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船精神：潮商勇闯五洲四海长青不败的源动力

红头船精神是历史上的红头船商人在长期海上商业贸易活动中创造的，丰富而有特色的红头船文化哺育、滋养出来的，以冒险拼搏、同舟共济、诚实守信为主要内涵的一种潮人精神。汕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红头船行驶于海上丝绸之路；红头船文化是汕头“海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头船精神汕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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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起红头船》宣传片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一条具有完全意义的商路。它形成于秦汉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最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自中国沿海地区出发，东达日本、朝鲜，向西绕过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经印度东海岸，越过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通往波斯湾或红海与地中海的伊斯兰世界、非洲东海岸，远及欧洲等地。因在隋唐时期输出的大宗货物是丝绸，故称“海上丝绸之路”；到宋元时期，瓷器渐渐成为主要出口货物，又称“海上陶瓷之路”；由于输入的商品主要是香料，故又有“海上香料之路”之称。

红头船精神就是红头船商人在长期海上商业贸易活动中创造的，丰富而有特色的红头船文化哺育、滋养出来的，以冒险拼搏、同舟共济、诚实守信为主要内涵的一种潮人精神。红头船精神是红头船文化哺育、滋养的，红头船海洋是红头船精神诞生的文化大摇篮，红头船港口是红头船精神产生的文化大平台，红头船商贸是红头船精神形成的文化大舞台，华侨文化是红头船精神的重要载体，红头船商人是红头船精神的缔造者。一言蔽之，红头船精神是红头船时代（主要是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的历史产物。红头船文化是汕头“海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所论及的汕头是指现今管辖六区一县的汕头）。红头船海洋、红头船港口、红头船商贸，都是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头船时代是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因而，红头船精神是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产物。

潮起潮落：冒险拼搏的红头船精神

从高山走向大海，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突出的基本轨迹，也是一条明显的历史发展规律。潮汕人也十分自然地遵循这一发展规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汕头有着悠久的海洋传统，自古以来，汕头人首先把眼光投向海洋，打“海”的主意。在汕头人心里，海意味着生存，象征着发展，是财富之路。拥有大海的潮汕人，与潮起潮落的海水一样，永不停息地冲向大海，向大海索取生活资料，与大海结下不解情缘，与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于大海，长于大海，乃至死于大海的潮汕人，“耕三渔七”，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族群。”[2]他们有着浓厚的大海情感，有着浓烈的大海情结，有着强烈的海洋意识。汕头人早就踏上海上丝绸之路，汕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冒险拼搏是红头船精神的文化内涵之一，冒险拼搏精神就产生于海上丝绸之路。

红头船商人的航海生活充满艰巨性、险恶性。一方面，红头船商人深受海寇海盗威胁的危险。康熙年间，潮汕海寇活动猖獗，每年“三四月东南风盛，粤中奸民哨聚驾驶，从南澳入闽，纵横洋面，截劫商船，由外浯屿、料罗、乌纱而上，山烽火，流江而入浙。八九月西北风起，则卷帆顺溜剽掠而下，由南澳入粤，劫获金钱货物多者，各回家营运卒岁，谓之散斗；劫少无所利者，则泛舟顺流避风于高州、海南等处。来岁二三月土婆涌起，南方不能容，则仍驾驶北上，由南澳入闽”。商船一旦遭遇海盗，海盗则“截流以劫之，稍近则大呼落帆”，而商人“不能御敌，又船载重货，难以自脱，闻声落帆，惟恐稍迟，相顾屏息，俟贼登舟綑扎或收其财物”。尽管商人或可能苟全性命，但巨额财货即被洗劫一空，孑然一身漂流于汪洋大海之中。延至整个清代，海寇威胁仍然不绝，以致红头船商人远航时往往携带刀矛等兵器前行。

南澳岛海面有三个小岛，为盗寇出没之地，“称为三澎，南风贼艘经由暂寄之所；内自黄岗、大澳而至澄海、放鸡、广澳、钱澳、靖海、赤澳，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潮郡贼艘出没之区，晨远飏于外洋以伺掠，夜西向于岛澳以偷泊，故海贼之尤甚者多潮产也”。海寇海盗以破产农民为主，他们三五成群，潜至港口，窥伺小艇，潜伏于万里汪洋之中，出没行劫。

另一方面，红头船商人受到大海狂风巨浪威胁的危险。对于乘坐木帆船航行于大海之中的红头船商人来说，大海的狂风巨飙与凶波诡浪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且不说远航日本及东南亚，即使近海航行，红头船商人也历经艰险，随时有葬身鱼腹的危险，不少红头船商人在海难中船破人亡。清代的澄海红头船巨商黄俊德就是在由苏州返潮汕的航行中，遇海难身亡。

