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沉迷于毒品 私人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Theodor Morell笔记

在纳粹德国，从希特勒到普通民众，从军队高层到普通士兵，大多存在滥用毒品的情况。纳粹的意识形态战，实际上就是毒品战。

希特勒参加游行。图片|视觉中国

2004年的一天，德国小说家诺曼·奥勒（Norman Ohler）在柏林遇见了一位老友。老友告诉奥勒一桩奇事：自己从位于东德的公寓衣柜里，偶然翻出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药品“柏飞丁”（Pervitin）。包装显示，其主要成分包括甲基苯丙胺，即“冰毒”。

出于好奇，老友吃下了三片“古老”的柏飞丁。服下第一片后，整个人异常清醒；服下第二片后，他心情极好，不由自主地想演奏音乐、唱歌；第三片下肚，他意识到，自己吃下的，的确是一剂非常强效的毒品。

这会不会说明，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类似于甲基苯丙胺这类的强效毒品并不少见呢？奥勒回忆起成长过程中，爷爷对于纳粹和希特勒的极力推崇：“那时候所有的事情都顺利，一切都非常干净、利落，人人都一心劳作，保持亢奋。”在一片致幻的药片和一个狂热、非理性的政权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关系呢？

希特勒宣称，“那些在德国边境居住的3,500,00居民也将受到政府保护”。苏丹坦镇的捷克居民听到此消息后欢呼。图片|视觉中国

这件事改变了奥勒的写作轨迹——他决定放下小说写作计划，选择不擅长的非虚构，“仿佛纵身跃入一池冷水，或只身闯入一片陌生的山林”。对于这一主题而言，历史的真实，比小说的想象重要得多。

五年时间里，奥勒穿行于各大档案馆，比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德国军事档案馆、德国达豪集中营档案馆、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档案馆、德国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德国柏林档案馆、德国军事私人档案馆。他埋首于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之中，用一柄放大镜“像个侦探一样”找寻解锁谜题的密码。

置身德国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时，奥勒一遍遍地翻看一本日程本。它来自特奥多尔·莫雷尔（Theodor Morell），希特勒的御用私人医生，而所有笔迹难辨的记录和标注，都指向同一个人——“病人A”。

与病人形影不离的私人医生莫雷尔（希特勒左后侧）。

如果判断准确，“病人A”无疑就是希特勒。这意味着，从1936年到1945年的9年、3000余天之内，对外宣称“禁欲”“纯洁”“无所不能”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其实以至少每天1到2次的频率摄入毒品。

沿着这条线索，奥勒首次全面、系统性地揭开了兴奋剂滥用对于纳粹社会造成的影响。2015年，他的作品《亢奋战：纳粹嗑药史》首次在德国出版，并在两年间被译成三十余种语言，畅销世界各地。

在《亢奋战》中，奥勒向读者清晰地揭示：在纳粹德国，从其开创者和领导者希特勒到普通民众，从军队高层到普通士兵，大多存在滥用毒品的情况，并通过毒品依赖，应对战争中的灾难性局面。纳粹的意识形态战，实际上就是毒品战。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药片形式的纳粹主义。”也就是说，为了维系纳粹这个“业绩至上”、奉行极端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药物滥用是必不可少的选项。

用奥勒的话说，“纳粹德国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毒品，而是不自由”。因为在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之下，对于“毒品”的界定，既可以是将异族（犹太民族）污名化并划归为“危险的毒贩”的言论和政治武器，也可以是其摆布民众的权力手段。

在纳粹宣传种族主义的儿童读物《毒蘑菇》中，禁毒与反犹宣传合流。“就像难以从好蘑菇里发现有毒的蘑菇，辨别老到的骗子、罪犯和犹太人常常也是很困难的。”

