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豫未来 戴笠的崛起，和胡宗南，汤恩伯的关系竟然这么微妙？

“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这是一首诗，一首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三人合写的诗，写于1943年的秋天。这首诗，虽然毫无文学造诣，但却传达出一个信息：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三人的政治野心，已经日益走向极端化。

不能否认戴笠的“忠心”，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不会试图推翻蒋介石，而且他还要依靠蒋介石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但戴笠也很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他要接“老头子”的班。

当时，蒋介石也决不肯让一只猛虎睡于卧榻之侧。当蒋介石逐渐怀疑戴笠有功高权重震主之威时，便逐渐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纵为军统局帮办，加以牵制。同时还撤去戴笠缉私署长等职，防止他的势力继续渗透。

戴笠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戒备。从此时起，戴笠便开始“读史”了。

戴笠“读史”，就是每有余暇时间，就让他的秘书、小学同学周念行，为他读诵讲解《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周念行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对中国史学有一定了解，周念行在讲史过程中，每讲到历代暴君杀戮功臣，便会引起戴笠的叹息。

戴笠有了一种“鸟尽弓藏”的预感，他不时感叹到：“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了重大胜利。中途岛一战，使日本海军遭到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败，盟军开始了局部反攻。这些消息陆续传到重庆，国民党内一片兴奋，觉得胜利近在眼前。但是，戴笠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时，心情却很复杂。

戴笠知道，军统组织是靠“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发展起来的，一旦抗战结束，军统组织将“失去”工作对象，利用价值就会降低，自己的地位就会有所削弱。不仅如此，战后国内的政治局势和权力关系将会出现重大分化组合的过程。那时，自己仅以一个政治上观感很坏的“特务头目”的身份，去参与权力的角逐吗？而蒋介石，一旦安排下别的“接班人”，或是他本人在政治上失势，自己政治上的出路又在哪里？

戴笠不是坐以待毙的人，他要对自己和军统的前途预作安排。于是，他与胡宗南、汤恩伯的秘密联盟就悄然形成了。

从抗战开始到1943年，蒋介石手下基本上形成了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除陈诚与戴笠一向不和外，胡宗南、汤恩伯与戴笠都有很深的关系。

胡宗南自然不必说，他与戴笠的关系非同一般。戴笠早年在杭州流浪的时候，二人就结为好友，后来在黄埔军校，他们又在孙文主义学会中共事，胡宗南还为戴笠搜集情报提供帮助。戴笠“独立门户”搞情报工作后，胡宗南已在军队中带兵，他曾为戴笠提供过许多物质资助，戴笠对其十分感激。在蒋介石面前，二人也是互相为对方吹捧搭台。特别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是胡宗南力促戴笠前往西安保驾，让戴笠立下一大功劳。

两人交情之厚，到了私生活方面“不分彼此”的程度。胡宗南与家乡的结发妻子分手后长期独居，戴笠把自己的情人、军统女将叶霞翟介绍给他，使胡宗南甚为满意。戴笠死后，胡宗南深感悲痛，决定与叶霞翟正式结婚，作为对戴笠的纪念。据说1962年胡宗南在台湾死后下葬时，还穿着戴笠送给他的已经千疮百孔的毛衣。对蒋介石的另一位“宠将”汤恩伯，戴笠则是在反共行动中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抗战时期，汤恩伯盘踞中原，控制后方与沦陷区的交通要道。戴笠与他合作，对延安进行特务活动，企图“派进去、拉出来”，进行分化瓦解。1942年汤恩伯策反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抓捕了80多名中共与民主人士，移交给军统，戴笠据此扩大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另外，戴笠主管缉私与战时货运，他本人从沦陷区运来的货物，也得到了汤恩伯的武装保护，因此戴笠曾说：“汤长官与我配合得很妙。”

在策反汪伪军将领方面，戴、汤二人的合作也是十分的默契，他们先后收买了汪伪军政部长鲍文樾、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伪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

而胡、汤两人的权势，也是更不容忽视的。胡宗南任第八战区副长官，有“西北王”之称。蒋介石交给他指挥的正规部队共有3个集团军，直属部队达45万人之多，另有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他指挥的空军还不计算在内。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由于蒋介石有意培养胡的实力，使胡在西北地区日益坐大，掌握了陕、甘、宁、青地区的军政大权。

汤恩伯是继陈诚、胡宗南之后崛起的蒋系三大军事实力集团之一。1943年，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兼边区军政分会主任委员，蒋介石拨归其指挥的正规军达5个集团军，共25个师另3个旅，兵力达40万人之众。在河南素有“中原王”之称。

汤恩伯能够走红，还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不断向蒋写手本。早在南京中央军校任“学生总队大队长”时，汤恩伯写了一份《步兵连教练之研究》，送蒋介石批阅，深受蒋介石的赏识。从此，每隔一段时间，汤恩伯就有一份手本交给蒋，其内容超出了军事范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党政设施等无所不写。汤恩伯的手本，常常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但蒋介石偏偏十分欣赏，以至戴笠也嫉妒地说：“老头子面前，以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钢笔草字，写了就交，我写的就非墨笔工楷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