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时间 巴黎和会虽然在当时争议不断，但影响至今

摘要:有意志才能谈实力。然而，正如美国和世界今天所发现的那样，人们的意愿是投入金钱或生命。1919年的欧洲人就缺少这两样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不能再命令自己的人民为自己的军事力量买单。

1919年上半年，巴黎成为世界的首都，巴黎和会成为世界的头等大事，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成为和平缔造者。和事佬日复一日的见面、求婚、辩论、吵架，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他们做了交易，签订了条约；他们创造新的国家和新的机构；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看戏。在1月至6月的6个月里，巴黎成为世界政府、世界上诉法院和世界议会。世界的恐惧和希望都汇聚在这里。巴黎和会表面上持续到1920年，实际上只是人们做出关键决议，开始一系列重要议题的前六个月。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后也不会有了。

和平缔造者聚集在巴黎，是因为骄傲、自信和富有的欧洲分裂了。1914年，巴尔干半岛的权力竞争使所有大国陷入战争泥潭，从东方的俄罗斯到西方的英国。除了西班牙、瑞士、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多数小国也不能幸免。虽然亚洲、非洲、太平洋诸岛和中东一直在不断地交战，但大多数战争都是在欧洲的土地上开始的。纵横交错的战壕从北部的比利时一直延伸到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德国及其盟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不断交战，巴尔干地区也卷入其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士兵来了: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印第安人、纽芬兰人为大英帝国而战；越南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塞内加尔人为法国而战；美国人来晚了；他们再也不能忍受德国人攻击美国商船了，所以他们加入了战争。

在欧洲的主战场之外，它看起来是一样的。大城市还存在，铁路线可以支撑，港口还能运营。这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每一块砖和瓦都被吹得灰飞烟灭。一战真正的损失是人。在四年中，数百万人丧生，他们都是战斗人员。大规模屠杀平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德国180万人被杀，俄罗斯170万人，法国138.4万人，奥匈帝国129万人，英国74.3万人(此外还有19.2万人来自大英帝国其他领土)...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延续到黑山这个小王国，在那里有3000人死亡。孩子失去了父亲，妻子失去了丈夫，年轻女性失去了未婚夫。欧洲失去了本可以成为科学家、诗人和领袖的人，失去了本应该由这些人传承下来的血液。死亡人数并不能完全解释这场悲惨的战争和人类的苦难。有的人没有列死，只剩下一条腿，一条胳膊，一只眼睛。有的人肺部被毒气损伤，有的人被毒气损伤的神经再也无法恢复正常。

在过去的四年里，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把他们所有的人力、财富和工业、科学和技术成就都投入到了战争中。战争可能是偶然开始的，但不能结束，因为双方实力相当。直到1918年夏天，德国的盟军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新的美军涌入战场，盟军才占了上风。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所有人都精疲力尽，对未来充满期待——任何一种未来，只要不重蹈覆辙。四年战争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统治世界的绝对信心。在西线，欧洲人再也谈不上把文明传播到全世界的使命了。战争推翻了政府，羞辱了王权，使整个社会天翻地覆。1917年俄国革命取代了沙皇制度，但当时谁也不知道被取代的是什么；奥匈帝国在战争结束后不复存在，使得欧洲地图中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地域辽阔，在欧洲略有涉足，挥之不去；德意志帝国现在是一个共和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些老国家都从历史中回来了，而新的国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都在挣扎着诞生。

今天，人们想到巴黎和会，总会想到它的产物，即1919年6月在凡尔赛与德国签订的条约，但巴黎和会远不止是与德国签订条约:奥匈帝国解体形成的保加利亚、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奥斯曼帝国。这些其他敌对国家也必须签署自己的条约；中欧和整个中东必须划定新的边界；最重要的是，国际秩序必须重塑，或许是根据与过去不同的原则。建立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联盟的时机成熟了吗？各国能否就发展跨国电报电缆事务或国际航空空产业达成协议？在这样的灾难之后，期望是巨大的。

甚至在1918年炮声归于沉寂之前，悲伤、苛求和愤怒的声音就已经出现了。“中国属于中国人！”“库尔德人必须有自由！”“波兰一定要重生！”说不同语言的人有不同的要求。有人说美国必须是全世界的警察，有人说美国人必须回老家；有人说俄罗斯人需要帮助，有人说不，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人们互相指责:斯洛伐克人指责捷克人，克罗地亚人指责塞尔维亚人，阿拉伯人指责犹太人，中国人指责日本人。这些声音充满了担忧，怀疑新秩序是否能比旧秩序更好。在西方，人们私下谈论来自东方的危险思想；在东方，人们想到了西方唯物主义的威胁。欧洲人想知道自己能否恢复，如何控制趾高气扬的新盟友美国。非洲人害怕被世界遗忘，亚洲人则认为未来属于自己，但眼前的问题必须先解决。

