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痕带你游 元代对契约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契约是民间社会秩序的重要形成机制，通过契约形成的社会秩序，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秩序类型，以平等、自由为基础，以自愿、协商、合意为形式。

契约主体之间基于平等，和自由意志而达成合意，并自愿受其约束、履行承诺，由此形成的秩序类型是对暴力、强权、特权的否定，因此，契约关系的发达程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元代的契约关系也是功能性的，以解决问题、满足需要为限，进而也是简单的，其中往往并不涉及，多少复杂的契约权利义务关系。

为了巩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与政治统治，国家进行了调整，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协调，在此基础上，国家法首先着重对田宅的买卖、典卖、租佃与租赁交易以及借贷交易中的契约关系，进行规范和调整，其次是奴婢、马牛等大宗商品的买卖，再次是对车船运输行业，契约关系进行一些强制性规范。

至于民间社会广泛存在的析产、分业、换地、划界等不动产产权关系契约，租赁、雇佣、承揽、合伙等日常商品经济中的契约关系，政府一般并不加以干预，从而使其只以民间事实，契约关系的形式而存在。

在契约关系的地位和效力方面，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有些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其效力也往往因此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称其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一方面是指国家虽有法禁，但无实效，呈现出纸面层次的立法，与实践层次的活法的背离；另一方面，是指很多非法的契约行为，以各种方式去遮掩，采用了间接的、隐蔽的形式，从而呈现出合法的表象。

典型的，一是是民间大量存在、频繁发生的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买卖卑幼亲属的契约，二是各种高利率的借贷契约。若民不举、官不究，由于情势所迫和观念上的认同，其效力就民间社会中得到维系；相反，若遇有人告发、官府追究，则会由于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干预，而使其效力被否定。

更有甚者，有些合法的交易契约，在某些特定情势下，其效力也会遭到来自，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和否定。其典型体现，一是在借贷契约关系领域，国家对私债的强制免除和延期履行，二是在租佃契约关系领域，国家下达的强制减租法令。这表明，元代契约法的基础是权力型秩序理念，而非权力型秩序理念。

因此，可以说，任何契约的效力，都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都可能面临来自国家公权力的强制干预，只要国家权力执行者认为有必要，或者认为其不合理，就可以取消或变更其效力。

以元政府关于契约效力的一次决策过程为例，来观察国家法与民间契约的关系。针对探马赤军人，将国家拨付的草地典卖与人的现象，枢密院为了维持军人当役的经济实力、维护军队稳定，曾向元廷奏请地归原主，且不还价款。

监察官员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既会导致社会交易秩序混乱，也大大损害买主利益，主张出典草地者仍以原价收赎，出卖者仍令买方为主。

元朝主要政府机构在此事的决策中，实际上是承认、维持了探马赤军人出卖、典质草地交易契约的效力，维护了交易安全和秩序。实际上，这反映了元代的契约法，在观念和理论上的特点。

以上事例说明了国家法与契约之间关系的主要方面，那就是，契约的效力基本上，是得到国家法律的确定，与认可的。国家及其所掌握的法律与政策必然要基本认可，与维护民间契约的地位与效力，二者之间呈现出互动性、一致性，这是由契约的功能与国家的功能，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

早在春秋乃至西周时期，人们就认识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结信而止讼就是中国传统契约的基本功能，必然内涵着社会关系的协调，与社会秩序的维系。

而国家，其关注的核心是政权的稳定统治，和社会的基本稳定，因而重点在国家官僚行政系统的运行，和严重危及社会秩序的谋反叛乱、奸盗诈伪、人命重案方面立法定制，从而导致公法的发达。

至于婚田钱债”一类民间细故”，国家恐怕不想管、也无力管，尽量交由民间或基层自行解决，恰好可以利用民间契约机制，来缔造和维系民间社会秩序，国家要做的就是认可民间契约的效力，并在司法方面对其予以支持，听讼时以契约作为重要依据。这一方面导致了民事立法的薄弱，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民事法秩序的民间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