在《亢奋战》的结尾，奥勒不无忧虑地写道：“假如我们的核心结论是，在第三帝国，纳粹利用毒品作为人工制造的动员力量，用以替代随着时间逐渐减弱的意识形态动力，并借此维持领导集团的行动力，那么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之所以被揭开，并不是因为人们吃下了太多的毒品。”

《亢奋战：纳粹嗑药史》，（德）诺曼·奥勒，强朝晖译，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0

近日，谷雨与奥勒进行了对话。以下为对话内容。

元首竟是“瘾君子”

谷雨：你第一次读到希特勒私人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的遗稿时，是什么情形？

诺曼·奥勒：在德国柏林的联邦档案馆，我第一次读到莫雷尔的手稿，发现了一个事实：希特勒原来是靠长期注射毒品维持形象。

我读得越多，就越相信之前从朋友那里听到的故事并非虚构，而是有真实的历史凭证在，也就越坚信这条线索可以发展成为一本非虚构作品，我也从挖掘线索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乐趣。

1943年夏天，“病人A”（希特勒）的病历卡：上面第一次出现了麻醉剂优可达的名字。

谷雨：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诺曼·奥勒：莫雷尔的手稿特别难读。一方面，其中涉及大量的药剂名称缩写，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分辨出哪种药是哪种药；另外，他几乎每天都在记，事无巨细，要拣选出哪些东西对我的研究更重要，也不太容易。这是整个研究过程中最难的事。之前的历史学家，没人能解决这个难题。

谷雨：为什么看起来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却被历史学家忽视了呢？

诺曼·奥勒：那应该要问他们才对。可能是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在大学体系里教书，需要遵循既定的轨道，用严格的学术思维来思考。而这段历史又因为纳粹正统历史记载中的“禁毒”政策被掩盖了，所以可能没那么容易被发现。小说家就不一样了。我们不能只关注一个方向或领域，我们需要环顾四周，不停寻找新题材。

谷雨：在你之前，对于纳粹和毒品这一话题的研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你是如何突破的？

诺曼·奥勒：之前有一些学者写过几篇和这个主题相关的论文，但并没有被大众所知，也没有经过更深的挖掘和审视。

在我的研究开始之前，我和其中的一些学者聊过，他们也帮助我厘清了一些问题。比如乌尔姆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彼得·施坦因坎普，他是甲基苯丙胺和德国军事史的专家。他帮我列出了可以调查到相关史料的军事档案馆，因为档案馆的资料浩如烟海，找到需要的资料非常之难。而他对于哪些档案馆的哪些区域中有关于这方面资料，了如指掌。

谷雨：研究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的发现？

诺曼·奥勒：就是希特勒注射了大量的可卡因这件事。因为从小我们就从爷爷辈那里听说，希特勒是一个“纯洁”“禁欲”“完美无缺”的领导人，他自诩也是如此。所以当我发现他其实是个“瘾君子”，注射过大量的毒品时，是非常震惊的——这和我认知中的希特勒太不同了。

因健康问题而面容憔悴的希特勒，与被神化的元首有着天壤之别。

在纳粹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大背景下，似乎只有大量摄入毒品，才能使希特勒长期保持亢奋的状态，迎接德国战争中的一个又一个挑战，以比较光辉的个人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自己都从这个故事中获得了很多乐趣。我们太不常看到希特勒的这一面。因为历史常常是枯燥无趣的，而这一面的历史却如此生动有趣。

谷雨：作为一个长期写作虚构作品的小说家和编剧，决定开展这样的调查并不容易吧？

诺曼·奥勒：的确，但我认为写作者理应勇敢。

全民嗑药

谷雨：表面上看，纳粹的反毒品政策和它的种族主义、独裁统治密不可分，而《亢奋战》一书则揭露了这段历史隐秘的一角：从领导人到大众，从军队高层到普通士兵，几乎所有人都日常摄入毒品。该如何理解这种自相矛盾的纳粹禁毒之战呢？

