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遥来说史 幕府统治的等级有多严格？所有职业都被划分，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引言

日本自1603年开始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到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在幕府统治下仍然是一个封建的、落后的国家。日本的天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世袭的将军手中。将军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幕府政权进行统治。将军的政厅－－幕府，是全国的最高政权机构。

日本存在着界限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除皇族外，全国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和皇族是统治阶级。在士中又有不同等级。将军地位最高，拥有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是最大的封建主，其领地约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其余的土地分封给二百六十多个大名。大名的领地叫做“藩”。根据与幕府关系的亲疏，大名又有“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之分。皇族也拥有一部分领地。

大名从属于将军，要对将军听命效忠，向将军负担军事和其它方面的义务，但在自己的藩内有行政、军事和税收等各种大权。强藩还可以设税卡，发行货币。将军和大名都有自己的家臣（武士）。藩的各级行政机关和军队就由臣属武士组成。武士是将军和大名的臣属亲兵，他们从将军或大名那里得到封地和禄米。德川幕府主要依靠武士来维持它的统治。天皇、将军、大名、武士组成了日本的封建统治阶级。

农、工、商是被统治阶级，他们是属于封建领主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此外尚有“秽多”、“非人”等贱民，其社会地位更为低下。

农民是被统治阶级的主体，他们占全国人口的80%,是封建地主压迫和剥削的主要对象。他们要缴纳沉重的地租、赋税，仅地租往往占收成的50-60%,甚至达70%.他们还必须服修桥、补路、筑坝等劳役。此外，农民还受高利贷的剥削。封建的压迫和剥削，使农民生活不断恶化，纷纷破产。农民不断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商业资本渗入农村，农民丧失土地，阶级进一步分化，一些商人和高利贷者侵吞农民土地成为新兴地主。十八世纪后期，丝织品、棉织品、采矿、海产加工等部门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经出现。其中以丝织业和棉织业的手工工场最发达。到十九世纪中叶，仅关东地方的桐生一地丝织工场就约有二百六十多家；其他工业部门也相继出现了手工工场，当时全国官私手工工场已达四百余家。商业资本的发展很快。江户、京都等城市成了商业的中心。出现了三井、鸿池等拥有巨额财产的商业富豪。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动摇着封建制度的基础，引起了社会的深刻变化，阶级结构，等级制度发生了变动。本来作为统治阶级的士，对工商业是持鄙视态度的。但是，上层贵族日益扩大的消费要求，必然增加对货币的需求。商品货币经济冲破士商的等级界限，他们有的单独或与商人高利贷者合伙经营工商业；有的向高利贷者大量举债。这样，他们就与商人、高利贷者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关系。

富有的商人、高利贷者，要求改变与其经济实力不相称的无权地位。领主们财政的困难，也影响了靠俸禄为生的中下级武士的生活。他们有的预卖禄米，有的不顾禁令和传统当了教师、医生、职员、手工业者、小商人。一些发了财的商人地主也通过多种方式（如联姻、养子、购员）取得武士身份。下层武士就与新兴地主及资产阶级发生了联系。他们积极要求改革。至于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则身受双重、三重剥削，愈来愈多的农民加入佃农的队伍。

农民和市民由于受沉重的封建剥削和高利贷、大商人的压榨，十九世纪上半期不断展开斗争。1823年，摄津、河内两地一千多个村庄的棉农联合反对大阪棉花批发商的专利权，要求买卖自由，迫使幕府接受要求，斗争取得胜利。1837年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阪市民暴动，是这个时期最大的一次暴动。

由于连年灾荒，米价上涨，政府官员与奸商勾结，鱼肉人民。下级警官出身的大盐平八郎目睹广大贫民的艰难生活状况，挺身而出，进行斗争。他发布声讨幕府和富商的檄文，号召城乡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他率领手工业者，近郊农民、小商人、下级武士在大阪举行起义。他们捣毁米店和富豪的住宅，并与前来镇压的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震动了统治阶级。把反封建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在这次起义影响下，摄津、越后、周防等地相继发生起义。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地动摇和瓦解着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农民和市民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幕府的统治，封建制度危机日益加深。幕府和各藩的统治者企图通过一些改革，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西南各藩和幕府先后实行改革。因这些改革开始于天保年间（1830-1843年），故称“天保改革”。

