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五味往事木兰花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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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远方的木兰花

一位美国前外交官的中国之恋

作者：王丹红

左：1944年，美国“飞虎队”士兵哈里·肯德尔在无线电工作台。来源：Harry Kendall；

右：1945年9月，印度加尔各答，28岁的李佩身着美军制服。摄影：Harry Kendall

哈里·肯德尔讲述：

1945年8月初的一个傍晚，李佩带我到重庆的英国俱乐部晚餐。候餐时，一位美国朋友和我谈起战争结束后，在美中两国间开展贸易的机会，我因决定退役后要完成大学学业，婉言谢辞了……

李佩被我们的谈话深深吸引。突然间，她的神情严肃起来，对我们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能和平妥协彼此的分歧，你们和我们之间将存在相当多的严重问题。现在，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了，许多人将乐意看见共产党取得政权，赶走蒋介石。”

这是我一次听到李佩提及中国内战的幽灵。我没有和她争论，只是将这个信息存入我的记忆里，以作未来的参考。

摘自《远方的木兰花——我生命的第一个30年》

哈里·肯德尔(Harry H. Kendall，1919-2009)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官（1951-197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8月，24岁的肯德尔作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飞虎队）一员，赴中国参战。1979年，他从美国外交官岗位退休，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研究员。2004年，85岁的他出版自传《远方的木兰花——我生命中的第一个30年》，书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一段短暂却刻骨铭心的异国恋情。

这段异国恋的女主角是李佩（1917-2017）。1945年4月，双十年华的他们相识于兰州；8月7日，在战时陪都重庆，他们听到了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消息；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9月，肯德尔随部队回美国，在印度加尔各答候船时，与途经此地赴巴黎开会的李佩相聚；1946年12月圣诞节，两人在美国纽约重逢。

1947年2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李佩遇见了自己未来的丈夫——郭永怀教授，肯德尔心碎地结束了这段恋情。

然而，李佩也许从来都不曾知道：因为她，肯德尔改变了一生的职业选择。

在遇见李佩之前，来自美国中部的肯德尔正在学习化学工程专业。遇到李佩之后，肯德尔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5年11月回到美国后，利用《美国军人权利法》津贴，肯德尔继续自己的大学教育。但是，他不再继续学习化学工程专业，而是成为路易斯安娜州大学新闻本科学生。他后在耶鲁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在北卡罗莱大学从事政治学博士研究，并最终成为一名外交官——尽管他后来从未来到中国执行公务。

1948年2月，在纽约上州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小镇，李佩和郭永怀结婚。这一年稍后，她在耶鲁大学与肯德尔见了一面。此后，世界和中国局势、中美关系巨变，双方杳无音信。35年后，1984年夏，他们才在美国旧金山再见，曾经的爱情之火已化作温暖生命的友谊。

最近三年，我研究李佩的百年人生。因为她的独生女儿郭芹已于1996年去世，我联系到了在美国洛杉矶的李佩女婿——吴海威先生，意外地发掘出李佩生命中的这段经历，并因此发现了肯德尔先生写的两本自传：《远方的木兰花——我生命中的第一个30年》《从农场男孩到外交官——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

李佩在1940年代的经历错综复杂，肯德尔在书中对这一时期李佩的回忆，像一束光，照亮了她年轻时代云遮雾绕的一段历史，也成为我研究李佩的重要史料。

今天，我愿意和读者分享李佩研究过程中的这一新发现，并向肯德尔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业做出的贡献致敬。

1990年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吴海威、郭芹在郭永怀雕像前合影。供图：吴海威

寻找“蜡烛先生”

