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27日报道 瑞士网站3月25日发表文章称,中国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外国观察家并不总是能够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应当有更多的西方决策者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
文章讲述了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理事会副会长马琳·阿姆施塔德的一段经历。
回想起2013年首次到中国人民银行开会,阿姆施塔德感觉仿佛就在昨天。那次会议涉及开发一个能相当准确地预测通货膨胀底部拐点的指标。
“我作了展示,”阿姆施塔德说,“我说了一遍又一遍。”但没有提问,没有兴趣,什么都没有。多年前,这名经济学家与金融市场专家曾为美联储开发过一个类似的指标。
那次与中国央行官员的后续会议定在了接下来的几天。阿姆施塔德重新作了报告,解释她曾在纽约做过的事情,以及她会如何为中国研发一个相应的指标。但双方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散会了。
“当时我想,就这样了。”阿姆施塔德回忆说。几天后,中国人民银行打来了电话:这位金融市场专家说服了中国的央行官员使用这款模型。现在,该指标已经有了第一个版本。
阿姆施塔德说:“中国央行官员现在开放又易于接近。”她说,例如央行相关负责人会坦率地承认中国经济数据的不足之处,“现在我也能同他们相当开放地讨论挑战了”。
文章称,这个瑞士人现在知道中国是如何运作的了。例如,中国人在决策时有时不紧不急,但之后事情可能会立即快速进展。阿姆施塔德早在2005年就已经对中国感到好奇,那时她在美联储的研究部门工作。“围绕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讨论吸引了我。”
2012年,阿姆施塔德终于得到了为国际清算银行到香港工作四年的机会。阿姆施塔德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我察觉到,中国从长期来看将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大国。”她当然不想四年后就返回瑞士。阿姆施塔德权衡了各种选择,决定在中国南部大城市深圳申请教职。香港中文大学在那里设有分校,约有6000名学生。阿姆施塔德目前教授有关中国金融市场的课程以及货币银行学。
现在,阿姆施塔德与丈夫一同在深圳这个她认为“奇妙而疯狂的城市”工作。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理事会的工作要求她往返于中国和瑞士之间,她大约有30%的时间是在家乡度过的。“我很幸运能兼获两者,中国和瑞士。”阿姆施塔德说,“然而,中国是我们一生的经济故事。”
文章指出,这也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外国观察家并不总是能够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尤其是改革方面。阿姆施塔德不认可所谓的金融部门改革进程停滞的说法。她想指出,银行存款和信贷的利率管理事实上还是有效的。
文章称,中国政府经常先对革新进行小规模试验。例如,中国已经分别在不同城市试验了40种不同的信贷风险评估模型。
阿姆施塔德表示,正是由于中国如此复杂和重要,所以应当有更多的西方决策者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她说:“人们不能在新加坡的彭博社终端上理解中国。”中国企业会系统地派遣职工到欧洲和美国学习或工作。“中国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多很多。”阿姆施塔德凭个人经验说。
文章称,阿姆施塔德暂时没有计划彻底返回瑞士,她认为中国的发展非常激动人心。她现在正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华人教授以及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相关负责人合写一本有关中国金融市场的书,这部作品将于今年秋天出版。之后,她还将继续在深圳生活,因为还有一些东西要学习。她的格言是:“走过去,仔细看。”
外媒称西方长期低估中国发展:中国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
参考消息网3月6日报道 瑞士网站3月4日刊登题为的文章,作者为弗朗齐丝卡·舍芬。文章称,中国长期被西方低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东亚问题专家埃伯哈德·桑德施耐德说:“问题在于,我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被我们自己的错误观念羁绊。”1998年至今,桑德施耐德一直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研究重点是中国和国际关系。他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崛起和欧洲没落的书籍。他的结论是:“在过去40年中,我们所有人都未正确评估中国的主要发展。”
文章称,十年前,不少专家还怀疑中国能否通过经济发展成为西方的竞争对手。如今,诸如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在技术上已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桑德施耐德指出:“从长远看,可以排除中国出现西方式民主化模式的可能。”他继续说道,共产党已使中国经济对准战略问题并通过政治推动力加速其发展。
文章表示,中国仍然谨慎,但始终保持着日益增强的全球自我定位路线。中国人成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争取到更大的经济影响力。
文章称,虽然在军事上他们仍处于弱势,无法挑战美国,但技术领域的斗争已全面打响。未来十年将关系到谁会在数字化方面全球领先。对于谁来制定新世界秩序中的游戏——以及世界贸易——规则的争夺也将展开。桑德施耐德说:“谁拥有决定权?势力范围如何?在这些问题上的竞争尚无结果。”
文章还称,在这一背景下,不能只将中国局限于一个方面,该国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庞大的销售市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哪个方面正处于上风取决于发展。对战略上高瞻远瞩的中国而言,2049年建国100周年之际将是关键时刻。
参考读书|西方国家可从中国学到什么?