西南诸藩的改革获得了成功。1838年起，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藩相继进行了顺应潮流的改革。这里自然经济瓦解的过程进行得较深刻，同新兴地主阶层及商人有联系的下级武士成了改革的推动力量。他们抨击那些掌握藩政大权的腐败无能的门阀，这些改革派逐渐影响了藩政，以财政或军事技术官员的资格，参与藩政，积极进行改革。他们鼓励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打破门阀观念破格提拔下级武士参加藩政，整顿财政等。改革加强了西南诸藩的经济，军事实力，也提高了下级武士改革派的地位，改革派当中的许多领导人物后来成了倒幕运动的领导者和明治政府的官僚。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十六世纪中期起，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接踵来日传教通商。幕府为巩固封建统治，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在1633年至1641年前后五次颁布“锁国令”，规定除与中国、朝鲜、荷兰可进行少量贸易外，严禁与外国往来与通商。这种锁国局面一直持续了二百多年。

十九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美、俄、英、法等国加紧对外扩张，曾多次要求日本开港通商，但均被拒绝。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率军舰闯入浦贺港，以炮轰江户相威胁，迫使幕府接受了美国总统要求开港的国书。次年3月日本被迫与美国缔结了“日美和好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下田、函馆为美船停泊地，允许美国在两地设领事；今后日本给予外国任何权益时，应无条件地给予美国。

不久，英、俄、荷等国也照例与日本缔结了类似的条约。1858年6月，美国又迫使幕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开放条川、长屿、兵库、新调，函馆五港通窗，限制日本的海关主权（低税率、非经美国同意不得改变），日本承认美在日的结事裁判权。同年7-9月，葡、俄、英、德也先后与日本签订前约。这些条约的签订，标志着锁闭了二百多年的日本大门，被欧美列强的炮舰打开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定后，日本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出现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日本的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封建制度的危机也进一步加深。

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民族危机的加深“开国”后日本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国廉价工业品涌入并充斥日本市场。1860-1867年日本对外贸易额激增，进口额增长十三倍，出口额仅增长二点五倍。进口货物主要是棉毛织品，船只、军火等工业品，而出口货物主要是生丝、棉花、茶叶、海味等农产品。日本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及原料供应地。外国商品充斥国内市场，使日本的手工业和商业遭到严重摧残。如由于生丝供应减少，西阵、桐生等地丝织业手工工场和手工业者受到严重打击。

仅桐生一地，就有一千五百名手工业工人破产。外国资本家还利用日本的金银比价（1:5)与国际市场比价（1:15)的不同，大量用白银套购黄金，获取暴利。这就严重破坏了日本的金融，引起了物价特别是粮价的上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如1867年比1860年粮价上涨十三倍。另一方面生丝、棉花等原料的出口，虽然损害了既有的棉丝织业，可是它刺激了日本农业中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并带动了有关家庭手工业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手工工场的发展使日本的封建经济迅速解体。幕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为了应付购买外国武器及支付对外赔款而加紧搜刮人民，增收捐税。旧有的封建领主、新兴地主、高利贷者、工场手工业资本家，齐压榨劳动人民，使他们的生活更加恶化，连下级武士也深受影响。市民和农民的斗争日趋高涨。日益壮大的新兴地主，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与封建领主的冲突也日益尖锐。封建制度的危机空前加深。

与此同时，民族危机也加深了。西方列强一再侵犯日本的主权，不断干涉内政，而当权的幕府却无力对抗。1861年俄国曾出兵对马，要求永久租借该地，由于人民反抗及英国干涉才撤走。1863年英法联军借口个别武士排外，炮击萨摩的鹿儿岛，并索取了巨额赔款。1864年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炮轰下关，要求下关海峡自由通航，并勒索了三百万两的巨额赔款。1866年列强还进一步迫使幕府把主要商品的进口税率一律降为5%.他们还逐步取得了在日的领事裁判权、租界特权、驻兵权和协定关税权等。

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深，终于爆发了以下级武士为领导的倒幕运动。

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

十九世纪五十一一六十年代，整个日本掀起了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的浪潮。1852-1859年发生了五十起，1860-1867年增至九十三起。

1866年5月由于农业歉收，米价暴涨，幕府又加征巨额临时税，许多城市发生了饥民起义。暴动从兵库县开始，扩展到大阪、进而席卷了近畿和东海各地。连幕府所在地江户也燃起了反抗的怒火。斗争的矛头直指幕府。有一个被捕者在回答“谁是首犯？”的盘问时，愤怒高呼：“这次暴动的元凶就是将军！”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江户起义后幕府的根据地武藏、上野一带，以贫农、手工业者为主发动了起义。他们捣毁幕府的地方官署、焚烧土地清册、债务文契，要求选举地方官员，平分土地和废除封建义务。同年大规模的起义达数十起。城乡人民的斗争，打击了日本封建制度，动摇了幕府的统治，推动了倒幕运动的开展。