1944年，美国“飞虎队”士兵哈里·肯德尔在无线电工作台。来源：Harry Kendall

吴海威讲述：（2017年）

2016年李先生病重、我在陪护之时，一些渐渐远去的记忆好像被唤醒，纷纷涌来。我想起她的一个很久未被提及的美国朋友。他的名字发音好似英语单词“Candle”，我因此称呼他为“蜡烛先生”或“侃督先生”。虽然我和他只有两面之交，但他做的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一次会面在1990年夏天，我和郭芹刚到美国，他和夫人驾车从旧金山到洛杉矶来看我们，并给了郭芹2000美元；第二次也是他和夫人驾车来看我们家，他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稿，让郭芹看，但郭芹看了一会后就不礼貌地退回了。从此之后“蜡烛”夫妇再未登门，也未联系，好像消失了一样。

摘自《温暖的回忆从这里开始》

我是怎么发现并找到肯德尔先生的呢？源于四年前我开始对李佩的研究。

2015年4月12日，我从美国回国探亲。在北京中关村家里，蜷坐在沙发里的李佩对我说：“我今年98岁了，我这里住了快60年了。”我知道这是李佩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梦想：保留中国科学院位于中关村的三幢特级专家楼，这里曾住过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贝时璋等前辈学者，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奠基者，为新中国科学事业荜路蓝缕开启山林……

我决心帮助她实现这个梦想，并因此踏上李佩研究之路。

在此之前，我对李佩的了解集中于她1956年10月回国之后的经历。1956年8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郭永怀和妻子李佩，带着5岁的女儿郭芹，启程回国，这一年，李佩39岁。1956-1968年，短短12年间，郭永怀为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甚至牺牲了生命；1996年11月，45岁的郭芹因病离世……2003年，我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专访文章：“李佩——科学院的玫瑰”。

但这并不是李佩一生的全貌，她本人对自己在1956年之前的经历极少提及。而且，即使被问道，她的回答基本上是履历表一般简单。

李佩是怎么度过生命中的艰难时刻？她的性格和终其一生的理想，与她的命运如何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我尽可能地收集资料。

李伟格是郭芹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时的挚友，在她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吴海威先生。1989年底，38岁的郭芹和吴海威在北京结婚，1990年两人定居洛杉矶。电话中，吴海威向我讲述了他们在美国的经历，提到一位他们刚到洛杉矶时，就专程从旧金山驾车来看望他们的一对美国老夫妇，老先生还将自己写的传记手稿给郭芹看。

吴海威记得，老先生打开书稿，指着一页说：“看看这章，写了你妈妈和我。”郭芹翻看着书稿，一会儿后，脸色骤变，一语不发地将书稿递给老先生，老先生夫妇立刻觉察到紧张气氛，匆匆告辞了。

“送走老人后，我问郭芹：写了什么让你这么不高兴？即使你对内容不感兴趣，也要讲几句，那样对人很不礼貌。郭芹回答，‘他写追求我妈，我妈只爱郭永怀！’我说，‘什么大事！人人都有年轻的时候，青春年华有追求很正常，很普通，而且事情发生在你妈认识郭先生之前，可以理解。’郭芹一转身吼道，‘我妈一辈子只爱郭—永—怀！永远是郭永怀！’”

我请吴海威想办法寻找这位老先生和他的书稿。在郭芹遗留的笔记本上，他查到老先生的名字：Harry Kendall。上网查询，发现老人家已于2009年离世，但也因此查找到老先生分别于2003年和2004出版的两本传记。

在《远方的木兰花》一书中，肯德尔先生回忆了1940年代在中国参战、与李佩相遇经历。

吴海威说：“肯德尔先生2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带着7个子女和腹中尚未出生的孩子，回到了自己的父母家。因此，肯德尔是在外祖父母家的农场长大的，他爱祖母也爱农场中的木兰花；未曾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他遇到了自立、聪慧、会英文的李佩，开始了一段美国飞虎队员和中国木兰的罗曼史……”

我开始认真阅读肯德尔先生两本传记。

“天下掉下来一个林妹妹”

年轻时代的李佩来源：李佩家人提供

“她身着旗袍，一个人坐在那里，离我们有几个桌子远，美丽、高贵，像一幅画！”

