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每月30万韩元重奖生孩子 事情经过真相揭秘！

“韩国每月30万韩元重奖生孩子”的消息近日上了热搜。

在生育话题有着超高关注的舆论环境下，中国网友一边惊叹于韩国投入的真金白银，一边对这种“花钱催生”的模式嗤之以鼻。

过去十多年来，韩国政府为鼓励生育想尽了办法，该掏钱的时候绝不吝啬，却依然无法阻止生育率的不断下滑。

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鼓励生育绝不是掏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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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韩元重奖生孩子”其实是系列政策中的一项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15日召开了应对低生育和老龄化问题的第四次基本规划，核心原则是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减轻养育负担。

根据这一原则，韩国政府明确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

发放养育补贴

从2022年起向0-1岁婴儿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93元）的育儿补助，到2025年逐步上调至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89元）；

发放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9万元）的生育补贴；

新设“3+3育儿假”制度，即父母双方都为未满1岁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时，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9万元）的育儿津贴。

提高养育支持

到2025年，政府将为多子女家庭提供2.75万套专用公租房，并考虑将多子女家庭的标准从现行的3名以上放宽至2名以上；

低收入家庭第3孩起大学学费全免。

保护职场女性

要求企业公开男女员工在就业、晋升、薪水方面的待遇等信息；

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以防职场性骚扰等问题。

方方面面该考虑的都考虑到了，光是发放各种真金白银补贴这一块，就足够中国网友羡慕一阵子了。

韩国鼓励生育力度的不断加码，源于政府对低生育率在未来可能导致韩国“绝种”的担忧。

今年8月，韩国统计厅公布了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每个育龄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仅有0.92，已连续两年不足1（2018年为0.98）。

在所有37个经合组织国家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最低，也是目前唯一跌破1的国家，且还在继续快速下滑中——

截至今年第二季度，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仅有0.84。

有研究机构通过计算模型预测，韩国成年人口到2065年时或只有2688万，而2019年这一数据是4323万。

如果低生育率持续下滑，韩国在若干年后“绝种”，绝非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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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局面中国也在出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系2000年以来最低值。

而在总和生育率方面，中国过去两年都仅有1.5左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

今年12月，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从2013年起，意识到危机的中国已开始逐步放开生育政策。

但从2013年末的“单独二孩”，到2015年末的“全面二孩”，出生人口在经历短暂的高峰后又迅速下滑，两大政策对生育的鼓励不及预期。

地方政府为了鼓励生育，近年来也在试行各种“花式催生”政策。

去年10月，宁夏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权益保障条例》，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0至3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10天共同育儿假。

这是“共同育儿假”首次在中国入法。

今年3月，广东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包括全面落实产假、配偶陪产假等政策。

一个月后，山西也发布了类似意见，鼓励用人单位对计划生育政策内生育的婴幼儿（3岁以下）家庭父母，每人每月发放200元的婴幼儿保教费。

当然，与韩国政府发放数额不低的养育补贴相比，山西200元的保教费确实略显寒酸，但毕竟中国的补贴政策起步晚，迈出第一步已实属不易。

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花钱催生”力度未来将会不断加大。

有报道称，今年以来，国家卫健委已组织专家，研究奖励生育的可能性，测算对不同孩次家庭给予奖励，所能带来对刺激生育的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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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花多少钱才能让人多生孩子？

目前低生育率国家的通行做法是，相关花费占到GDP比重的1%-5%，只有北欧国家普遍能达到5%。

我们以瑞典为例，该国总和生育率1998年一度跌至1.5，后在投入巨额补贴并完善生育政策后，2000年后一度回升至1.98，但近年又缓慢跌到1.8左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王辉等人在《新中国70年人口变迁与老龄化挑战》一文中指出，平均消耗10%的GDP作为补贴，才能使每个家庭多生育一个孩子。

简单来说，“花钱催生”的成本极其高昂，且单纯奖励并不能显著促进生育。

让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来，人们为啥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

无数政府和学术机构展开过研究，最大的原因无非这个

生得起，养不起。

韩国人口保健福利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20多岁年轻人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情况“一般”（65.9%）或“很差”（32.3%）。而在谈到不婚不育的主要原因是，排名靠前的永远有这条——

买不起房。

在上一篇谈首尔房价的稿子里，我们提到韩国也有买房结婚的传统，首尔公寓价格三年多涨了50%，年轻人不吃不喝十年才能买套房。

“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是最真实的戏言。

中韩两国的鼓励生育政策还有一个共通之处

把大量责任转嫁到用人企业上。

这就造成两方面的困境

第一，这意味着企业负担的增加。直接让企业掏钱补贴就不用说了，增加陪产假、育儿假等，都会抬高企业的用人成本。

第二，相关法规或政策措辞的模糊性，又让它们在具体实施中的效果大打折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企业有的是办法来规避。

于是舆论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

每次地方政府出台了类似政策，打工人们不是欢欣雀跃，反而是一片抱怨声，说这会让女性在职场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今年9月，韩国人口卫生福利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被问到“韩国社会是否为人们生孩子提供了良好支持”时，49%的受访者回答“没有”，远远超出回答“有”（16.4%）的比例。

典型的“政策很美满，现实很骨感”。

总的来说，鼓励生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度参与，不是给点钱、搞个不痛不痒的政策就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