因此，红头船商人的海贩贸易充满冒险性。红头船商人以海船为商业贸易工具，其海船本身即投资巨大，一艘航海商船，“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尺；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尺”，可容纳数百上千人，载重3至4千担，其建造投资，少则数百成千两白银，多则上万两白银。但商船一旦遇上海难，其巨额商船投资即刻化为乌有。巨大海贩贸易风险投资还表现在巨大的海贩商品规模上，一艘商船所载的货物价值往往高达数万两白银之多，商船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航行于波涛险恶与海盗出没的海洋之中，其风险足以使人惊魂动魄，但长期冒险于海上的红头船商人却能安之若素，“冒险射利，视海如陆”。同时，红头船商人随季候风迁徙航行，必须在季候风来临之前完成商品交易，在市场不利的条件下也往往不惜血本抛售，具有相当大的贸易风险。但海贩业的巨额冒险利润，又促使红头船商人奋不顾身，养成在商业经营中的冒险精神。红头船商人挺而走险，或倾其家产独资造船，或集资造船，甚至远赴暹罗造船，特别是一些大商人，往往独自拥有一艘或数艘航海商船，以船主身份分享巨额海贩冒险商业利润。他们的巨大财富依靠冒险而来，以生命为代价来博得财富，敢于挥斥巨金作更大的商业冒险。

红头船商人以追逐巨额商业利润为目标，其商业活动表现出贸迁不定的特点。由于其商业活动的冒险性，外出服贾并不携家带口，往往独身行走于江河湖海之中。他们不安于铢两必较的坐商生活，而甘愿冒险以博百倍十倍之利。红头船商人又“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重新拓展与东南亚贸易，活跃于潮汕—台厦—苏州(或天津)—海南岛—东南亚商业贸易圈内。

红头船商人坚信“小小生意能发家”，敢于冒险，信奉“铜钱出苦坑”。正是这种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以及坚忍不拔的意志，红头船商人才能以“巨舰高桅，扬帆挂席”的姿态，劈波斩浪，穿越重洋，赚取利润。《澄海县志》记载说：“农工商贾皆藉船为业……其舶艚远驰会省、高、惠，逐鱼、谷、盐、铁之利，虽盗贼风波不顾。”而这正是饶宗颐先生所强调的“拓殖成就”的红头船精神。海洋环境的磨炼，造就了他们以变求生，冒险搏命，艰难创业，不怕竞争”的文化性格。

行船三分命：同舟共济的红头船精神

红头船商人、红头船精神以红头船命名，充分体现了红头船的地位重要性。可以说，无红头船，就无红头船商人，就无红头船文化，就无红头船精神。“行船三分命。”面对危险的海上作业，人们需要精诚团结，离不开努力协作。同舟共济是红头船精神的文化内涵之一，同舟共济精神就产生于海上丝绸之路。

红头船因海而建造，红头船涉海渡洋；红头船商人上北海，下南洋，通商行贸，拼搏于海上丝绸之路。尽管他们在陆地上有时也不乏“窝里斗”，但一到了海上，则“一浪泯恩仇”，相互帮助，同舟共济。因为在浩瀚的大海上，再大的渔船躺在波涛中，也不过是一片树叶而已，灾难时刻威胁着红头船商人。在危难中最亲的，不是远在大陆上的亲人，而是有缘相遇的最近的船只，就是那熟悉而亲情的红头船。在海上遇到困难，看到红头船，他们就知道是乡亲，可以靠前去求助，绝无置之不理之事，否则该船会为所有人唾弃而不齿，他也就失去了在海上生活的资格。倘若遇上海盗，红头船商人们也会自动靠拢，互相掩护，共同对敌。

久而久之，红头船商人自己也武装起来保护自身利益。尤其在明清时期，昏庸的封建统治者不仅不能保护红头船商人的海上安全，反而常常下令封海，这等于断了的生路。勇敢的红头船商人联合起来，占据海岛，实行武装割据。从南洋到南中国海，都活跃着以红头船商人为主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他们不仅以收取保护费的形式保护渔船的安全，还在各个港口设立一些接待设施。红头船就是他们认可的标志。

红头船终年在海上航行，红头船商人为海而生，为海而活，乃至为海而死。海上航行，行到流路，遇到急流，碰着大风，那是一场恶斗，是一生死博斗，不齐心协力，不奋力冲拼，战胜倾风恶浪，后果不堪设想，往往船翻人沉。因而，在长期与大风大浪作斗争中，锤炼了红头船商人视死如归、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坚强品质。