幕府的覆灭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冲击，人民连绵不断起义的打击，使幕府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在激化，发生了统治的危机。从1854年起，围绕开国和“将军继承”两个问题，统治阶级陷入四分五裂，大名之间、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59年，纪州藩的德川家茂继位，将军继承问题解决。但由开国问题引起的斗争日益激烈。1859年当幕府奏请天皇批准《安政条约》时，以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和萨摩藩的西乡隆盛为首的下级武士聚集京都，标榜“尊王夷”，联络一部分皇族公卿，谋求推翻幕府，并挟持天皇驳回幕府的奏请。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为了恢复幕府威信，于1859年6月制造了“安政大狱”杀害了改革派的吉田松阴等为首的七人，下狱者达数十人之多。

“安政大狱”激怒了反幕派。1860年3月，水户藩武士在江户的樱田门外把井伊直弼刺死。以樱田门事件为信号，反幕运动迅速发展。西南长州、土佐、萨摩、水户等藩的下级武士和一部分公卿以及不满幕府的商人结成倒幕同盟，他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加紧开展反幕斗争。他们以西南诸藩为基地，一方面不断加强在京都的势力，一方面加强组织和建立新的武装力量。

如长州藩的高杉晋作就以武士和富裕农民为主组成了训练有素、装备先进的“奇兵队”等武装队伍。倒幕势力的壮大，严重地威胁了幕府的统治。1863年8月，幕府为打击反幕府势力，在京都策动了一次政变，把反对派公卿和长州藩武士逐出京都。接着幕府又先后发动两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

1864年8月开始进行第一次讨伐长州的战争。因长州藩保守势力抬头，向幕府表示恭顺，幕府得以不战而胜。幕府并不以此为满足，1865年5月，又发动了第二次讨伐长州的战争。但这时整个形势对幕府已非常不利。战争引起物价飞涨，幕府管辖地区大阪、江户等地农民和市民不断掀起暴动。

许多大名拒绝支持甚至反对征伐长州。西南诸藩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下级武士、改变了盲目攘夷的策略，集中力量打击幕府。长州、萨摩两藩倒幕派武士重新得势，又掌握了藩政。英国见幕府统治大势已去，同时又怕日本人民斗争高涨会危及它在日本的侵略地位，从支持幕府转而支持了倒幕派，开始向倒幕军队供应军火。长州藩改革派的“奇兵队”，在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下，勇敢善战，士气高昂。长州藩取得了反击幕府军的胜利。幕府两次征长州的军事行动，是下级武士为主的倒幕势力与幕府反动势力之间进行的武装斗争，标志着倒幕维新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

幕府的统治奄奄一息，倒幕势力进一步加强，积极开展倒幕斗争。1866年1月，萨、长两大强藩秘密结成反幕府的军事同盟。幕府为挽救行将灭亡的命运，千方百计地进行垂死挣扎。1866年底，德川庆喜任幕府将军后，不惜丧权辱国，同德国勾结，妄图借外力挽救危局。倒幕派加紧了讨幕的步伐。1867年10月，他们在京都召开秘密会议，制定了武力推翻幕府的行动计划，与此同时，天皇颁布密诏给萨、长两藩，命令他们讨伐幕府。德川庆喜在讨幕军即将临城的形势下，又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10月14日，宣布“奉还大政”，在形式上向天皇交出统治权，以使讨幕军出师无名，失去借口。而他却可以继续凭借实力掌握实权。倒幕派识破其阴谋，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先向萨摩、长州下达“讨幕密令”，于1867年12月9日发动了政变。天皇发表了王政复古、废除将军制的诏书。

当天成立了名为“太政官”的新的中央政府，西乡隆盛等倒幕派领袖在新政府中掌握了实权。当夜政府勒令幕府交出其领地。幕府决定进行垂死挣扎，1868年1月幕府军与新政府军决战于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一带。士气旺盛，训练有素的新政府军以五千兵力一举击败了三倍于己的敌人。将军逃回江户。新政府军在人民起义的配合下继续向江户推进，4月，将军德川庆喜献城投降。又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新政府讨平了幕府残余力量的反抗。统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覆亡了。

天皇政权的确立

德川幕府覆亡后，天皇成为全国最高的统治者。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宣布自己是全国唯一合法政府。政府中的高级官员都由天皇直接任命，并对天皇负责。他们大都是倒幕派的领袖人物，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央官僚集团。新政府在财政上得到了三井、小野等大商人集团的支持。天皇政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1868年7月政府宜｀布江户改名东京，定为日本首都。9月，天皇改元“明治”，次年迁都东京。

