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券专题之明朝时，殿试读卷变化不小，皇帝为何从读三卷变成读二十四卷？

展示阅读权是判定考生展示书优劣等第一个过程的过程，是展示排名的决定性部分。

严格把控殿试读卷能挑选出来真正优秀之才，从而保证不会有舞弊的情况出现。

明初，皇帝对国家各个方面的把控达到极致，皇权在读卷环节有绝对的威慑力。

但随着明代皇权的逐渐削弱，与内阁地位的提高，皇帝在殿试读卷环节的权力辐射范围受到限制，甚至出现了“去取之柄则在内阁”的局面。

为保障皇权在殿试取士上的绝对权威，皇帝在读卷环节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还首创了殿试读卷官回避制度，提高了殿试的公平性，扩大了皇帝在殿试取士过程中的权力辐射范围。

此外，皇帝在进行鼎甲排名时，除了考生答策的质量外，还会受到一些个人因素的影响，体现了皇权的无条件性。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明朝殿试皇帝是如何阅卷的并且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阅卷规则的严格

因殿试考生人数众多，皇帝不可能亲自批阅所有试卷，故任命有才学的大臣为读卷官。

为保证阅卷质量，防止读卷官作弊，减小阁臣在阅卷环节的影响力，明代皇帝针对阅卷过程中的不合理之处，对殿试阅卷的规则进行了完善。

殿试阅卷时间是指试卷弥封之后，到读卷官进读试卷之前的时间范围。

明初殿试阅卷时间并不固定，有时几乎没有阅卷时间，自永乐起，仅有殿试结束后的半日作为读卷官阅卷时间。阅卷时间如此紧张，且考生众多，很容易影响读卷官的阅卷质量和水平。

弘治六年（1560）正式奏准，“读卷并放榜等项递移次一日”，此后成为定制。

孝宗将读卷日期延期一日，读卷官阅卷时间延长，阅卷质量得到一定的保障。

嘉靖五年（1526）以前，试卷转送及读卷官阅卷程序并不十分严格。

明代叶盛曾于景泰二年（1451）担任殿试弥封官。他在《水东日记》中对这段经历记载：按例，读卷官应将所阅之卷分为三个等次，汇总后由一等中选出进读的一甲试卷。

但从叶盛描述，在将试卷分送各读卷官以前，阁臣已提前将备选的一甲试卷选出，不会分送。其余试卷则分送到各读卷官处阅卷，并分为上一等、次二等两个等级。

阅卷完毕后由内阁进行汇总，上一等定为二甲，次二等则定为三甲。进读的一甲试卷完全由阁臣决定，进一步讲，其实是由权力最大、官位最高的内阁读卷官掌握鼎甲人选的选择权。

嘉靖五年（1526）殿试，针对上述问题，世宗在大臣的建议下，对殿试阅卷的程序与规则进行规范。

为革除其弊，保障殿试的公平性，礼部尚书席书建议，为防止殿试阅卷时发生奸弊现象，试卷应该“糊名混送”，鼎甲三名的人选亦应由众读卷官共同商议决定。

此外，他还向世宗建议，“弥封官不得预送，读卷官退朝直宿礼部”，不得回宿私第。

起初世宗并未同意，但席书坚持再次上疏，陈述利弊，最终征得皇帝同意，并将“弥封官不得预送”、“读卷官退朝直宿礼部”著为令。

明世宗剧照

进读数量的变化

读卷官向皇帝进读的试卷是拟定备选的鼎甲试卷，由皇帝钦点状元，榜眼，探花。

读卷官在阅卷过程中，先根据考生答策的内容，将试卷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并从上等中选出一甲备选试卷，次日一早，再将备选试卷向皇帝进读，由皇帝确定鼎甲名次。

在殿试读卷过程中，因为皇帝政务繁忙，大臣阅卷到预分三甲试卷这一环节，皇帝很难顾及。

明初由于皇帝“治尚严峻”，弊端并未暴露，但随着内阁权力的扩大，一甲试卷的预备卷与二三甲进士名单，基本由阁臣决定。

也就是说，殿试读卷与分甲定次环节，皇帝的权力辐射范围逐渐受到限制。

自明初至嘉靖五年（1526），读卷官一直向皇帝进读一甲试卷三卷。而鼎甲人数只有状元、榜眼、探花三名，故皇帝仅对读卷官进呈的三卷试卷进行顺序上的调整，确定三人排名，并没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嘉靖八年（1529）殿试，世宗为改变阁臣决定鼎甲人选的局面，下令将试卷进读数量由三卷增至六卷。

读卷官提前将六卷分为“优”与“稍优”两个等级，每等级各三卷，供世宗参考。进呈试卷数量的增加，扩大了皇帝在钦定鼎甲排名时的选择范围。

明世宗剧照

嘉靖十四年（1535），世宗再次下令，将进读试卷进一步增加至十二卷。直到崇祯七年（1634）以前，一直保持着进呈十二卷的定例。

读卷官在提前将其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四卷。进呈后，世宗各览一周，评定甲次，在一甲三卷卷首各有批语。

皇帝亲题批语，既是皇帝对殿试、对考生看重的表现，又是其博学、高明的体现。

世宗在品评试卷之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未完全按照读卷官所拟的试卷等次确定结果，鼎甲的人选与排名，完全由皇帝的“圣意”决定，读卷官的预排名仅起到参考作用。

明世宗剧照

崇祯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崇祯帝迫切需要大量人才，以挽救统治危机。崇祯七年（1634），皇帝“命再呈十二卷”，进读卷数增至二十四卷。

当年的殿试策中说道：“策所与共治天下者，士夫也。今士习不端，欲速见小，兹欲正士习，复古道，何术而可？”

