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三岛由纪夫：“太宰先生，我不喜欢你的作品”

三岛由纪夫

或许约莫在这个时期，我和太宰治有过短暂的会面，无疑，这件事情必须记录下来。

尽管在战争时期，我的交游并不广泛，但战后倒有几个文学上的朋友。

“在《人间》杂志上写小说的三岛”，这是我当时的头衔。其实，要以这个头衔成为一名自由奔放的作家很容易，但胆小的我却连这个也做不到。我少年时代师事的川路柳虹先生的儿子川路明，现在是松尾芭蕾舞团的领军人物，那时他是个性格刚强、喜欢炫耀的青年诗人；现在社会党的麻生良方是眉目清秀的不良少年，曾出版过诗集《黑蔷薇》；剧作家矢代静一则是最早向我传达年轻人对太宰治的作品极为狂热推崇的人。此外，还有身材丰满的三十岁女诗人等，各种不可思议的人物。只是由于我在战争时期的伟大梦想已然消失，以至于觉得眼前的真实都只能感到悲惨，尽管我还很年轻，却没有洋溢着青春活力。

太宰治是在战后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来到东京的，他发表了很多著名的短篇之后，其小说《斜阳》一九四七年夏天开始在《新潮》杂志上连载。在这之前，我在旧书店找过他的《虚构的惶惑》，读过其三部曲和《鄙俗的青年》，但阅读太宰治的作品，或许是我最糟糕的选择。那些自我戏剧化的描写使我反感，作品中散发的文坛意识和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令我无法接受。

当然，我承认他那罕见的文学才华，或者是出于我的爱憎因素，他也是令我生理上反感的作家，因为他是刻意把我欲隐藏的部分暴露出来的那种类型的作家。许多文学青年，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肖像而兴奋不已，我却急忙地别过脸去。直到今天，我仍持有都市出生之人的固执和偏见，哪怕稍微想到“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都会让我深深不以为然。在那之后出现乍看像都会派的时髦新锐作家，他们散发出来的习气同样令我无法忍受。

年轻时的太宰治。1946年秋，摄于东京银座酒吧

我周围的青年们，对太宰治狂热推崇，至《斜阳》发表时达到了顶点。为此，我变得愈发固执，公开表示我讨厌太宰治的作品。

《斜阳》发表之时，社会以及文坛上为之轰动，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没有电视和缺乏娱乐活动，使得文学性的事件容易引来大众的关注。今日，诸如这种全体社会对文学的狂热现象，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读者太过冷静自持了。

我也立即弄来这本书看了一下，可看了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出现在作品中的贵族，当然全是出自作者的寓意，尽管他描写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贵族，但既然是小说，或多或少得有“像真实的”呈现。但在我看来，不论从人物的措辞还是生活习惯，都与我“二战”前见闻的旧贵族阶级天差地别。光是这点就令我厌烦至极。比如，贵族的女儿把“厨房”说成“灶脚”，或者“母亲的用餐方式”等，其实正确说法应为“母亲大人的进膳礼仪”才对。还有，他以为作品中的母亲本人凡事都需使用敬语，因此连自称也使用敬语：

“和子，你猜猜看母亲大人现在做什么呀？”

除此之外，他还描写她在庭院中站着小便！

举凡这些描写，使得我对太宰治的文学的批判愈发激烈。因此，有些朋友觉得让我与太宰治见面是件有趣的事。诸如矢代静一及其友人早已经常进出太宰治的住所，他们随时都可以带我去。

至今，我已记不得是哪个季节造访太宰治的，只记得《斜阳》连载刚刚结束之时，似乎是在秋季吧。至于带我前往的可能是矢代静一及其文学同好、后来早逝的原田吧，我连这亦记不清楚了。那次，我好像是穿着条纹和服。平常很少穿和服的我之所以这样打扮，是因为我把造访太宰治视为盛事。

夸张地说，我的心情宛如怀里暗藏匕首出门的恐怖分子。太宰治的住处似乎在一家烤鳗鱼铺的二楼，我登上昏暗的楼梯，一打开拉门，只见六坪左右大的房间内一群人坐在昏黄灯光下。或许那时灯光很明亮，但在我的记忆中，一回想起战后时期“赞美绝望”的氛围，我总会觉得榻榻米是起着毛边的，灯光必须是昏昏然。

太宰治和龟井胜一郎并坐在上座，其他的青年则散坐在房间的四周。经由朋友的介绍，我寒暄了几句，旋即被请到太宰治跟前的席位上，并得到了一杯酒。我觉得，现场笼罩着过度温馨的气氛，宛如相互信任的祭司与信徒的关系，大家对他的每句话都很兴奋，并且颇有默契地分享这份感动，等待着下一个启示。或许这可能出于我先入为主的偏见所致，可是房间里倒是真的洋溢着甜蜜的氛围。简单地说，那种“甜蜜”的气氛，与年轻人的撒娇不同，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令人哀婉而感动的、充满着自己才是当代的思想者的自豪，那种灰暗伤感的、亦即典型的“太宰式”的灰暗情调。

