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很多人对原从属于帝国统合的区域和继承原帝国统合力的“超级上位”之间,通过同文、同祖,甚至神缘关系的视角来观察二者关系,感到嗤之以鼻。
1、从宗教层面思考民族这一理念
好像对于这种从“感情”和“精神层面”的考察都是多余的一样,从神缘关系看区域和“超级上位”之间的关系,就是从宗教的视角来对二者进行思考。
对于他们来说,民族只有从经济或者政治的利害关系来进行思考,才可以获得解决。但是民族本身有存在着一个“想象性的感情”幻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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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在观察近代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后,发现在民族本身存在着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回应”。那就是个人通过民族这一个概念,获得永恒性和存在的意义。
而这种个体的不灭永恒性,在共同体解体以前,是由宗教起着回应连接作用。而神缘关系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幻象”,它能把生者、过去者、未来者,以一种互酬交换的方式,在想象层面予以恢复。
因此,安德森认为近代的民族理念实则是取代普世宗教的作用,将过去共同体的“某种感情”镶嵌其中。
当然,也有其他学者如柄谷行人认为,民族代替的并非过去的普世宗教,而是已经在资本国家中遭到解体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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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民族还是过去的共同体,都存在一种“幻象”视角。因此,有些地方得到想象性恢复的民族同一性,采取的是宗教的姿态和形式。
2、通过移民现象,看民族“情感”联结和形成
我们都知道,一些原从属帝国区域的主体人口和语言体系,实际上都是由过去原从属帝国区域的移民带过去。有些区域的移民现象,从很早的时期就开始产生。
例如在中国的福建地区,其向四周移民,特别是向附近的岛屿进行垦荒和休憩的现象由来已久。实际上在晋朝就开始出现,但作为闽南文化主体的移民,则由唐末肇始,元宋时期是一个小高峰。
后期,有少数周边地区的部族,因闽南海洋性文化的影响和带动,同样也移民到周边帝国统合力程度较低的地方开垦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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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更是因为特殊原因,有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人被动进入某地区谋生存。
因此,我们实际上通过观察原帝国统属区域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神缘时,就会发现一种承袭和延续的关系。
譬如妈祖文化、关帝圣君、保生大帝等几大福建民间信仰,我们都可以在非原帝国统属的地区获得巨量的反馈。
当然,民族的感性基础是血缘、地缘和语言上的同一性。但这个并不是关键,毕竟,就算是部族或者氏族共同体,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争斗,而这终将会阻碍他们各自联合组成命运共同体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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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形成的关键是因某种原因遭到解体的共同体,通过一种“想象”,这种想象有时表现为宗教形式,觉得大家是命运共同体而在“感情”上得到联结。
或者说,民族是有着“道德美学”的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的形成可以离开“经济”或者国家的统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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