1945年4月，在兰州西北大厦餐厅，迎面的墙上挂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领袖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巨幅照片。包括肯德尔在内的六位美国士兵正在午餐，他们看见了不远处的李佩，开始窃窃私语：

“一个可爱的人儿，她是谁呢？”

“她看起来太精致，不像是兰州人。”

“她一定是来自重庆！嗯，也许是某位将军的女朋友……”

但这位美人好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他们的存在视而不见。肯德尔有些恼怒，他开始观察分析：冰雪聪明的外表显示她来自一个良好家庭；在中国，像这样的女性应该极少一个人出门；那么，她独自在兰州做什么呢？他决定寻找答案。

午餐结束后，肯德尔留下来，鼓起勇气走到李佩的餐桌旁，用结结巴巴的中文问道：可否一道用茶？在短暂的犹豫后，李佩微笑着请他坐下。当他用中文自我介绍时，李佩用流利的英文打断他：“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讲英文。”

肯德尔惊得目瞪口呆：在兰州，很少有人能使用英语交流。获知肯德尔在兰州的工作，李佩赞扬美国军方对士兵们的照顾，让他们住在最好的饭店。她告诉肯德尔，自己是中国劳工协会（劳协）的职员，刚从重庆来到兰州，要处理当地机构的一些问题。她还说，暂时离开炎热、潮湿、挤满难民的重庆，是一件愉快的事。

这一年，李佩28岁。她告诉肯德尔，她的家在东北，父亲是天津一家重要煤矿的管理者，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她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之后随大学迁到昆明，1941年完成学业后，到位于战时首都重庆的中国劳协工作。

李佩的言行举止，让肯德尔意识到：她虽然在所属机构里没有官衔职位，却拥有相当的权威地位。

中午茶结束后，两人约好晚餐时继续在同一地点会面。

“她来了，显得比中午时更美丽、高贵，我倍感荣幸，我能感觉同事们嫉妒的眼光。在短暂的亲切问候后，她问我怎么来中国、我的工作、我对中国人民的印象，其间，她不忘赞美我的中文水平。”

李佩对美国空军士兵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的关注，让肯德尔兴奋不已。他说：自己一直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着迷，被派遣到中国，纯属幸运。他详细讲述了自己随部队从纽约上船、横跨大西洋到印度孟买、从卡拉奇乘飞机飞越驼峰到昆明、从昆明被派遣到兰州的旅程……

谈兴甚浓，餐馆关闭前，他们约定第二天下午到黄河岸边散步、聊天。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在中山公园、五泉山……他们散步、登山、远足、野餐，泛舟河上，远远地观看骆驼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走来，迈上跨越黄河的中山桥。李佩谨慎地谈到中国劳协的工作：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机构，劳协被错误地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但肯德尔当时的兴趣更多在她本人，而不是她的工作。

一个周末的下午，尽管有战时的管制，西北大厦仍为外国客人安排了一场舞会，肯德尔邀请李佩参加。她身着可爱的旗袍，在手携式留声机的旋律中，从吉特巴舞、狐步舞、到华尔兹，两人翩翩起舞。

肯德尔是“飞虎队”无线电中队士兵，他骄傲地带着李佩到他的办公室——一个栖居于小山峰顶上的气象站——参观。“她出神地看着我的同事们发射气象气球、然后收集气象数据，再由我通过莫尔斯电码（Morse code）发送到昆明司令部。”

两周的出差时间很快结束了。一天清晨，肯德尔送李佩到位于兰州西边的小机场，上飞机前，她邀请他到重庆，承诺会带他游览中国的战时首都、并让他了解她的工作和生活。肯德尔喜不自禁。

“我确实是在一个历史关头来到重庆”

