《源氏物语》,得到了天皇的赞赏,中宫支持,甚至摄政的太政大臣的帮助。写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幸好善于学习的日本民族当时还没有学会如何兴文字狱,才让这部高度写实的文学巨著连同其作者,没有遭际焚书坑儒的厄运。否则,日本古代文化由“唐风时代”向“国风时代”的过渡将被延缓,日本文学发展史和美学发展史也将被改写。
读《源氏物语》,可以感觉到书中无处不在的佛教理念和佛教美学。一千年后,我们徜徉在琵琶湖边,仍然感受得到佛教日本化的浓重痕迹。
下午,我们慕名访问以琵琶湖八景之一的“三井晚钟”而著名的三井寺。三井寺原名圆城寺,因为寺里有曾为飞鸟时期后半叶天智、天武、持统三位天皇提供水源的灵泉“三井”,人们习惯称之为三井寺,时人还有称为御井寺的。
日本的飞鸟时期正值中国隋唐时代,由于摄政的圣德太子大力推行,中国的佛教文化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形成了一种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飞鸟文化。随着佛教寺庙的兴盛,雕刻、绘画以及佛像的雕塑等艺术也得到发展,寺庙成了大陆文化和流行艺术的“博览会”,因之诞生了完全不同于平民简陋茅舍的寺院建筑文化。日本美术史学家久野健如此评价:日本7、8世纪的雕刻是从北魏至隋唐的中国雕刻史的缩影。
这位天智天皇,即是学习仿效唐朝的国家统治制度,依靠留学隋唐的“海归”们,实现了著名的“大化改新”的中大兄皇子。就是这位天智天皇,迁都近江大津,并制定了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近江令》。通观日本历史,大化改新是日本古代的一个转折点,它以中国化为最高理想,(正如明治维新以西洋化为最高理想一样),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开始,也是日本由弱变强的开始。持统天皇是日本第三位女天皇,与天武天皇为一对夫妻天皇。而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则是积极引进和信奉佛教的大和王朝大贵族苏我马子的外甥女。
走进三井寺,在感受佛教氛围的同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寺内二十多座寺院建筑,就有十几处被列为国宝等重要文化遗产。仔细参观了于1599年重建,属桃川文化代表建筑之一的国宝级金堂,在閼伽井屋凭吊过三井灵泉,陪同的松井佐彦先生引我们来到钟楼和灵钟堂,去探索三井寺文化的奥秘。松井佐彦是湖南人民的老朋友,多次来华访问,为日中友好做了很多事情。他给我们介绍了灵钟的传说和三井晚钟的故事。
位于比睿山南麓的三井寺,由天台宗高僧圆珍于贞观元年(859年)兴建,初为延历寺别院。至天台宗圆仁法系的良源任比睿山延历寺第十八世座主时,圆珍门派的余庆率本门僧众退于三井寺,另树法幢,形成山门和寺门分庭抗礼之势。三井寺从此成为天台寺门宗的总本山。据说在承平年间,家住大津的武士田原藤太秀乡替琵琶湖的神龙射死了前来抢夺龙女的蜈蚣精,神龙因此送了这个灵钟作为酬谢,田原藤太秀乡又把它捐赠给三井寺供奉起来。每当有吉庆之事,灵钟便会自行鸣响,如果有灾祸发生,钟即出汗,怎么也敲不响。灵钟在人们记忆中敲打了三百多年以后,三井寺遭遇了一场浩劫。比睿山武藏坊的弁庆仗着人多势众,率领僧兵打上门来,烧砸抢掠,把灵钟抢上山去。钟很沉,在拖拽当中,一只吊耳被拖断。为庆祝这次门宗之争的胜利,弁庆把灵钟挂在山上的大讲堂,可是一敲打,发出的声音却是喑哑的“不、不”。僧侣们一听不是原来优美的音色,认为不吉利,于是生气地把钟推下了山谷。精美的大钟被摔裂了。后来三井寺的僧人把灵钟找了回来,盖了一座灵钟堂把它保护起来免受敲击,现在已成为镇寺的国宝。漫长的岁月里,三井寺几遭战乱毁损。到了文祿元年(1592年),统一日本不久的丰臣秀吉命令恢复重建三井寺,丰臣秀吉去世后,丰臣家又请三井寺长吏铸造了现在的这口梵钟。从此,不论是除夕时候还是平日黄昏,三井寺那深沉悠远的钟声,长久地为琵琶湖畔带来了庄重和谐的美感。并与平等院、神护寺的钟一起,被选为日本的三铭钟之一。
说到三井寺,必然要提到比睿山。而要了解日本的佛教,就不能不了解比睿山。
比睿山是日本的佛教胜地,自奈良时代起,就已成为佛教修行之山。当时的近江守藤原仲麻吕(公元706—764)登比睿山时,写下咏柳诗一首,其中有“近江惟帝里,比睿是神山”、“宝殿临空构,梵钟入风传”的诗句,描绘了当时经堂佛塔巍峨庄严,梵呗钟声清幽袅袅的景象。延历四年(公元785年),日本的一代高僧最澄在奈良东大寺受戒后,为追求严格的佛教修行,探寻天台宗教义,入比睿山结庵苦修,三年后创立根本中堂,供奉药师如来佛,称一乘止观院。延历二十三年(公元804年),最澄作为留学僧,随第十六批遣唐使西渡入唐取经,研修天台宗、禅宗、大乘戒和密教等佛学。翌年回国重返比睿山,大力倡导弘扬天台宗,成为日本天台法华宗开山鼻祖。由于采取高度折衷主义的教义,天台宗吸引了大批的信众,他创建的寺院也被嵯峨天皇赐名为“延历寺”,确立了比睿山作为了日本天台宗大本山的地位,并成为镰仓佛教的思想源流。后来日本许多有影响的佛教人物,如创立和光大日本净土宗的法然、亲鸾,日本临济宗祖师荣西、曹洞宗祖师道元、日莲宗祖师日莲等,都曾在比睿山修行或游学过。