我们可以理解战争结束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当今世界的声音与1919年非常相似。1989年冷战结束，随后苏联解体，旧势力、宗教或民族主义从冬眠中醒来。波斯尼亚和卢旺达提醒我们这些力量是多么强大。1919年，随着国界的突然改变，新的经济理念和新的政治理念充斥了地球，当时的人们也觉得出现了新秩序。一个充满危机的脆弱世界，带给人们的既有兴奋，也有恐惧。过去和现在的区别是，我们今天没有举行全球和平会议。没有这样的时间。政治家和他们的顾问只有两三天的短暂会面，然后坐飞机分道扬镳。没有人知道哪种方式能更好地解决世界问题。

我们今天的世界与1919年的世界有许多联系。1993年夏天两件不相干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巴尔干，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拆散了南斯拉夫；在伦敦，太平洋小岛瑙鲁最富有的人赞助了一部关于达芬奇生平的音乐剧。南斯拉夫和瑙鲁能成为独立国家，和巴黎和会有关。当时达成的协议已经分崩离析，当时存在的很多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我们:中日关系、欧美关系、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伊拉克与西方的关系等等。

当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治家、外交官、银行家、士兵、教授、经济学家和律师从世界各地来到巴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他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来了，法国总理乔治·克莱门肖和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维托里奥·奥兰多来了，裹着神秘阿拉伯长袍的阿拉伯人劳伦斯，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灾难的希腊爱国者Eleutherios Venizelos，以及献身于政治的波兰钢琴家Ignace Paderewski。许多未来的政要也来到了巴黎:两位未来的美国国务卿、一位未来的日本首相和以色列第一任总统。有些人天生就有金勺子，比如罗马尼亚的玛丽女王；有的人白手起家，比如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

巴黎和会“四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法国总理克莱门绍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

权贵的聚会吸引了全世界的记者、商人和经纪人，他们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法国驻伦敦大使写道:“我遇到的人都去了巴黎。巴黎将成为成千上万英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和外国绅士的消遣之地。他们想以参加和谈的名义不请自来。”妇女选举权，黑人人权，劳工宪章，爱尔兰独立，裁军，来自世界各地的请愿者涌向巴黎，这样的请愿每天都在发生。在那个冬天和第二年春天，巴黎到处都可以听到各种计划和安排:犹太人定居、波兰恢复、乌克兰独立、建立库尔德国家和亚美尼亚国家。请愿者成群结队地来了，从选举权协会会议，从巴黎的喀尔巴阡-俄罗斯委员会，从巴纳特的塞尔维亚人，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政治会议。上访者的国家也是千差万别，有的已经消亡，有的只存在于梦中。有些人，比如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着数百万人；有些人，比如波罗的海奥兰群岛的代表，只代表几千人。有些人来得太晚了。朝鲜人于1919年2月从西伯利亚出发步行参加会议。直到6月份会议的主要议程结束，他们才到达俄罗斯的北极港口汉格尔。

从一开始，和平会议的组织、宗旨和程序就受到质疑。考虑到之前的经历，这个疑问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曾计划举行一次初步会议，以敲定可以先拿出来的条款，然后举行全面会谈与敌人谈判。问题很快就出现了:什么时候轮到其他盟友发表看法？以日本为例，它已经是远东的重要国家。而塞尔维亚、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呢？这两个国家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日本。

四个主要国家让步了，但是和平会议的全体会议是徒劳的。真正的工作是由四个主要国家加上日本在非正式会议上完成的。问题变得太难的时候，只有四大国的领导人决定。几个月后，最初的见面慢慢演变成了认真的见面。打破外交先例激怒了德国人，他们的代表最终被召集到法国收集最终条约。和平缔造者真的希望更好、更积极地组织国会。他们仔细研究了唯一可供参考的例子——结束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会议。英国外交部聘请了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写一本关于维也纳会议的书，可以作为巴黎和平会议的指南。(他后来承认自己的作品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虽然维也纳会议上的和平缔造者面临的问题很大，但比巴黎和平会议期间要简单得多。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去维也纳时只有14名职员。1919年，英国代表团接近400人。1815年，一切都平静而从容地解决了。如果卡斯尔雷和他的同事们早在1919年就到了，恐怕他们早就密切关注公众的旅游陷阱了。许多国家参加了巴黎和平会议，30多个国家向巴黎派出了代表团。其中意大利、比利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在1815年根本不存在。在维也纳会议时，拉丁美洲国家仍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领土。泰国、中国、日本一直都是偏僻神秘的地方。现在，在1919年，这些国家的外交官穿着细条纹裤子和双排扣连衣裙出现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维也纳会议除了公开谴责奴隶贸易之外，并没有关注欧洲以外的世界。在巴黎，和平会议的主题涵盖了从北极到南极，从太平洋岛屿到整个大陆的所有地区。