参考消息网1月31日报道 美国耶鲁全球在线1月26日刊登题为文章,文章摘要如下:
休·佩曼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恰逢其时的观点,即其他国家如何才能从中国的崛起中学到东西。
中国制度如何为西方所用
广州珠江两岸。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佩曼认为,中国的成功不在于意识形态、学说或政治,而在于过程,中国知道如何制定目标,并以务实的方式形成想法。有两个词代表着中国人思维方式以及未雨绸缪、自我革新能力的关键所在:一是“易”,意思是变化,二是“维新”,意思是不断更新。在过去的1400年里,中国三次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中国即将再次夺回这个位置。正因如此,佩曼理论的轨迹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由于欧洲和美国政府经常试图将其民主制度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所以佩曼要求我们思考,中国规划和实现目标的方式如何可以为西方所用。他描绘了一幅西方民主制度迷失方向、受到短期思维阻碍和选举周期制约的图景。在竞选过程中,西方领导人大谈变革,选民们似乎希望变革。然而,几乎没有人提出实现变革的路线图或脚本。在一个充斥“老掉牙的思维、简单化的口号和换汤不换药的政策”的体系中,政界人士无法确定现实中的优先重点。
由于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和欧洲共同构想的破灭造成了不确定性,我们不能忽视佩曼的观点。而且,关于威权主义抬头的言论太多了,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他对中国制度的挖掘。有些人曾经坚信,负责任的民主制度标志着社会发展的终点,但中国的制度向他们提出了挑战。
把儒家思想融入国家治理
人民币与美元 新华社发
中国变得富裕而自信。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在2016年之前的10年里,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0%以上,而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为12%、5%和3%。
佩曼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亚洲度过的,他做过记者、银行业者和顾问。中国领导人现在把儒家思想古老学说的信条融入了国家治理,是个完美的结合。孔子是2000多年前的政治家,蓄着长须,穿着飘逸的长袍,目光深邃。他强调等级、群体以及对年龄、传统和文化的尊重,以支撑自己的善政概念。儒家思想注重节制和妥协。民主不是个要素,至少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要素。西方往往是在听取双方响亮而激烈的争论之后才做决策。
南京夫子庙景区孔子塑像。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任何人如果看过美国脱口秀中的小段争论或者推特上围绕英国脱欧发生的争吵都必须承认,佩曼的观点有一定道理。显然是个拥趸的他写道:“我看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五个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成为第一世界经济体。儒家思想的故乡如今正在举行全世界最伟大的演出。”
中国领导人拥有长远眼光
提供了长远视角,巧妙地洞察了这个庞大国家的政府是怎么想的,计划实现什么目标,以及其与西方思维模式有何不同。
美国总统根据第二天的新闻周期行事,中国领导人则正在制定通往2050年及以后的路线图。
这两个系统目前是并驾齐驱的。在全书当中,围绕民主产生的问题始终显而易见。佩曼解释了这个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威权体系的内部运作方式,让读者来决定,如果失败的西方应该借鉴些经验来帮助自己摆脱目前的混乱局面,那么应该借鉴些什么。
美学者新著:失败的西方应该想想如何借鉴中国
参考消息网1月30日报道 美国耶鲁全球在线1月26日发表亚洲问题专家汉弗莱·霍克斯利关于英国著名中国问题观察家休·佩曼的著作的书评文章。文章称,此书提供了长远视角,巧妙地洞察了中国政府是怎么想的,计划实现什么目标,以及它与西方思维模式有何不同。而这些经验可供失败的西方借鉴,以摆脱目前的混乱局面。参考消息网编译全文如下:
在其著作一书中,休·佩曼围绕其他国家可以怎样从中国的崛起中吸取经验提出了及时的观点。然而,要充分理解这个观点,读者必须搁置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偏见。
被误解的中国完成了不可思议的任务:北京使7亿人摆脱了贫困,还形成了2.5亿人的中产阶层。自1980年以来,中国实现了从贫困国家到世界工厂的惊人转变,现在有望成为世界强国。
