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软件园 大连:地缘优势下的软件园与服务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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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堃

大连西南部，一片树木繁茂的城市远郊，数百名技术人员在进行着代码编写工作，林立的高楼与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成为了这座城市夜晚最引人注目的画面。过去10年中，这里凭借地缘优势及日语人才优势曾为SAP、惠普、通用、IBM、日本横河电机等超过230家公司提供软件外包服务，未来10年，这里正计划超越班加罗尔成为世界第一的软件外包城市，并为超越“中国制造”提供一个绝佳样板。

大连软件园全貌

超越“中国制造”还是充当“廉价劳动力”

“再向西走，有个叫黄泥村的地方，过去是一个小村落，现在大连软件园的二期工程已经延伸到那里，政府没有拿一分钱作为支持。”按照大连市政府副秘书长、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栾庆伟的观点，大连软件园建立至今共投资60亿元人民币，现今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软件园区之一，但是当地政府并没有给予资金方面的支持。

“比如二期已经建成的东软软件园，现在已经盖起了12万平米，入住5000人，政府并没有出钱。高新区包括大连市都非常推崇这个方式，我们自己总结叫官助民办。拿大连软件园来说，我们就是把园区交给了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去运营、建设，这是一个民营企业，政府不会参与园区的日常管理。总计来说，就是政府起到一个辅助、协助、助推的作用，主角是企业民办。”

虽然政府没有给予资金支持，但是却在政策上予以扶持，栾庆伟将这种模式称为“官助民办”，凭借该模式，他对大连在未来10年内超越班加罗尔充满信心。

《纽约时报》曾断言：大连就是中国硅谷，以软件和信息服务为主导的产业令这个城市超越了“中国制造”。更有大连本地的学者断言，如大连一样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这样的高附加值产业将是中国摆脱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模式的唯一出路。

就在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思考如何使中国摆脱以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的低端制造业时，大连模式似乎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但是对于同样的问题，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却有另外的答案。

“在本国雇佣一个工程师的价钱，日本公司可以在中国雇三个软件工程师，且仍能支付呼叫中心一屋子员工的薪水，因此现在已经有2800家日本公司在大连经营或者与中国同行们合作。”弗里德曼曾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如此总结大连的核心优势。一方面他在赞叹大连软件园的经济奇迹，另一方面，他依然将大连的经济奇迹归结为以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

另一组公开数据则显示，2006年班加罗尔的软件外包收入已达到113亿美元，大连在2007年的软件出口收入为7.2亿美元，预计2008年软件出口数据将突破10亿美元。

究竟是超越班加罗尔和“中国制造”，还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以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的模式？大连，这个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城市的未来充满了N种可能。

“GE定制楼”的启发

王春山虽然不是第一个感受到大连产业结构变化的人，但是他却是最早感受到这一变化的大连人。早年曾于大连市政府从事招商引资工作的他在察觉到这一变化后毅然辞掉公职加入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并担任简柏特公司政府事务及行政管理总监一职。（注：其前身为通用电气大连行政管理技术公司，随后该用简柏特这一名称）

“我们公司目前叫简柏特，但是当初进入大连时是以美国通用电气的名义，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事情。当时很多跨国公司希望进一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实际上也就是在尝试现在我们所说的服务外包的商业模式。通用电气在亚洲地区业务发展相对比较成型的实际是日本地区，因此对亚洲地区的整合首先必须考虑日本。通用电气在考察了北京、上海和大连等城市后，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调研，最后得出结果应该把中心设立在大连。”

据王春山回忆，通用电气决定选择大连的两个重要原因分别是：大连是中国日语人才最为集中的城市，以及大连与日本的地理距离优势。

王春山向本站举例，在传统制造业中，只需要部分高管及工程技术人员懂得外语就可以按照流程工作，但是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必须要求从事项目的普通工作人员与发包方有密切的书面和语言沟通，因此日语人才是当初通用电气选择将公司进驻大连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是大连有别于北京、上海的最大优势所在。

尽管在人才和地缘优势上令通用决定将公司进驻大连，但是最初进入大连的通用电气并没有直接进入软件园，而是选择了市区的繁华地段。

“现在来看那时选择进入大连软件园的决定还是相当正确的。最初做进入软件园的决定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发展规划，在市区中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发展空间预留给我们。其次，软件园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了‘GE定制楼’，这个楼完全是按照我们的标准和要求建设的，有了这些条件，我们才将公司从大连搬至大连软件园。当时我们对办公楼提出了双回路供电的要求，后来软件园也帮我们实现了，这真的很难得，因为在国内只有政府、部队和医院才有双回路供电。”

王春山对大连软件园做了上述评价。

根据当时通用电气与大连软件园签署的协议，通用在软件园办公楼的楼宇标准及内部设施均匀由通用公司提出，大连软件园负责出资承建，并在通用公司验收达标后进行租用。

“一纸协议虽然为大连软件园带来了一个国际大客户，可是也同时留给了我们很多难题。”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冬在谈及通用定制楼时向本站透露，当时通用给出的技术标准文档就多达数十页，其中既包括配电、采暖、通风等设施要求，还包括休闲区、提款机、咖啡厅等配置，其中很多标准令软件园的工作人员闻所未闻。