1945年10月法国巴黎，左起：陈家康李佩邓发朱学范

1945年春天，李佩在兰州的两个星期，开启了肯德尔生命中的新篇章。在此之前，他认为自己赴中国战区，更多的是出于一位年轻的美国士兵对远东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而现在，他发现自己开始更为认真地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肯德尔的家乡位于美国中部的路易斯安娜州，以石油工业著名，他原计划退役后从事石油化学工业。服役期间，他几次因没有大学学位而未获晋升，倍受挫折，因此下决心要在战争结束后上大学，并在服役期间参加了美国陆军学院提供的通讯课程：化学工程。他的成绩还不错，但现在，他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选择。

李佩离开后不久，肯德尔的中文老师感觉到他的变化：“那位年轻的女士突然将你变成一位中国学者了？”

“我承认，和李佩的谈话开启了一片我从未期待过的新天地：美国和中国可以在教育、劳工关系、工商业和外交等领域合作，以解决世界上一些困难的问题。我的想法很朦胧，更多的是空想而没有具体目标，但它们影响到我未来的职业选择。我下决心尽量利用我在中国的时间，拓展我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知识。李佩邀请我到重庆，是我迈向这个计划的重要一步。”

在分别的日子里，两人开始通信。“我们在信中并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李佩告诉我她在重庆的生活、对未来的期望。”

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盟军打败德国，取得胜利；美国将部队从欧洲移至太平洋战场，对付日本军队。李佩在这个月的信中写道，在重庆，人们期盼对日本的战斗尽快结束，但中国将会有自己国内的问题需要解决，并再次邀请肯德尔到重庆。

因为职责在身，也因为津贴微薄，肯德尔无力自己购买机票。幸运的是，他获得了一次免费搭乘美空军运输机往来兰州-重庆的机会；而且，上级还批准他一个星期的假期。

1945年8月1日，肯德尔搭乘美军飞机从兰州起飞。在空中，他第一次看见重庆，这座位于长江两岸的山城曾是日军空袭的目标，直到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将它们从天空中驱逐。作为飞虎队的一员，他有理由为此自豪。

肯德尔入住李佩为他预订的旅馆，在中国劳协办公室附近。李佩随即赶到。“她穿着一件宽松的旗袍，汗珠在她橄榄色的皮肤上熠熠生光，她温暖的笑容显示她对这次重逢发自内心的喜悦。”

李佩给他带来了更多有关战后可能发生问题的新闻。当时，由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正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会谈（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面临灭顶之灾。两人讨论时局，如果日本投降，肯德尔将很快回美国，李佩则将回天津家中看望父母，八年抗战期间到重庆避难的几百万难民也将返回东部的家乡。

肯德尔在传记中写道：“我确实是在一个历史关头来到重庆。”

在重庆的日子里，李佩白天上班，下午和傍晚，两人在一起，有时沿长江岸边散步，有时乘坐渡船到对岸的英国俱乐部晚餐。这个俱乐部给肯德尔留下难忘印象。

他写道：这是一个英国风格的男士俱乐部，李佩因认识其中一位俱乐部会员而被允许进入并晚餐；与炎热喧嚣的街道成鲜明对比，这里安静、高贵，俱乐部里有配备齐全的图书室、台球室，客人绝大部分是英国人，也有少数美国人，但李佩是唯一一位中国人……

等待晚餐时，一位肯德尔在昆明时认识的朋友Jonthan Mark来到他们旁边。Mark现在是美国一家公司的商务代表，计划战后在中美之间开展进出口业务，他邀请肯德尔加入。肯德尔已决定战后要上大学，婉言谢辞了。

肯德尔发现，李佩被他们的谈话深深吸引了。“她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她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能和平解决彼此的分歧，你们和我们之间就会存在相当多的严重问题。现在，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了，许多人将乐意看见共产党取得政权，赶走蒋介石。’”

这是肯德尔第一次听到李佩提及中国内战的幽灵。他当时不能理解这些话的意义，也没有和李佩争论，只是将它们记录在笔记本里，作为未来的参考。

俱乐部的晚餐是英国牛排，对吃了几个月中国米饭的肯德尔来说，这实在是真正的慰劳。更令他开心的是，晚餐后，两人亲密无间地谈起对未来的打算，李佩非常希望到美国读研究生、正在寻求各种可能的机会。“但令我沮丧的是，因为自己没有上大学的经历，我为她提供的帮助极为有限。”