来这里的路上，我始终在寻觅将心中想法一吐为快的机会，因为若不能把它说出来，此行便毫无意义，自己也将丧失在文学上的立足之地。

然而，惭愧的是，我却以笨拙、欲言又止的口气说了出来。也就是说，我当着太宰治的面这样说道：

“我不喜欢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

在那瞬间，太宰猛然地凝视着我，身子往后退了一下，露出了措手不及的表情。不过，他立即侧身转向龟井那边，自言自语地说：

“你即使这样说，可你终究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嘛，对不对？你还是喜欢的呀。”

于是，我对太宰治的记忆到此为止。或许这跟我尴尬地匆促辞别有关吧。就这样，太宰治的面孔从“二战”后的黑暗深处突然贴近我的面前，旋即又退到暗黑之中。他那张沮丧的、犹如受难基督一样的、所有意义上的“典型的”面孔，从此再没有出现在我面前，消失而去了。

如今，我已是当时太宰治那样的年龄，多少也可体会到他当时被初次见面的青年批评“我不喜欢你的文学作品”的心情了，因为我也曾数次遇到这样的场面。

1961年9月，细江英公为三岛由纪夫拍摄的照片

我曾在意想不到的地点，意想不到的时间，遇到一个陌生的青年走来，他歪嘴微笑着，神色因紧张而苍白。他为了不失去证明自己诚实的机会，冷不防地对我说：“我不喜欢你的文学作品，而且令我反感！”碰见这种文学上的刺客，似乎是作家的宿命。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青年，不宽恕这种幼稚的行为。我很有风度地笑着避开，佯装没听见的样子。要说我与太宰治最大的不同，或者确切地说，我们之间的文学差异，在于我绝不会说：“可你终究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嘛。”

……

在我的记忆中，太宰治总让我联想到他最忠诚的奴仆——田中英光，他的身影总使我想起已迁至茅场町的镰仓文库的新办公室前饱受强风吹袭的都营电车站。唉，又是车站。

传闻那时候的田中英光已在吸毒和酗酒，而且他又是个六尺多的壮汉，我曾见过他一次，但我只从远处警戒地向他点头微笑，他亦对我微笑示意。那是炎热的日子，他脱掉外套拿在手上，白色衬衫被风吹得鼓鼓的。由于我们保持距离站着，所以没有任何交谈。有时我不禁这样想，田中英光如此热衷文学和政治，却因为感伤和颓废搞垮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搞错人生的任务啦？他只要安安分分地划桨，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反过来又想，即使他成了小说家，但是他的性格刚烈，若由他强硬逼太宰治来划船，又将会怎样呢？

为什么神祇要给这六尺高的壮汉如此软弱的心灵？

每次思及此事，我心中总会泛起深沉的感伤。后来，田中英光踉踉跄跄地登上电车离去，那是我看见他的最后身影。

1970年筱山纪信为三岛由纪夫拍摄的第二本写真集中的照片

……

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的十年间，我没有去参加战争，也没有当过流浪汉。

这十年间，最令我记忆鲜明的，要算是诸多坎坷的心路历程。比起这十年来，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的十年间，没什么巨大的起伏，正如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样，之后的十年仿佛过得特别快。少年易老学难成，就是这样的写照啊！

我登上文坛之时，被视为“大正年代出生的人终于也登上文坛啦”而轰动一时，如今已经来到昭和年代出生与战后出生的人的时代，大正年代出生的人恐怕要沦为时代的落伍者了。

许多杂志消失了，许多人死去了。各种文学的理想霎时灿烂辉煌，却又迅速消逝。在这样的潮流之中，若要坚持自我，此人必定是相当自负的。因此，我写下这自命不凡的回忆录，既是要审视我的精神历程，又有自我警惕的意味。

最近，我在某饭店的大厅，看见一个陌生人远远地朝这边微笑挥手。我以为他是向别人打招呼呢。回头一看，没有半个人影。没多久，他走了过来，我仔细打量，原来是近二十年不见的同班同学。因为他的头发几乎完全变白了，我才认不出来。

我感到愕然，脱口而出：“原来是你啊！想不到你满头白发……”说到这里，我猛然闭口。我的同学面带微笑，不做回答。或许他有一言难尽的苦衷，也经历过各种沧桑吧。

当时我所受到的冲击是相当利己性的，脑际中立即浮现出怪异的想法来：“说不定我得开始面对老年生活了。”

不过，这个冲击我很快就忘却了。而这种忘性之快和对凡事漠不关心的态度，正是老化的预兆，我竟然没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