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我们点头微 说说那些史官

自从鲁迅从课本上消失了许多时日后，估计最近很多人都想他了。说到鲁迅和司马迁，这两位年纪相差两千多岁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但鲁迅评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不是空穴来风。与其说是欣赏太史公的文笔，不如说是欣赏其人。

我想司马迁留给人类的财富不仅仅是《史记》而已，更多的是他作为史官的那种不偏不倚、敢于说真话的精神。我记得我最早看的人物传记的书是在初一时，因为学习成绩优异，父母奖励了40元钱。我就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岳飞传》，一本是《司马迁传》。这么多年过去了，书中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但唯一能铭记于心的就是他们那种刚正不阿、中正于心的性格。

太史公

说到司马迁，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人，就是李陵。对李陵的印象也不过是小时候看连环画《杨家将》里的杨业被辽军围困，最后一头撞死在李陵碑的那一幕而已。真实的李陵则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因北击匈奴，矢尽援绝，被匈奴擒住。

这时历朝历代都会出现让人心酸的一幕：将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并且有人向汉武帝进谗言，说是李陵在替匈奴练兵。被擒了就应该殉国，不能苟活于世。于是暴戾的汉武帝下旨夷其三族，母弟妻子皆被诛杀。而满朝文武莫敢做声，唯有司马迁站出来说了真话。领导都喜欢听好话，他们不允许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因为先自欺，才能欺人。司马迁惹怒了皇帝，被判了死刑。

汉代可免死刑的话有两条路可走：交50万钱，接受宫刑。父亲司马谈也是史官，家中产业可谓富足，拿出50万钱不是难事，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宫刑。我觉得封建王朝最大的诟病就是宫刑，首先是皇帝怕偌大的后宫有男性给自己戴绿帽子，于是创造了一大批太监，后发展为羞辱士大夫的一种刑罚。

因说了真话，心理和生理遭受巨大创伤。在忍受奇耻大辱的情况下，他毅然地完成了千古巨作《史记》。最后用鲁迅同时评价李陵和司马迁的一段话来告一段落：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项羽)，少有韧性的反抗(伍子胥)，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李陵)，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司马迁);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左传》里有这么一个故事。齐庄公与大臣崔柕的妻子通奸，最后被崔柕设计杀害。齐国的史官在是书上写道：崔柕杀君王。崔柕怕被后人诟骂，要求史官写成君王暴病而亡。史官不允，于是崔柕将其杀掉。

那时史官可以由家人继任，于是死掉的史官的弟弟执笔写道：崔柕杀君王，于是也被杀了。第二个弟弟依旧如此写道，依旧被杀。到第三个弟弟准备写时，崔柕威胁到：“你的三个哥哥都因此被杀，难道你就不怕被杀头吗？”史官说：“据史直书，是史官的指责，如果我歪曲事实，会被天下人耻笑。你即使杀了我，真相还是会大白于天下的。”

崔柕无奈，只得任由他这么写。史官的第三个弟弟走出宫门的时候，正遇上南史氏（也是一位史官）执简而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写这事的。写到这里，我想到历史上有件事和此非常相像。明朝燕王朱棣篡位后，让天下第一大儒方孝孺写自己名正言顺当皇帝的诏书。方孝孺写下了四个字“燕贼篡位”。朱棣以灭十族为要挟，方孝孺依旧没改，后果真夷其十族。

可以说每一本史书上都滴着史官的鲜血，他们敢说真话。而更多的人为什么喜欢说谎呢？因为说谎不一定会得到什么，但说真话一定会失去什么，它的风险较低。

聊聊我们自身的谎言吧。我们一边喊着吸烟有害健康，却一边上瘾；一边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却见美人又要急索于床第；发朋友圈一边想让所有人知道自己的动态，一边又要对某些人不可见；明明说高处不胜寒，但每个人都想往上爬；明明工作中倚老卖老，在生活中却喜欢让人猜年龄。等等等，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说着谎，因为说谎可以自欺，欺骗过了自己，再去欺骗别人，最后你会发现周围的人都在欺骗你。所以人的一生就做了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

谎话说多了，就没人敢说真话了。于是乎我们将左右逢源、口蜜腹剑认为是明哲保身的会做人的标准。将正义直言、中正纯粹说成是情商低的不会做人的标签。当一个公司的老板将溜须拍马、阿谀逢迎之人提上高位，将仗义执言、想做实事的人隔离边缘，那这个公司离倒闭就不远了。不要天真地夸李世民重用魏征的直言不讳，历史不会告诉你在魏征尸骨未寒之际，李世民亲手砸掉了他的墓碑。

巴金说：“一个美国人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身后会有千万个美国人用行动支持他；一个中国人不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周围的同胞会默默地与他保持距离，当我们努力不承认恶就是恶的时候，承认善会越来越危险。当坏人已经抱团，好人还是一盘散沙，好人的过度沉默可以让坏人做尽所有的坏事。”而这些史学家则是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