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中国劳协大厅，李佩向同事们介绍了这位帮助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美国朋友。

8月7日，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在8月6日用一种新型、可怕的武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城市广岛；基本上与此同时，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苏联军队攻入东北三省——“满洲”。胜利在望，重庆进入了狂欢的喜悦。

8月8日清晨，肯德尔启程回兰州时，李佩赶到旅馆，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国劳协将派遣她参加10月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工会联合国（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WFTU），她将经印度加尔各答到巴黎；她计划会议结束后到纽约，在一所美国的大学深造。

这个好消息令肯德尔惊喜万分，两人期待着未来不久在美国的相见。

时局瞬息巨变。1945年8月9日，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美国的最后一艘战舰“密苏里号”上，日本签署了《日本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8月底，肯德尔所在部队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计划启程回国；这时，美军驻中国总司令阿尔伯特·魏迈特（Albert Coady Wedemeyer）正在对美军基地巡视。在兰州，他问肯德尔：“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你打算做什么？”“报告长官，我想回美国。”“为什么？你是一位年轻人，难道你不想在中国再停留一段时间吗？““长官，我很高兴在中国的日子，但我想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给自己的承诺是战后完成大学教育，再继续自己的生活。” “很好，年轻人，你将得你所愿。”

1945年9月，印度加尔各答

1945年11月，李佩（左一）在法国巴黎参加第一界世界妇女大会。照片提供：李伟格

1945年8月底，肯德尔随部队乘飞机从兰州到昆明，9月5日，从昆明飞抵印度加尔各答，在这里等候运兵舰回美国。幸运的他，9月8-11日，在加尔各答再次见到了李佩。

李佩在印度加尔各答一家名为“中国之家”的旅馆预订了房间，这里可以步行到肯德尔部队的驻地。9月8日，李佩按计划飞抵加尔各答，两人在“中国之家”相会。

李佩告诉肯德尔，这是她第一次出国。但这应该与事实有出入。1939年7月24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学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李佩作为西南联合大学会副主席，随以龚普生（1913年9月-2007年8月）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会。

在加尔各答三天的时间里，两人外出午餐、晚餐、逛市场，甚至还和摊贩们讲价还价。9月11日，李佩启程飞往巴黎，告别时，她建议两人通信，肯德尔给了他自己在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的家庭地址；李佩说自己回国后不太可能回重庆，于是给了天津父母家的地址。

临别时，肯德尔问：“下一次，我们会在哪里会面？纽约、巴黎、上海、还是北京？”

李佩回答：“认识你是我生命中一件愉快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但肯定不能确定是何时、何地。”

1945年9月29日，在离家两年多后，肯德尔登上了回美国的军舰。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航行，10月29日，在纽约港登陆，然后，他和南方的士兵们登上军用列车回家；11月2日，他获得了在美国空军服役五年的荣誉退役证书。

1945年12月，肯德尔到纽约迎接李佩，但他没有接到李佩，却接到了她的一封信，信中说，中国代表团要求她回上海，为妇女团体的工作寻求支持。

此后，两人频繁通信。李佩在信中谈到战后中国紧张的政治局势和混乱的经济局面，时常担心国民党会用暴力反对她所在的中国劳协。

1946年圣诞节，纽约

1946年夏，李佩赴美国前，在天津与妹妹和弟弟合影

一年后，1946年圣诞节，肯德尔终于在纽约见到了李佩。这时，他已是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而她则准备到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深造。

40多年后，肯德尔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情形：

“我爱上了李佩，我感觉她同样也爱上了我，但即使这样，我却没有做好向她求婚的准备。我们开始讨论未来的计划，发现我们不太可能会在一起。蒋介石政府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李佩看见了中国新时代的曙光，她决心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回到新中国，成为它的一部分。同样，我看到了美国在战后国际问题上的重要性，我希望从事外交工作，或者成为一家重要报社的记者；也许，这样会获得一份派遣到中国的工作。但中国共产党强硬的反美战役，以及美国国内同样强烈的反共局势，让我们在可见的未来看不到可能性。