这么一座佛教名山,在日本的战国后期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十五世纪中叶,日本爆发了应仁之乱。室町幕府已衰微得无力驾驭局势,各方大名(注:地方军阀)无视幕府将军和天皇朝廷的存在,各领国和氏族内部频频上演氏族分裂、家臣背叛、领主造反、武力夺权的闹剧,开始了日本史上长达一百多年的“战国时代”。那些战国大名们武装割据,叱诧风云,把日本列岛搅得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乱世出英雄,历史把尾张国(今爱知县)的织田信长推到了战国的中心舞台,重新统一日本的重任奇迹般的落在了这个幸运儿肩上。
织田信长原来只是地处偏僻的尾张国一个根基浅薄鲜为人知的小领主,其祖上也不过是从越前国(今福井县)流落到尾张的土豪。织田信长自幼就与众不同,到青少年仍被人看成“尾张的大傻瓜”。日语的“傻瓜”一词,与表“白痴”的汉语词汇语义不同,主要表达浪荡无行、举止乖戾、毫无作为等含义。继承了家督以后,众家臣仍不看好织田信长,只有一位来自九州的高僧认为,“此子有异象,日后必成大器。”果然,他只用了七年时间,在25岁时,巩固了自己在氏族内的统治,统一了整个尾张国。永禄三年(公元1560年)在桶狭间合战中,运用奇袭斩首战术,杀死骏河国(今静冈县)的累世大名,当时最有实力夺取天下,被誉为“东海道一弓取”的今川义元,创造了日本历史上以寡破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从而26岁就名震日本。在随后铁马冰河的征战中,织田信长先后吞并美浓(今岐阜县),会盟清州,风光上京,实现了与德川家康长达20年间的盟约,扶植足利义昭为室町幕府第十五代将军,挟天皇和幕府以令天下,开始了“天下布武”统一日本的征程。到1569年,织田信长的势力已经控制了近畿地区,以及堺、京都、奈良等经济富足的城市。
琵琶湖所在的近江国(今滋贺县),因地处日本中部,自古为水陆交通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向有“征服近江者,可征服日本”的说法。古代日本的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经济实力雄厚,所以也有着自己的武士团,其武装护卫队足以与衰弱的天皇朝廷和新兴庄园领主对抗。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民信徒的大量加入,寺院军队已发展成日本割据地方的主要武装力量,也必然成为织田信长统一日本的极大障碍。而比睿山延历寺因支持浅井、朝仓联军,使织田信长屡屡受挫,成了他的眼中钉。元龟二年(公元1571年),织田信长在平定了近江南部地区一向宗信众的起义反抗后,立即下令围攻比睿山,并纵火烧山,延历寺根本中堂等建筑全被焚毁,僧侣信徒三四千人惨遭屠杀。
《织田信长传》评论他“无所畏惧、蔑视权威、残暴好杀、热爱艺术”,是性格行为矛盾复杂的一代枭雄,既是颠覆旧有秩序的“革命者”,重新统一日本的“风云儿”,更是藐视神佛、荼毒生灵的“第六天魔王”。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伊士在《日本史》中这么说:“在这个日本男人眼中毫无神明可言,他认为自己就是神。信长聚集全国的神像与佛像,他的目的不是要崇拜这些偶像,而是要这些神佛崇拜他。”弗洛伊士的话,为他火烧比睿山的行为作了注解。
历史就是这么嘲弄人,就在织田信长火烧比睿山11年后,公元1582年,他在西征途中夜宿京都本能寺,因亲信家臣明智光秀反叛,身负重伤,葬身火海。而他花费巨资历时三年在琵琶湖东岸修建,气势宏伟,雕饰精美的安土城堡,也被其次子信雄自己放了把火,烧成了一片废墟。
离开大津的前一天傍晚,漫步琵琶湖畔。高耸的王子酒店,披着瑰丽的夕晖彩霞,仿佛还未卸下纪念湘滋结好二十周年庆典活动的盛装。琵琶湖依然素面朝天,微波粼粼,泛着难以掩饰的沧桑和苍茫的底色。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琵琶湖,行着庄重肃穆的注目礼。只觉得,那是一面反映日本民族历史的巨大镜子,冬去春来,热风冷雨,不断擦拭着浑浊蒙昧的过眼烟云;是一册展示日本民族文化的巨幅画卷,晚钟晨帆,浩淼烟波,年复一年书写着文明发展的万语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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