红头船的经营，主要靠货运商贸。由于一艘洋船连货物价值高昂，大商人拥有巨资，但他们愿意与中小商人合作，由他们出船或出资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赚取巨额利润，而中小商人也得以借船出海，去赚属于自己的那份“经营之息”。在一条商船中，船主、贩商、与水手形成了严格的商业伙伴关系。船主从中小贩商的商业利润中抽取商银，抽取程度按盈利大小计算，多赚多抽，不赚不抽。水手收入则根据船东抽银多少而按比分成。头家不用给船上的头目水手支付薪水。另一种办法是在船中留下100担的舱位，给船主装载自己的货物。其他头目，包括水手根据自己在船上的地位，也能占有不同空间的舱位。还有一种处理办法是，船东抽船税后，按约定比例与所有船工分成。这种合股经营的方式，获利成数大。

前些年发现的清嘉庆年间红头船船主家庭的“分家书”，不仅以股份制的运营模式维持并发展红头船的运销业务，也在利益均沾的前提下，维系了家族制度。红头船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经营方式，正是同舟共济红头船精神的最好诠释。

长期的海上商贸活动，艰辛的海洋生活，特别是在与大风大浪作斗争中，形成了红头船海洋文化、红头船商业文化，哺育、滋养了红头船海洋文化精神、红头船商业文化精神，从而造就了红头船商人的同舟共济文化精神。

立足商海：礼义忠信的红头船精神

历史上的潮商以诚信而著称。作为潮商典型代表的红头船商人，诚信是他们立足商海、傲立潮头的制胜法宝。诚实守信是红头船精神的文化内涵之一，诚实守信精神就产生于海上丝绸之路。

在传统社会里，商业行为缺乏某种法制的约束与支持，商人从儒家伦理文化中寻求商业行为的理性依据，从儒家伦理道德中抽绎出一般商业行为准则，正是传统商人礼拜儒家文化的一般心理动机。关公所代表的礼义忠信社会伦理原则正是商业行为所需要的支持力与行为准则，商人对关公的祭祀崇拜，将外在的礼义忠信社会原则转化为内在的行为规范，形成一定的具有行为约束能力的心理文化，从而支持商业行为的正常运转与延续发展。

在传统潮汕商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中，礼义忠信也有着重要的价值。红头船商人内部的老板与伙计关系并不是一种自由的雇佣关系，老板与伙计的关系也笼罩着某种人身依附的色彩，需要用上下尊卑的礼加以规范，需要用儒家的“与人忠、执事恭”的道德原则来加以约束。

在红头船商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中，信义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传统商业活动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手段，买卖双方以及合伙经营双方之间的信用关系必须依靠道德力量来维持，依靠传统的“信义”道德价值观来维护。伴随着红头船商业贸易的兴起，信义成为红头船商人的最重要道德准则。红头船商人所从事的海贩业，规模大，距离远，风险大，往往采取借贷经营或合伙经营的方式进行商业活动，商业信用关系在红头船商人商业活动中居有关键地位，对于支持商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迫切需要以信义道德价值观强化商业信用关系。正因为红头船商人的精神需要，关公崇拜由此而日加兴隆，发展成为红头船商人的一种普遍信仰。在红头船商人对关公的虔诚崇拜中，首要表现出来的是红头船商人对关帝重义守信人格的认同。在红头船商人普遍的关帝崇拜背后，红头船商人已经形成一定的重义守信心理文化，并且转化为行为准则。

红头船商人的诚实守信精神，受到潮汕民间信仰崇拜的影响。红头船商人终年走南闯北，行走于反复无常、惊涛骇浪的大海中，搏斗于生死之间。他们对神明，尤其是海神顶膜崇拜。他们除了拜关公外，还拜妈祖、拜观音菩萨、拜三山国王、拜土地公、拜火帝……红头船商人的多神崇拜，并非完全迷信，更多的是功利。这使得他们与神明达成一种特殊的商业契约关系——神明能够保佑我，我敬拜之，供奉之；因我敬拜之，供奉之，神明肯定大力保佑我。人与神的这种关系，在红头船商人的脑海里，就是彼此关照，互帮互助，利益均沾，双方共赢，你好我也好，何乐而不为呢？

侨批，通俗的叫法是“番批”，是一种“银信合封”的递信物，即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银信合封”是其基本特征。在侨批的历史上，无论是“水客”、“批脚”，还是侨批局，乃至写批人，都恪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准则。侨批文化承载着诚实守信的红头船精神。侨批诞生于海上丝绸之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我们研究、弘扬的红头船精神，是早期红头船商人的精神，是原生态的红头船文化所哺育、滋养出来的红头船精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产物。近代汕头崛起之后，樟林古港等涉“红”港口衰落，老一辈的红头船商人无可奈何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近代潮商迅速崛起，接过红头船商人的接力棒，继承红头船文化，弘扬红头船精神，成为新一代的红头船商人。当中国的另外两大商帮——晋商、徽商相继衰落时，潮商则承前启后，继续前进，勇立潮头，奋战商海，再造新辉煌。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爱乡、自强不息、开拓进取，乐施好善，使红头船精神发扬光大，从古代向近代转型升级，从近代向现代扩容提质。

（作者：陈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