而且，我们认识到，两个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相爱，但是我们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将超越我们个人的生活。婚姻问题悬而未决。”

纽约会面之后，肯德尔回到了路易斯安娜大学，李佩来到康奈尔大学。1947年间，他们断断续续地通信，直到1947年12月底，李佩在信中告知：将要与康奈尔大学的一位中国航空学教授结婚。肯德尔心碎不已，结束了这段罗曼史。

1948年，已是耶鲁大学研究生的肯德尔，与李佩见了一面，他写道：“我们仍然热情友好，但激情已经冷却。”

1948年2月，李佩和郭永怀结婚。供图：李佩

1950年，肯德尔完成博士论文但尚未答辩时，幸运地获得了一份外交官工作。1951年1月22日，他宣誓成为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注1]。

1951年圣诞节，华盛顿特区，肯德尔和玛格丽特·蒙克（Margaret Munch）举行了婚礼。之后，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日本的东京、西班牙的马德里，再到南越的西贡，他的家庭跟随他在世界各地的美国机构履职不断迁移。从英文老师到宴会女主人，玛格丽特成为丈夫外交工作得力的助手。

然而，尽管从事外交工作，肯德尔却极少获得来自中国的消息，他只知道当时的中国国内正在进行激烈的反美运动。“我时常担心李佩在美国的经历是否会给她带来灾难，这方面一点消息都没有。但我清楚地知道：任何我试图联系她的努力都会将她置于危险之中。”

中美两个大国相互隔绝，弹指挥间三十年。

1979年1月，美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肯德尔的中国情结再次被点燃，他怀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飞虎队”一员在中国两年的日子，他担心李佩的情况……他盼望重返中国，他甚至请私人老师学习了6个月的中文；他和夫人专程到台湾三个月，强化中文口语。

1980年3月底，肯德尔夫妇在香港加入一个中国旅行团，游览了广州、桂林、杭州、上海和北京。在北京，凭借对中国劳工协会记忆，他请求美国驻华使馆帮助寻找李佩，却一无所获。

寻找李佩

1980年代，李佩在北京玉泉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1979年底，60岁的肯德尔从外交官岗位退休。因三个女儿均在旧金山工作和生活，他和夫人决定在旧金山定居，他们的家距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只有8个街区，他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

晚年的亨利·肯德尔。图源：berkeley.edu

伯克利东亚研究所有来自中国、日本等国家的访问学者。再一次，肯德尔想借助工作关系寻找李佩。

1983年底，一位1949年前曾在位于重庆的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工作的华裔学者向他建议：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寻找李佩。肯德尔再次发出求助信。

中国红十字会很快回信：李佩还活着，在北京。

好消息从天而降！大约一个月后，肯德尔接到了李佩的信，告知她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教授英文，很快会随一个中美友好代表团访问美国……他喜不自禁！

1984年夏季的一天，旧金山国际机场，肯德尔翘首等待李佩。他担心经过35年的岁月，是否会相见不识？

“我们第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她老了，我也一样，但她仍然美丽。”

肯德尔邀请李佩到伯克利的家中做客。李佩讲述了自1948年最后一次会面后的生活：她在康奈尔大学教中国文学，1951年8月女儿出生；1956年秋，她的小家庭回到了中国，丈夫郭永怀成为中国空军的高级研究人员，但不幸在1968年12月的一次空难中逝世。“文革”中，她有三年的时间在稻田劳动。

“文革”十年，李佩历尽艰辛：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曾受到隔离审查，母亲和丈夫在同一年里先后去世，还是初中生的女儿到黑龙江农村当“知识青年”；1970年，她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到合肥，继续受审查、监督劳动。1978年，她返回北京，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任英语教研室主任，为中国培训新的一代人才；她这次访问美国的任务之一是寻找能在中国大学教授英文的美国人。