佩曼认为,中国的成功不在于意识形态、学说或政治,而是在于过程。它知道如何制定目标并以务实的方式形成想法。中国人的思考以及未雨绸缪、自我革新的能力都来自于两个词:“易”,意思是变化;“维新”,意思是不断更新。在过去的1400年里,中国三次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正因为如此,佩曼理论的轨迹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由于欧洲和美国政府经常试图将其民主制度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所以佩曼要求我们考虑西方该如何借鉴中国规划和实现目标的方式。他描绘了西方民主制度迷失方向、受到短期思维阻碍以及选举周期带来制约的图景。在竞选过程中,西方领导人大谈变革,选民们似乎也对此迎合。但是,几乎没有人提出实现变革的路线图或脚本。在一个充斥“老掉牙的思维、简单化的口号和换汤不换药的政策”的体系中,政界人士未能确定现实的优先重点。
由于唐纳德·特朗普的出现和欧洲共同构想的破灭造成了不确定性,我们不能忽视佩曼的观点。而且,关于威权主义抬头的言论太多了,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他对中国制度的挖掘。有些人曾经坚信,负责任的民主制度标志着社会发展的终点,但中国的制度向他们提出了挑战。
中国变得富裕而自信。该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在2016年之前的10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0%以上,而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为12%、5%和3%。
佩曼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亚洲度过的,他做过记者、银行业者和顾问。他见证了中国的转变——领导人现在把儒家思想的信条融入了国家制度中——这是个完美的结合。孔子是2000多年前的政治家,蓄着长须,穿着飘逸的长袍,目光深邃。他强调等级、群体以及对年龄、传统和文化的尊重,以支撑自己的善政概念。儒家思想注重节制和妥协,西方往往是在听取双方响亮而激烈的争论之后才做决策。
任何人如果看过美国脱口秀中的小段争论或者推特上围绕英国脱欧发生的争吵都必须承认,佩曼的观点有一定道理。显然是个儒家思想拥趸的他写道:“我目睹了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5个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成为世界经济体第一集团。而儒家思想的故乡如今正在举行全世界最伟大的演出。”
通过将政治抛在一边,审视中国的方法论,佩曼可能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提供了长远视角,巧妙地洞察了这个庞大国家的政府是怎么想的,计划实现什么目标,以及它与西方思维模式有何不同。如果失败的西方应该借鉴些经验来帮助自己摆脱目前的混乱局面,那他们应该想想借鉴些什么。
港媒文章:避免重大对抗 西方应更好了解中国文明
参考消息网1月21日报道 香港网站1月20日发表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的文章。文章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做法和影响机制带有偏见和不理解,与中西方文明差异有关。避免中西方文明冲突,与避免贸易争端同等重要。
文章称,在中国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惨败17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8年之后,就在中国似乎坚定地走上成为世界大国的不可逆转的道路之际,美国牵头进行的贸易战和技术抵制正试图打击北京。
文章认为,人们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这与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二战后推动经济复苏的做法没有根本不同。
文章指出,西方媒体现在充斥着有关中国惊人的技术成就的报道,以及所谓的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或其他违法行为的报道。美国司法部长提名人威廉·巴尔最近说,美国的“主要对手”是中国而非俄罗斯,这番话充分说明了美国对中国所谓“威胁”的认知程度甚为强烈。
然而,这场争端不仅限于贸易失衡和技术竞争。文章称,西方许多人即使不是完全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做法,也对其持怀疑态度。
文章称,更好地了解中国多变的历史,将使人们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当代中国的贸易做法和影响机制。第一个事实是,中国历来不愿意受到干涉。1757年,中国只有广州这个南方港口能对外国贸易开放。直到近100年后它才在东部沿海开放其他港口,当时西方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联盟强行打开了它的大门。
第二个事实是,中国仍然不善于向西方推销自己。儒家思想强调自律、自我牺牲、屈从于家庭价值观和等级制度,是一种很难推销给西方的理念。