维也纳会议召开时，1789年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波澜已经平息。到1815年，大革命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1919年，俄罗斯革命刚刚进行了两年，不知道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什么影响。西方领导人目睹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席卷俄罗斯，威胁到宗教、传统和维系社会的每一个环节。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人苏维埃组织正在城镇夺取政权，他们的士兵和水手也叛变了。巴黎、里昂、布鲁塞尔、格拉斯哥、旧金山，甚至在加拿大大草原上一直沉默的温尼伯都罢工了。这些只是相互无关的独立事件吗？

还是有火在地上到处蔓延，这些是从里面升起的火焰？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决定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像他们的前任在维也纳会议上所做的那样，他们也想在欧洲地图上画出新的边界，但他们也必须考虑亚洲、非洲和中东。“自决”一词成了口号，但口号并不能帮助他们在彼此的民族主义斗争中做出选择。和平缔造者不得不扮演警察的角色，不得不应对饥荒。如果可以，他们还必须建立一个国际秩序，以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自古以来，战争都是愚蠢而无用的，但它也可能带来一些好的东西——威尔逊承诺要找到新的方法来保护弱者，解决争端。此外，和平缔造者必须起草一项条约。毫无疑问，德国应该为发动战争负责并支付赔偿。(或者，正如许多人怀疑的那样，它要为失败负责。这个国家要走一条比较和平的道路，边界需要调整以补偿西方的法国和东方的新生国家。保加利亚必须有自己的条约，奥斯曼帝国也必须有。

奥匈帝国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奥地利和动荡不安的匈牙利在过去庞大的帝国里，其他大部分领土都属于这个新国家。巴黎和会承载着巨大的期望，相应地，失望的风险也特别大。

和平缔造者也代表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有民主制度，所以他们必须关注自己人民的愿望。他们必须为下一次选举考虑，权衡应该采纳和放弃哪些重要的公众意见。因此，他们的代理人并不完全独立。认为以前的国界已经消失是有吸引力的。是时候提出新老要求了。英法悄悄达成了瓜分中东的协议。意大利人拒绝了新国家南斯拉夫的要求，因为他们不想有一个强大的邻国。克莱门梭曾向一位同事抱怨:“制造战争比制造和平容易得多。”

短短几个月，巴黎的和平缔造者取得了诸多成就:与德国的条约被公布，成为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条约的参考；中欧和中东已经划定了新的边界。老实说，他们的许多成就并没有持续很久。人们当时说，从那以后一直说，和平缔造者花了太多时间，使事情变得更糟。还有一句Si 空的俗语说，1919年的和平计划是一个巨大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其实是高估了和事佬的能力。

1919年世界上有两个不协调的现实:一个是巴黎和会的现实，一个是现实中的现实。现实中，世界有自己的主人，也有自己的政治，这使得这两个现实并不总是统一的。诚然，和平缔造者有自己的陆军和海军，但在小亚细亚内陆或高加索地区没有铁路、公路或港口的地方派遣部队既费时又费力。新飞机不够大，也不够结实，不足以弥补空的白色容量。中欧有铺面公路，但秩序的崩溃意味着即使有工作的火车或汽车，燃料也是个问题。英国最聪明的将军之一亨利·亨利·威尔逊告诉劳埃德·乔治:“给这个或那个小国上一课是没有用的。罪恶的根源在于没有执行巴黎的命令。”

有意志才能谈实力。然而，正如美国和世界今天所发现的那样，人们的意愿是投入金钱或生命。1919年的欧洲人就缺少这两样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不能再命令自己的人民为自己的军事力量买单。三国武装力量正在衰落，左边的士兵水兵靠不住。海外军事冒险太贵了，纳税人不喜欢。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国家，但认为没有必要参与，国力不够强大。有人说，美国人没有站稳脚跟就没有利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错过了按照自己的意愿纠正欧洲的机会。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提出了人们对下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实力的认识。1945年，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而欧洲国家则更加弱小。但在1919年，美国并不比其他国家强大多少。欧洲人可以无视美国的意愿，他们做到了。

陆军、海军、铁路、经济、意识形态和历史。要理解巴黎和会，必须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综合衡量。但是，参加巴黎和会的个人也很重要。毕竟起草报告，做决策，动员军队的都是个人。和事佬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又有自己的好恶。了解克莱门斯、劳埃德·乔治和威尔逊的这些特点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摘自《建设和平:1919年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

译者:邓峰

发表日期: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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