足见崇祯帝对士风的不满以及良才难觅的焦急之意。

为在殿试中选拔有能之士，避免遗漏贤才，崇祯帝决定增加试卷进读数量，亲自挑选人才，故在崇祯七年（1634）扩大进读规模，增至二十四卷。

崇祯帝剧照

总的来讲，自嘉靖八年（1529）起，皇帝不断增加殿试进读试卷数量，不仅使得皇帝在钦定鼎甲排名时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还使皇帝的钦定甲次范围扩大。

通过这种方式，皇帝改变了内阁操纵一甲人选的局面，在增强殿试的公平性的同时，达到了扩张殿试取士权的目的。

首创殿试读卷官回避制度

明代皇帝为防止殿试考官徇私荫庇子侄血属，首创殿试读卷官回避制度。

宋制，乡、会试考官如遇亲属参加考试，均应避嫌，唯殿试因皇帝担任主考官，考生为天子门生，故考生父兄虽为考试官，却不需要避嫌。

为了保持公正性，明代在殿试这一环节增加了读卷官回避制度，若有子侄血属应试，读卷官理应主动奏请皇帝，申请回避。

公平阅卷是每个读卷官应尽之责任，不论回避与否，读卷官都应该具有公正阅卷的意识。

明代皇帝实施殿试读卷官回避制度，目的是防止读卷官徇私作弊，保证殿试的公正性。可以说，它是防止殿试读卷官作弊徇私的一项有效措施。

皇帝鼎甲排名的无条件性

皇帝是鼎甲排名的最终决定者。在皇帝进行鼎甲排名时，除以考生答策的优劣为标准外，皇帝的政治考量，以及个人的好恶等额外因素都会影响鼎甲排名的结果，体现了皇权的无条件性。

考生答策的优劣是皇帝进行鼎甲排名的最主要标准。读卷官在向皇帝进读一甲试卷时，会提前将试卷进行预排名，作为皇帝决定名次的依据，但最终名次以皇帝钦定结果为准。当皇帝对试卷对策的优劣看法与读卷官不一致时，会更改读卷官所拟排名。

除考生答策质量的好坏外，鼎甲排名的确定，还受到皇帝个人因素的影响。

• 政治因素的影响

皇帝在确定殿试甲次时，有时也掺杂着政治考量，甚至会为了朝堂的稳固，违背本心取士。

如万历五年（1577）殿试，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应试。读卷官进呈试卷时，拟将宋希尧选为第一，张嗣修则位列二甲第二。拆卷后，神宗亲擢置嗣修为榜眼，转降宋希尧为二甲第一。

明神宗

他对张居正说道：“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先生子孙。”

以后才知，此举并非世宗本意，而是李太后，及大珰冯保之意。

当然这仅是神宗笼络张居正的暂时性手段，张居正去世后，神宗态度大变，张敬修自缢，张嗣修、张懋修皆被发配边疆。

明神宗剧照

• 考生姓名影响

殿试读卷后，会拆卷查看考生信息。有时皇帝会因考生姓名的隐含意义，将拟定的一甲名次进行变更。

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殿试，本拟定邢宽为第一，梁湮第二，孙曰恭第三。

“先是读卷官奏以曰恭为状元，上以其名类暴，而易以宽。”“曰恭”类“暴”，邢宽为“刑宽”，故成祖是按照其个人对考生姓名的理解与喜好，将甲次进行变更。

殿试的排名本应以试卷优劣为依据，但当考生姓名的含义，在偶然的时机下被无限放大，就可能成为影响殿试排名的决定性因素。

明成祖剧照

• 考生外貌的影响

鼎甲进士作为全体考生的表率，代表着整个官员群体的形象。因此，外观条件是否合格亦是确定一甲人选时需要考虑的条件之一。

考生的才学甚佳，但如果外观条件不合格，亦有可能更改其排名。

如建文二年（1400）殿试，礼部与翰林院官读卷。翰林院拟以王艮为第一，礼部则欲以胡广为第一，两方相争不下，不能决断，最终请皇上定夺。

皇上看过二人对策后，将胡广定为第一。

其后面见二人，胡广的外表比王艮更符合心意，“上见之意甚悦”。

因当时北方边境并不安稳，“胡岂可广乎？”遂取边境安定之意，更胡广为胡靖。

此外，读卷官在初拟排名时也会将外貌作为一项考察内容，“密觇状头仪貌”，可见，外观仪貌是一甲进士选拔时的一项重要指标。

• 皇帝梦境的影响

在古代，梦往往被人认为有兆示作用。

明代皇帝有时将梦的内容作为依据，确定殿试甲次。

如洪武十八年（1385）殿试，初拟花纶为第一，练子宁、黄子澄分别为第二、三名。传胪前夜，太祖梦到“一巨钉缀白丝数缕，悠扬日下”，遂将花纶置为第三。

进呈试卷中有一丁显，太祖因其姓氏“丁”与梦中“巨钉”相和，其名“显”形似日下丝缕，遂取丁显为第一。

再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廷试，世宗读卷时疑翟銮之子在首甲，拆卷后发现果然如此。世宗抑翟銮之子的试卷，有因前夜梦中听到雷声，“遂拔秦鸣雷为状元”。

明太祖剧照

结语

综上，明代殿试鼎甲排名的确定是皇帝和内阁、读卷官共同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终排名的因素有很多。

为保证皇权在殿试取士上的决定权，皇帝采取了必要措施防止读卷官在读卷过程中作弊，以保证殿试的公平性。

内阁、读卷官的参与权虽不可忽视，但毋庸置疑，皇帝掌握最终的决定权，皇帝对鼎甲排名的确定是无条件的。从整体上看，明代殿试读卷各项规则的完善过程，就是皇帝的取士权扩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