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鹄高飞翔九天 旧上海斧头帮的老大是谁

影视剧中出现的一些帮派其实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从古代的丐帮、漕帮、盐帮、明教、少林寺一直到近代上海滩的青红帮其实都是曾真实存在过的。近代上海滩的青红帮组织其实是红帮建立在先。红帮本名“洪门”，青帮（亦作清帮）又名“安清帮”。清军入关后一些明朝遗老和不甘心忍受异族统治的民族志士结成了反清复明的秘密团体。因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是洪武，所以这些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组织就以以“洪门”为名。天地会、哥老会、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秘密组织都是从洪门衍变而来。

青帮相比洪门的反清复明性质更类似于行会性质：青帮的前身就是古代的漕帮。所谓漕帮顾名思义就是因漕运而兴的帮会。如果说洪门结社是为了反清复明，那么漕帮结社其实是为了在与官府谈判时更有力量。漕帮是靠漕运码头讨生活的帮会，而古代的漕运又是受官府高度支配的。如果运送漕粮的人单独与官府谈判很容易被欺负，所以他们就自发结成同业公会这样的组织与官府谈判。晚清时期随着海运、铁路的日益发达使漕运逐渐走向没落。

漕运没落后一些漕帮中的上层人物靠着之前积攒的财富和人脉来到上海这个新兴的通商口岸发展。这时已不再经营漕运事业的漕帮就逐渐转型成为青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帮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一度曾是上海滩响当当的头面人物。不过在当时的上海滩还有一个帮派足以与青帮分庭抗礼——这个帮派就是王亚樵的斧头帮。在当时的上海滩就连杜月笙这样的青帮大佬听到王亚樵的大名也得避让三分。那么王亚樵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令杜月笙也敬畏三分呢？

1889年2月14日安徽合肥磨店乡一户姓王的人家添了一个小婴儿，家里的大人给这个孩子起名为王亚樵。王家家世贫寒：王亚樵的祖父王榜、父亲王荫堂均是靠耕种地主家的田地为生的佃户。王荫堂以务农为本，同时也靠行医补贴家用，然而历年所收均不敷所出。王家甚至因欠租无法交付而被地主孙有富告到官府，受到处罚后王家又改租季家的围田，然而再次因无力交租而被地主季广德赶走。为生计所迫的王家只得移居到磨店镇上开设一个小染坊糊口。

不承想却又屡屡被当地的土豪劣绅李竹斋家丁恃势不付钱取染，吵打数次后作为受害方的王家反而被迫摆酒赔礼。备受土豪劣绅压榨的王荫堂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王亚樵身上，而王亚樵也果然不负家中长辈的寄托：自幼聪颖过人的王亚樵曾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十名。王亚樵如果一直照此发展下去应该会走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道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然而当时动荡的社会时局彻底改变了王亚樵的人生轨迹：从小目睹豪强、官吏压榨百姓的王亚樵对此痛恨入骨，却苦于无力改变这种社会现实。

当时正值外国列强纷纷入侵、满清朝廷腐败无能之际，王亚樵有感于内忧外患每每与合肥、巢县、寿县等地的有志青年畅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根据这些早年和王亚樵有交往的朋友的说法声称：王亚樵嫉恶如仇有古侠客烈士之风。后来王亚樵与友人组织了“正气学社”探讨文天祥生平事迹，在此过程中王亚樵得以结识吴旸谷、柏烈武等人。王亚樵22岁那年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王亚樵与同乡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人拉起队伍响应辛亥革命。

由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分别担任正副司令的合肥革命军正式成立，合肥革命军在合肥李文忠公祠组织起军政府，宣布撤销清廷一切官吏。与此同时同盟会上海总部委任孙品骖前往合肥。到达合肥的孙品骖与巡防营季光恩、团练使袁斗枢等人在合肥大书院成立军政府。这样一来在合肥就形成了两路不相隶属却又同时宣称拥护辛亥革命的军政府人马：这两派人马实力不相上下。当时王亚樵等人主张开李府仓房、封李府典当以作军饷及赈济贫民。