诺曼·奥勒：禁毒，是纳粹对其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一部分，但不是现代生活真实的一面。因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德国，人们只是希望通过摄入毒品，使自己更适应大环境，表现得更为积极。这并不是彼此矛盾的。

当时在军队高层，其实也有人意识到了甲基苯丙胺的问题，认为它不仅对人体有害，还与纳粹的意识形态和“禁毒”政策相悖离，因此屡次提议限制其生产和使用。但上级回复说，既然这种药物有利于战争，能让人在变得更亢奋的同时服从命令，为什么不用呢？现实需要总比意识形态的要求更强有力，所以他们并不在意。

当然，德国军队大面积摄入毒品，也和当时希特勒对战局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关，和当时德国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有关。

1944年，德国海军开始研制“奇迹武器”，将“小型作战部队”投入战争，偷偷靠近敌人军舰，精准打击。这需要士兵潜伏在水下，无眠无休，保持战斗力。图为仅在士兵服过强效药后使用的“黑人”号单人鱼雷艇。

谷雨：集体狂欢、意识形态的洗脑、种族净化和优生理论……毒品似乎是纳粹政权自身一个颇为贴合的隐喻。你会如何解释纳粹主义和毒品的共生关系呢？

诺曼·奥勒：纳粹当时试图引进一个全新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自身是非理性的、超验的，它致力于将普通大众从日常生活中拔根而起，移植到一片虚幻之地——我们在统治着全世界，我们所在之处即是天堂。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毒品是非常实用的，因为它帮助纳粹创造了某种幻想，因为纳粹自身就是关于创造幻想的，它的整个体系都建立在虚幻的谎言，而不是扎实的真实之上。

在人类的日常之中，我们就是这么容易耽于幻想，这么习惯于怀抱某种梦想去生活。在这个层面来看，纳粹的确很“聪明”，因为它替人们锻造了这样的幻想，并说服人们去相信它。

谷雨：所以毒品只是纳粹政权内部一个结构性的、不可或缺的成分，还是只是被纳粹利用的工具？

诺曼·奥勒：我认为是后者，毒品只是被利用的工具，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将毒品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是反对、禁止毒品。

如果说意识形态的话，德国人的信仰应该是基督教，它提倡人们喝红酒，因为在基督教信仰中，红酒被视为耶稣的血。酒精，从某种程度上，也是被我们的社会所利用的。它会在人身上起到某种影响，比如唤起快乐、兴奋。如果你让一个德国人一辈子不喝啤酒，他可能会疯掉。

谷雨：《亢奋战》中的论点之一，就是我们对于“毒品”的定义——它究竟是被污名化的违禁品，还是战争中为国牺牲的标志，这其实是由统治阶层决定的，也就是说，对于“毒品”的定义，其实是社会政治及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毒品本身。是这样吗？

诺曼·奥勒：没错。当纳粹成为统治者后，突然说之前人们日常使用的某种药物是不好的，禁止人们再摄入，甚至把继续使用它的人投入集中营作为惩罚。

从中就能看出，对于“毒品”的定义是如何被政治决定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都取决于统治者。

谷雨：众所周知，纳粹是一个在国家层面对个人身体进行改造的极端案例。除了药物滥用之外，纳粹还用了哪些手段控制并改造人的身体？

诺曼·奥勒：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纳粹进行过令人发指的人体试验。这完全是非常可怕的反人道罪行。

不同时间段表现出精力不集中、困倦或睡意的S组受测者。

当时纳粹党卫军还成立了一个叫做“生命之泉”的机构，为的就是繁育出纯种的雅利安人和“超级人种”。它的入住条件是通过“种族纯洁”测试。经过筛选的女性住进去，和纳粹军人结合，生下更强壮的纯种雅利安婴儿。我对这方面很有兴趣，但目前还没有深入涉足。