肯德尔疼惜这段遭遇，但李佩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受到过分迫害，而且，她还开玩笑说，她和她的知识分子同事们所种稻田的收成，比当地农民更好。

在这次会面后，两人时常通信，报告彼此的工作和生活。肯德尔写道：“我们之间，跨越文化的爱情之火早已熄灭，但友谊的炭火至今温暖着我们。”

“我这一生值得吗”

2016年12月22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郑哲敏院士看望李佩，庆祝她99岁生日图片提供李伟格

2016年7月，李佩病重，住进北京中日友好医院。11月，吴海威专程回北京看望。一天，李佩清醒后问他：“我这辈子值吗？”

吴海威回答：“值！”他从1917年苏联的“十月革命”、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科学教育，一直谈到社会公益的林林总总，从大时代的角度评价她生命的点点滴滴。

2016年12月22日，李佩在病房中度过99岁的生日；2017年1月12日凌晨，她在沉睡中安祥离世。

2017年4月5日，我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为郭永怀李佩举行的合葬仪式。李佩的弟弟、89岁的李佩璋先生代表家族致词。他在最后说：

“北平解放后（1949年1月31日），李佩乘坐第一艘从香港到天津的轮船，回到祖国。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北京参加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半年后，高层领导决定要她回美国去，尽量动员科学家回国为祖国效力。她在西单的一个小旅馆里见我，跟我说了这一切，而且她在做准备工作，而且由组织上专门把她送到美国。她在美国做了大量动员工作，鼓励科学家回国效力，她的活动受到FBI的注意。”

这是李佩璋第一次公开讲述李佩在1950年受命赴美国动员科学家回国一事，也是李佩的亲人告诉世界的一个真相。“一石激起千层浪”，令会场中李佩的老朋友们震惊不已，因为李佩在中国科学界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是她1956年10月回国后认识的。

但早在一年前，李佩璋已经告诉我这个事实。经过详细考证，我写成系列文章“李佩的特殊使命”，分别发表于2017年4月1日、4月2日和4日的《知识分子》上。

2017年4月8日，在北京家中，李佩璋先生接受了我5个多小时专访，讲述了有关李佩更多的详细情况。他说，李佩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从美国回到北京，再回到美国，其间没有回天津看望父母，父母也不知道她回国的事。

时光飞逝，转瞬李佩已经去世两年，我还在研究李佩，最近与吴海威谈话，他提起李佩病重时问他的那句话：“我这辈子值吗？”

他说：“当时我是从大时代的角度评价李先生。如果换到今天，我会从文化差异的共同点出发，以花拟人来评价。肯德尔的书，以木兰花命名，又以木兰花作封面，可能是一次中美文化在字义、语意、图意上碰巧的重叠。因为中国人知道木兰可以是树、是花，也可以是人名，更知道花木兰是谁！李先生何尝不是以青春参加抗日、投身工运的一朵木兰花呢？美国飞虎队员欣赏花，与她交往，也可能带给她一时的不测风雨。但她始终尽力在科学园地里培育花朵，以至于耄耋之年时，被誉为中国科学院的玫瑰。虽然花海纷华，花开有时，花朵有形，但花香四溢是无形的，说不清界限，有的能飘逸很远，甚至穿越时空……可说，花开有期，芳泽无齐。面对先生广阔的花样人生，相较而言，此生绚丽无悔。”

注1.

1950年，肯德尔完成了博士论文，准备答辩，但此时，他的退伍军人大学津贴己用完，他需要找工作养活自己。他先找到了一份记者工作，准备好后再答辩，但到了1950年中期，美国冷战掀起高潮，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国务院成立了相应外交机构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因此需要招募一批有新闻专业背景的人才，也因此，肯德尔在1950年12月成为美国外交官，但他再无机会回大学答辩博士论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