第三,中国非常注重团结和统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填饱肚子,让社会井井有条。它还敏锐地意识到其众多人口的差异,包括许多尚未中产阶级化的农村人口。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届政府都在想方设法致力于维持秩序与和平。
文章称,中国在与西方打交道以及向西方示好方面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同样,西方应该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文明国家。如果说塞缪尔·亨廷顿在中的预测可以作为参照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并不是容易适合于西方式民主化的文明。同样,从长远来看,避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避免长期的贸易争端或技术禁令,即使不是更重要,也是同样重要的。
港媒文章:西方有什么权利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中国?
参考消息网6月11日报道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近日发表题为的文章称,西方应该停止指责中国人,并加倍努力恢复自己的元气。成功可能是最好的辩解。
文章指出,英国新闻杂志在3月份的封面报道中提到,西方欢迎中国加入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体系,希望中国“会演变成市场经济”,而且随着中国逐渐富裕起来,“中国人民会渴望民主自由、权利和法治”。
文章认为,这寥寥数语,显示出西方确实有一个“遏制”中国的阴谋。
文章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去年七月份在波兰发表的演讲中严重偏离方向,暗示这些价值观基本上与白人和基督徒有关。则比较带有理性地把这些价值观视为拥抱民主和自由市场。
文章称,剖析一下对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赞誉,归根结底,它所谈论的事情与道德几乎毫无关系,却与自身利益十分相关。
文章指出,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放市场时,这也创造了一个无法抵制的机会。这重新唤起了那个老式的、自私自利的英国格言:“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人衬衫的尾部增加一英寸,我们就可以让曼彻斯特的纺织厂继续经营一年。”
但十几亿中国人的商业能力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文章称,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制造出衬衫,还生产大量先进科技、工业和军用产品。曼彻斯特如今没有太多的纺织业——这就是问题所在。
文章称,当西方对二次大战后的经济繁荣自鸣得意时,很容易将自己吹捧为一种模式。然而,刺激这些自由市场民主国家发展的经济繁荣已经被证明是短暂的。因此,崛起中的中国现在被视为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上的而且是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
文章称,令人遗憾的是,西方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政治不和、反移民的种族主义、造成大量伤亡的枪击等后工业时代的病症,因而不再提供很好的模式。英国脱欧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可能预示着更大的政治分歧即将来临。
文章认为,也许西方应该停止指责中国人,并加倍努力恢复自己的元气。成功可能是最好的辩解。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也可以仿效中国的做法,让科学和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与中国看齐,并在下一代技术上进行大规模投资。
文章指出,西方还应该考虑40年来,它从中国获得了多少利益。中国为合资企业和技术合作开放了巨大的市场,从而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的催化剂。而当全球经济在2009年濒临崩溃时,正是北京投入巨资帮助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从而帮助挽救了当时的局面。
文章称,美国本身也尚未领会到,其自身的政治制度是在独特的政治事件汇合下形成的。其具体的民主品牌虽然令人钦佩,但却很难输出,也绝对无法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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