不仅是德国故事

谷雨：在德意志第三帝国解体之后，德国军队和普通民众是怎么对待毒瘾问题的？有没有针对这一问题的全国性的方案？

诺曼·奥勒：没有。因为当时德国分裂成了四个部分，同盟国接手了药品监管的事务。对于当时的人而言，这个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当时几乎是无政府的状态了，军队也解散了，很多毒品流入黑市，人们从黑市上能买到。事实上，1945年的时候，因为一切都被毁掉了，人们从黑市上买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

军队解体、相关机构解散，没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出面处理这一问题，这导致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毒品问题还是颇为普遍的。一个例子就是“废墟女性”，即在德国战后处理废墟的女性，会比较普遍地吸食柏飞丁。

谷雨：书中提到，一些德国知名的制药企业，在二战期间参与了毒品的生产和研发。这本书出版后，它们有哪些反馈？

诺曼·奥勒：我在搜集书中资料时，和泰姆勒公司取得了联系，他们的发言人积极配合，给我提供了大量资料。书中所用的泰姆勒公司的照片就是他们提供给我的。

位于柏林-约翰内斯塔尔的泰姆勒药厂的过去，当年，每周有数百万粒柏飞丁药片在这里制成。

最初我们的接触是很顺畅的，但几周后，发言人说，领导要求他不能继续和我沟通了，因为公司不想对外塑造这种企业形象——“这个公司是依靠生产毒品起家的”。尤其是当时泰姆勒公司在筹备上市，形象尤为重要。

其他的一些药品公司也比较公开透明。比如拜耳公司，从来没有否认或隐瞒过他们曾经开发过海洛因，并曾同时将海洛因和阿司匹林推向市场的事情。

如今的泰姆勒药厂厂区已被废弃。

对于历史上业已发生的事，不同的个体会有不同的态度。这和国家一样，有的国家希望研究和探究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要如何做才能有效地避免灾难再次发生；而有的国家就一味地想隐瞒下来，抹去这段记忆。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谷雨：除了纳粹德国之外，你对其他国家的禁毒有研究吗？

诺曼·奥勒：目前还没有。不过我对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毒品政策很感兴趣，因为在当时日本军队内部也摄入过甲基苯丙胺；日本和德国是同盟国，有过非常密切的联系。

不过，在日本做研究，得到相关的资料可就比较难了，因为日本人对于揭露过去的历史怀有戒心，非常敏感。当然，如果能做这方面研究的话会很有趣，对于一名日本作家而言，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话题。

谷雨：《亢奋战》目前被译成三十余种文字，证明它是一部相当成功的畅销作品。但读者中依然有反对之声，网上有人评价它是“记者所写的娱乐性的历史”“文学过多地介入其中”，认为这本书不属于严肃历史的范畴，只是展现了“经过筛选的部分事实”。你如何回应这些评价？

诺曼·奥勒：我不觉得他们说的是事实。可能因为这本书语言风格的缘故，一些历史学者不能接受。因为在德国，历史书一般都写得一板一眼，比较无聊，不然就不被认作是“严肃的”历史作品。

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历史可以写得非常流畅好读，但也依然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审读的基础上，依然是严肃的历史作品。我认为我做到了。

当然，就像诸多其他的历史作品一样，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和陈述也是可以被质疑的，我认为有反对之声是很正常的。

谷雨：回到你写《亢奋战》的初衷，你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你会如何界定它呢？

诺曼·奥勒：我想为已发生的事实提供更详实的解释，想为这段历史呈现更丰富多彩的解读视角。一个故事，它未曾被知晓，碰巧被我知道了，我必须写出来。

纳粹的历史不仅影响了德国历史，也影响到了欧洲的历史进程。因此我希望能为德国历史，甚至是欧洲历史贡献一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德国的故事。

关于诺曼·奥勒

诺曼·奥勒（Norman Ohler），1970年生，德国知名小说家、编剧、记者。著有“城市三部曲”（《代码生成器》《中心》《黄金之城》）。参与编剧的《帕勒莫枪击案》被提名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亢奋战》是他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余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