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行程 壮志未酬的南方雄主——楚悼王

楚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是南方大国，得与齐、晋等中原霸主分庭抗礼，至楚庄王时，还一度称霸诸侯，其国势可谓显赫。但在春秋战国之交，楚公室内部不断发生王位之争，内耗极其严重；加之楚平王、昭王之时接连惨败于吴，国势日衰。公元前402年，堂堂大国君主楚声王竟为群“盗”所杀，虽不知其缘由，却也足见楚国之混乱。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楚声王之子楚悼王登上了政治舞台。

楚悼王素有大志，不甘楚国就此沉沦，遂广揽人才，以求改革。不久，魏国名臣吴起因遭武侯迫害而被迫出奔，前来楚国，令楚悼王大喜过望，立即命其为宛地守，以试其才。吴起上任仅一年，便将宛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很有起色，遂被破格提拔为一直被楚国公室所把持的相位——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素有抱负，在魏国未竟全功，遂全力辅佐楚悼王。他根据魏国改革经验，结合楚国国情，在短期内协助悼王推行了七项新政：

一是打击旧贵族，强化君权。吴起认为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是造成楚国内政不稳、国贫兵弱的主要原因。因此，他主张“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大大削弱了旧贵族势力，相对加强了君权。

二是裁汰冗员，精简机构。吴起主张“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技官”，使楚国行政建制和人员安排趋于合理、精干。

三是惩恶扬善，整顿吏治。吴起大力整顿由于长期被旧贵族把持所酿成的楚国官场腐败风气，要求各级官吏“塞私门之请”，必须做到“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义不顾毁誉”。

四是移民边区，发展生产。楚国幅员辽阔，但人口较少，边远地区尚有大量未得开发的荒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及边疆稳定。针对这一情况，吴起向悼王建议，应“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把寄生于人口集中的都邑贵族迁往人烟稀疏地区，以充实那里的人口。于是，悼王把大批贵族连同他们的庞大家族和徒属强行从都邑赶往乡野，让其就地生产，多少推动了边远地区的开发。

五是选练军队，加强武备。吴起认为，若想改变楚国在战争中多次失利的被动局面，“要在强兵”。所以，他以魏武卒之法训练楚国士兵，将没收三世以上封君的爵禄、精简行政机构所节省下来的大笔开支用作军费，使楚国军事实力迅速上升。

六是明法审令，实行法制。为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新政顺利推行，吴起以李悝为魏文侯所制之《法经》为蓝本，按“因时变法”原则，重新订正了楚国的法律条令，以为各项新政的实施提供保证。

七是破横散纵，拒绝结盟。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在竞争中都想争取、拉拢别国，以为自己的兼并目标服务。说客们往往利用诸侯国内部矛盾和派系之争，四处鼓动，或几个弱国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强国，即“合纵”；或与一个强国结盟而对付其余弱国，即“连横”。各诸侯国中的一些大臣亦往往趁机结党营私，借外力要挟中央，以图加固或抬高自己及朋党的地位。吴起认为，楚国早已具备一统天下的底蕴，只是内部掣肘太多，遂“禁游客之民”，使楚国内政外交完全不受第三国干扰，独立自主地稳步向前。

总之，在楚悼王支持下，吴起呕心沥血，果断坚决地在楚国推行了一系列新法，很快使楚国走向强盛，却严重损害了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一直对吴起及“新政”怀有切肤之恨。变法初期，吴起曾主动登门拜访旧贵族中一个有威望的人物——屈宜臼，征求他对改革的意见，屈宜臼不加掩饰地认为：“昔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明确反对变法。

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命吴起统大军攻魏救赵，在州西大败魏军，所向披靡，横扫中原，一直打到黄河边；而赵军也趁势反击，占领了魏的棘蒲等地。此战，楚军不仅收复了北方原陈、蔡被三晋占去的土地，又新拓卫地若干。从战略意义来看，楚、赵两国从此修好，赵不再参与魏、韩伐楚，也就瓦解了三晋联盟。但正当楚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捷报不断向郢都都传来的时候，楚悼王突然病逝，吴起只得从前线赶回都城料理悼王后事。但就在楚悼王的葬礼上，众公族迫不及待地射杀吴起，连其伏于悼王尸体之下都顾不上了，结果触犯了“加兵器于王尸”律，楚肃王上台后，便命令尹捕杀攻杀吴起的公族70多家，统统处死。

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国军政大权基本被屈、景、昭等大族所控制，虽然楚国拥有地大物博的优越条件，但未能再有突破性的发展，因而在与新兴国家的对抗中处于劣势，最后被秦国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