通用定制楼令大连软件园这家民营公司多付出了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的建设费用，不过却也让他们吸引到了另一家跨国巨头IBM的入驻。

“因为之前通用定制楼获得了成功，所以IBM在进入时也提出了定制楼的要求，我们同意建设后，IBM立刻就签了合约。”杨冬在谈及软件园吸引跨国公司入驻的经验时，言谈间充满自豪，他透露，有了这些国际公司的进驻后，大连软件园的品牌效应开始逐步显现。

《大连软件业信息保护规范》出台始末

杨冬认为，大连软件园能够打响品牌与知名跨国公司的进驻不无关系，而吸引知名跨国公司的进驻则与软件园的“官助民办”体制休戚相关。

据了解，2005年4月1日日本正式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该法令的出台令日本企业对海外服务外包企业所在国家的信息安全的关注也随之提高。由于软件外包企业无权制定法律，因此如何与日方接解决这一问题就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大连市政府在获悉这一事件后，立刻组织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参照国际标准和日本标准制定了《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个人信息保护规范》及其认证制度。

此外，为帮助软件外包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大连市政府出台了吸引软件高级人才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大连市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补贴将高级软件人才个人所得税中40%的部分奖励给纳税人。同时，大连市政府每年拿出数亿资金作为软件人才的教育、培训、培养。

“现在在我们国家也好，印度也好、日本也好，大学毕业直接能到企业工作的，尤其是软件服务外包企业上岗工作的，比例是3%-5%。所以招人的时候，一看场面轰轰烈烈，实际上真正能录用的很少。这个问题怎么办？就靠实训。我们现在跟一些教育集团在做实训基地，同时我们也同一些大学做外语的训练基地，就是企业需要什么人才，我给你培训什么人才。还有一些政策，比如说在招商引资方面，我们就非常鼓励和支持企业，经常带着企业出去招商。每次去，都市少数是官员，其余绝大多数是企业，国外企业对中国的政府很认同，有政府带他们去和没有政府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栾庆伟透露。

据栾庆伟介绍，目前大连市区的软件园均由企业运营，包括投资、开发、建设、管理、运营、收益、风险的主体全是企业，政府只是起支持作用。“比如说一个企业在这个地方一天的租金是1.8元，可是入驻企业觉得1.8元太贵，希望1.2元一天，软件园又说1.2元我赔了，这时候如果确实我们非常需要这个企业，那么其中0.6元就由政府来补贴。”栾庆伟透露，类似的支持政府做了许多。

栾庆伟认为，官助民办就意味着行政、市场必须互不干涉，这一政策也可以理解为“企业能做的事，政府不做；企业做不了的事情，政府来做”的政策。制定《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个人信息保护规范》这样的事情只能由政府来做，企业做不了。而吸引跨国公司，建造通用标准楼、IBM标准楼则只能由企业去做，政府做不了。栾伟庆透露，这一举措奠定了大连的软件外包地位，在他向本站引述的一组数据中显示，IDC国际数据公司在07年7月的评估中，将亚太地区35个软件服务外包城市进行排名，大连位居第5，在中国城市中位居第1。

2007年3月，芯片商英特尔英特尔决定斥资25亿美元在大连兴建芯片制造工厂后，曾有分析师认为这是大连的产业重心由软件向硬件进行转型的标志事件。栾庆伟否认了这一观点。他透露，软件服务外包这个产业，大连高新区走在全国前列。按照规划，大连的软件服务外包要争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因此软件和信息服务依然会是未来大连的产业重心。

软件企业人员购房享受平价政策

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局长江亲瑜向本站讲述大连的政府扶持力度时，深有感触的称，大连软件产业经过10年的发展，在政策上甚至比硅谷的扶持力度更大。

江亲瑜强调，大连市政府出台了两项政策：一是提出对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动漫产业进行资金扶持，而且政府的投入资金每年都将持续增加；二是根据企业的销售收入进行一定比例的资金奖励，国家虽然对软件企业进行减税等政策扶持，但是服务外包企业并未不在这一政策之列，因此这些规定出台后，会将服务外包企业视为软件企业，享受同等对待的待遇。

“比如说像呼叫中心，就是一些电话的服务，我们也认为它是服务外包的一个行业。只要是跟软件服务外包能够切合上的企业，都在我们支持和政策扶持的范围内。”

“另外，我们还有对待软件产业发展密集型的措施，比如说你开发房地产的话，我要留出一定的比例，专门以平价的形式销售给软件企业的中高档管理人员或者技术骨干。你要在我这儿开发房地产，你就得留出一定比例拿出来给企业的骨干。”江亲瑜补充道。

