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的所谓新政其实并不新,简而言之属于一种过渡性的财政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充国家的财源。既然是过渡性政策,那就不能长期延续下去,所以,如果雍正帝的新政能继续强推下去,清朝甚至有可能会提前走向灭亡。
康熙朝晚年,曾承诺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也就是说,国家再生多少人口,也不再征收更多丁税,而是始终以康熙五十一年的丁数来收取。所以,以往通过收取人头税来扩充财源的道路被堵住了。
雍正帝上任伊始,自然不能干推翻祖制的事,只能继续做好人。所以他干脆实行摊丁入亩,把康熙帝定下的丁银总数摊入田亩之中。说白了就是查清田亩有多少,拿丁银数一除,然后按一亩地多少钱算,向有地农民征税。
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相对减轻了贫富差距,田多的肯定多缴,田少的自然少缴。但问题是,这并没有大幅增加国家的收入。
于是,雍正帝用了第二招,就是火耗归公。说白了,火耗归公就是变个法子剥削百姓手里的钱。
当然,地方随意加征火耗属于腐败,但这也不完全是由于地方官的私欲导致。清朝财政本质上仍是强干弱枝,各省半数以上的财政收入都会上缴中央,地方财政很穷。但凡想多花点钱的话,走正常渠道的话就得事前请示,事后奏销,但走奏销渠道旷日持久不说,很多非正常开销也很难拿到明面上,比如招待高级官员的费用,总不能让人家自己掏,更不能拿到皇帝老儿那里去报销,只能自己拿。但地方官肯定不会从自己的腰包里掏钱,一般就是三条路,其一是让士绅们去筹措,算你做贡献了,其二是挪用公款,先把事办了再说,其三就是压榨百姓,比如反复加征火耗。
事实上,康熙末期各省财政亏空的情形很多,很多就是由于地方财政没钱,只能挪用公款。而雍正帝自继位以来,一直勒令各省清理亏空,最后采用火耗归公的办法才将亏空渐次补齐。
所谓火耗归公,就是把火耗制度化、标准化、合法化,令地方官无法随意加征和摊派,但实际上却把这笔额外征收的钱纳入国家正式的税种之一。火耗归公实行后,收上来的火耗一部分用于各省清理亏空以及行政费用,另一部分则用作地方官的养廉银,相当于在官员的正式工资之外又发了一笔更高的额外工资,算是对官僚集团的妥协。
后来,雍正帝还试行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相当于在田税之外又给士绅添了新税。因为摊丁入亩的核心要义就是将田税、丁税和差役合而为一,朝廷用收上来的地丁银去雇人服差役。士绅肯定大多有田,交了地丁银以后,还要再服差役,这当然令士绅集团十分不满。
出于实际的困难,雍正帝过于激进的财政政策得不到官僚集团的支持,所以他只得更多倚仗自己的亲信推进改革,于是在中央形成了军机处制度,以更高效的方式绕过低效的官僚集团,直接对接地方上的亲信力量以达到目的。
所以,雍正帝的新政只能是短期的过渡性政策,也只有雍正帝才能以更饱满的热情和精力去推进这些新政。事实上,雍正帝之后,这些新政也基本都存在,算是完成了制度的常态化,但再也没有谁能够像雍正帝那样以更理想化的态度去推进了。乾隆帝及其以后的皇帝都更加务实,他们明白,得罪士绅和官僚集团,就是在瓦解清朝的统治基础。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皇帝的统治是维持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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