幕府的倒台，明治政权的建立，首先是人民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日本也十分有利。印度、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打击和牵制了英国和西方侵略者。六十年代，西方各主要国家又忙于处理自己的紧迫问题,因而不可能大规模地干涉日本的政局。此外，英、法、俄间在日利益的矛盾也起了牵制作用。

改革措施 明治政府为了维护和争得民族独立，摆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1868-1873年铲除了封建领主的地方割据，加强了天皇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史称“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性的改革。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各项改革的方向和任务的总政策。

1868年3月天皇发布“五条誓文”，4月公布“政体书”，这两个文件是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文”表示：广泛征询公卿、诸侯、武士们的意见（“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加强与外国交往，积极吸收西方文明（“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政体书”则标榜实行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文件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但对人民的民主权利却丝毫没有规定。相反，在严格限制人民自由的“五枚告示牌”中，规定对人民的即使是稍许的反抗，也要给以严厉的镇压。明治政府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改革：

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明治政府为了强化中央集权。1869年1月西南诸藩被迫奏请“奉还版籍”，6月全国普遍实行。旧藩主成了中央任命的藩知事。藩政基本方针必须服从中央。1871年，又进一步“废藩置县”，免除所有藩知事职务，全国重新划分为三府七十二个县，由中央派县知事治理。这样中央就收回了藩主的封地，结束了封建割据，统一了国家。政府还明令废除了旧有的封建等级制度，改为四个等级。即，皇族、华族（原公卿、大名）、士族（家臣、武士）、平民（农民、市民、手工业者等）。废除“秽多”、“非人”等称号。除皇族具有超人身份外，取消了过去依身份不同而规定的职业、通婚、生活规则等限制。封建等级制度的废除，满足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人民获得的好处并不多，政府声称“四民平等”，其实皇族与华族仍是特权贵族，士族也仍保有一定的特殊社会地位，贱民也未真正成为平民。

建立近代的常备军和警察制度

明治政府按照“富国强兵”的要求，首先建立和扩充军队，作为新政权行使职能的有力工具。1871年建立起专门保护天皇的近卫部队，叫做“亲兵”。与此同时，将原各藩的军队调整改编，作为新政府军的核心。1872年，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制，实行征兵制，建立了直属中央的近代常备军。除建立常备军外，还建立和发展了近代警察制度。1868年初，建立了市政警察，叫做“府兵”。从1871年起，把“府兵”改称“逻卒”（巡警兵）。1872年，把逻卒改称警察。自1872年起，在全国设立了中央集权的“国事警察”制度。

地税改革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

1871年颁令允许农民自由种植水旱作物。允许交纳货币地租。1872年撤销土地买卖的禁令，承认了新兴地主、高利贷者、富裕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1873年公布“地税改革条例”，条例规定，政府按地价的3%向土地所有者征税，并附加为地价1%的地方税。通过地税改革确立了日本近代的土地制度。但地税改革并没有解决占农民总数三分之一的佃农的土地问题。佃农只得租种地主土地过活，他们要以全年收获量的60%交租。大量贫困破产的农民沦为自由劳动者，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加速了原始积累的过程。

明治政府为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1868年下令禁止各藩设立税卡；1869年废除大商人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奖励自由贸易；1870年设立工部省，采取“奖励百工”的政策。政府对铁路、邮电、冶铁、军火等具有军事意义的产业部门给以最大重视，同时也注意发展纺织、缫丝、水泥等轻工业。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引进外国先进机器及技术，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开办了许多国营企业。后来，这些企业的大部分又以贱价售予与政府有联系的特权商人。象创立“三菱”公司的岩奇弥太郎等就深得其利，他在政府的扶植下，成了大产业资本家。

教育改革

1871年设立文部省，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并着手仿效欧美，改革旧教育制度。1872年文部省颁布了《学制布告》、《学制》两个重要文件，主张教育机会均等，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强调实业技术教育，注重科技课程的学习（学习时数要占总时数的一半）。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为了尽快移植欧美科技成果，培养高级管理和科技人才，政府也极为重视大学教育。此外，还陆续选派优秀人才出国留学。

日本的教育改革，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但在改革中地主资产阶级也塞进了不少军国主义的毒素。

明治维新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破坏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推翻了幕府，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国家，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成了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日本开始摆脱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逐渐步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结语

由于日本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革命是由下级武士领导进行的，建立的是一个以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因而革命带有妥协性、不彻底性，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这就决定了维新后的日本对内残酷地压迫剥削人民，对外走上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