大连政府在政策上的扶持除吸引到通用、IBM等国际巨头外，也吸引到了包括东软在内的国内软件巨头。

东软集团大连分公司总经理余克清向本站透露，就规模而言，东软大连分公司与沈阳总部几乎一样。

余克清认为，除去气候优势外，大连的地理位置令对日软件外包具有先天优势。据他透露，大连东软的最主要业务就是对日外包。“我是1998年来到大连的，在这里待了十年了，1998年来的时候我们要来大连生产软件，大连市政府就开始抓这个产业，现在的市长（当时的副市长）夏德仁对这块很重视，当时大连对人口的控制是很严格的，每年从外面招进来的大学生有四万，给每个需要委办的名额都是有限的，当时我们在1998年招了一批，1999年时也要招一批，因为当时东软合资了一个公司，后来直接找到了政府，市长给批了120个指标，这120个指标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招聘园区没有这么多指标，只有几十个，1999年时有这个限制的政策，当然2000年以后放开了，整体来说对计算机人才有优惠，只要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来到大连找工作是没有限制的。”余克清如是说。

软件园的第一个入驻客户

“10年前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大连除了滨海的老虎滩和棒棰岛之外，也就只有万达俱乐部和国际服装节了。”据一位软件园老员工回忆，1998年大连软件园整个园区只有一座楼，还是根据亿达机床厂的招待所改建而来，当时这座楼成为了大连软件研发的创业中心。就是这样一座楼，用了10年时间孵化出目前中国最具规模的软件园去。数据显示，这里的每位软件工程师1年可创造20-30万元的产值，同时，大连软件工程师的人均年纳税额超过2万元。

据了解，东软作为大连启动软件园后进入的第一家企业，与董事长刘积仁决定有着重要关系。1998年，当时身为博士生导师和东北大学副校长的刘积仁考察大连，他此行的目的是为建设新的软件开发基地进行踩点。

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大连方面与刘积仁进行了会面，双方一拍即合，随后于1998年4月28日签订意向合作协议，为促成东软进驻大连，时任大连副市长的夏德仁与时任大连科委主任的曲晓飞还特意出席了合约签署仪式。

东软进驻后，大连软件园开始逐渐经营的风风火火起来，并于1999年获得了“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的称号。随着大连软件园的成功，其周边设施的价值也开始逐年递增。

一组未经证实的数据显示，2003年时大连软件园周边地区的房价仅为每平米2000元左右，而在2008年大连软件园周边地区的房价已经达到每平米万元以上，据相关人士透露，就业于软件园工程师成为了购房的主要群体。官方数据显示，这块占地2.98万平方米的大连软件园已经成为全市创造GDP最高的地区。

大连本土软件企业无一家上市公司

回忆十年前的破土动工，到今日中国最大的软件园去，大连软件园在经历了十年辉煌和规模逐渐扩大的同时，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一方面对大连软件园的官助民办模式赞不绝口，一方面作为简柏特公司政府事务及行政管理总监及大连软件园成长见证者的王春山却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从事这样一个产业，尤其是我们目前的业务80%是从国外移转到中国来的。这样的话，世界的经济形式的变动，乃至中国的经济形式的变动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业务的增长。比如说人民币如果走到5块钱左右的话，我们就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了。”对于大连软件外包行业的前景，王春山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他认为，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将软件外包业务放在中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节约成本，代工质量和人员的专业性是双方合作后才会产生的。因此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将会使大连软件外包行业丧失其核心竞争力。

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副局长靳卫国的则提出了另一种担忧：资本和人才是大连软件外包行业未来发展的最大困难。

“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大学生有的是，可是企业没法儿要他，因为没有班长、排长、连长，所以对高级人才的培养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另一方面，硅谷是风险资金的发祥地，是全球风险投资最活跃的地方，资本运作保证了硅谷的创新，可是这对大连来说还是个弱项。”靳卫国向本站透露。

靳卫国表示，资本市场如果活跃不起来，将来规模的扩大就很难实现。资本市场和其他的产业要素必须进行联动，包括企业的壮大往往也是要依托资本市场。实际上，现有的跨国公司几乎没有未上市公司。只有保证充足的资金注入，才能使创新人员毫无顾忌的从事产品研发。

而创新成为大连软件外包行业的弱项，根结正在于此。

大连在资本运作方面比较欠缺，上市公司几乎没有，利用风险投资的案例也比极少，企业之间的并购也较少。因此，大连正在出台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上市和吸引风投。靳卫国承认，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

后记

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三十年令中国制造享誉全球。1998年至2008年，经过十年发展，大连成为中国软件外包的前沿阵地，这种以信息服务为主的业务正在试图为超越中国制造作出一个样板，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大连的软件外包和信息服务现阶段依然以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

究竟这是在另一个领域重复中国制造的覆辙，还是在为中国突围低端制造业作出的一种尝试？未来大连究竟会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硅谷，还是依靠地缘优势仅仅成为对日软件外包的一个廉价劳动力基地？

对于这些问题，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答案。我们现在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潮中，大连仅仅用了十年时间便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依靠独特的地缘优势，尽管目前仍然无法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同台竞争，但是却凭借自己的独有优势开创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这些优势使大连成为了中国城市中的一个样板，这种样板独具特色而且无法复制。但是如何超越软件外包，鼓励高科技产业的自主创新，将是大连软件业面临的下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