孙品骖等人则主张暂时维持旧有土豪劣绅和士大夫阶级以免这些人倒向清政府。由于两派意见不合，因此不时发生摩擦。随着两派矛盾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孙品骖将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人枪杀，王亚樵因下乡集合队伍而逃过一难，此后王亚樵不得不亡命南京。王亚樵在南京时接触到了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觉得中国社会党的宗旨和自己平生志愿颇为契合的王亚樵加入了中国社会党。1912年秋王亚樵回到安徽并先后在合肥、全椒、巢县、安庆、芜湖各地成立中国社会党县支部。

社会党的发展壮大很快引起了当地军阀势力的警惕：北洋军阀皖督倪嗣冲将社会党定义为“乱党”并下令通缉。王亚樵不得不于1913年秋率领一班同志出亡上海。初到上海的王亚樵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盖报纸。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在国内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由此开始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并参加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1919年王亚樵上书孙中山建议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他在上书中声称“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

孙中山在给王亚樵的回复中说道：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个人。1920年9月军阀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后在安徽各地遍设厘金关卡盘剥百姓。1921年王亚樵在安庆见到张文生的不法行为后组织安徽民权协进会号召市民、工人、学生一致参加反对军阀张文生专政的斗争，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安徽军政分治的主张并电告北京政府。实际上北京政府也已察觉张文生在安徽的不法之举，最终北京政府出于安抚民意的目的于1921年9月任命许世英为安徽省长以分割张文生的权力。

张文生自然因此恨王亚樵入骨，于是授意副官张醒黄暗中逮捕杀害王亚樵。然而张文生不知道的是张醒黄曾受过王亚樵的恩惠，结果张醒黄暗中通知王亚樵离开安庆，王亚樵因此又躲过一劫。王亚樵逃到上海后继续坚持通过媒体声讨张文生的不法行为，在经过一年左右的周旋斗争后张文生终于被轰下了台。1921年王亚樵从余诚格手中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后大力号召安徽籍工人入会，一时间入会者络绎不绝，劳工总会人数很快达到了十万之众。

一次一名安徽籍工人遭资本家恶意拖欠工资，工人前往索要反而遭到毒打。王亚樵得知此事后前往铁匠铺打造了一百把斧头，随即率领一百名大汉手提百把利斧冲进资本家的大院中讨要说法。至此王亚樵以“斧头帮帮主”的名声在上海声名鹊起，一时间连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等人也要对王亚樵惧让三分。王亚樵在成立了斧头帮之后才真正开始了他“暗杀大王”的生涯。据说当时上海滩上几乎所有的黄包车夫都是斧头帮的外围成员，因此斧头帮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消息灵通。

令斧头帮更加名声大噪的成名之战打在了掌管7000余名警察并兼任“攻浙前敌总司令”的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的身上：1923年11月10日下午大世界对门的温泉浴室门口刚泡完澡的徐国梁在出门上车之际被两名枪手击中要害，喋血上海最热闹的街头。那么王亚樵为什么要杀徐国梁呢？原来当时南方国民党决定联络张作霖、段祺瑞共同出兵讨伐直系军费曹锟、吴佩孚，王亚樵积极为其联络出身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同意出兵的卢永祥却提出：我若出兵讨伐曹、吴则江苏督军齐燮元势必趁机图我。

王亚樵提议先行暗杀身为齐燮元亲信的徐国梁以打击齐燮元的势力。王亚樵回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布置暗杀行动。一天有手下向王亚樵报告：徐国梁进了温泉浴室。这温泉浴室在大世界游乐场对门，是个热闹繁华的地方。王亚樵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得力干将郑益庵带领一批人赶到温泉浴室。郑益庵到了地方后果然发现徐国梁的轿车停在浴室门口，他的十几个负责警卫的武装警察守卫在附近。郑益庵向手下的人发出了隐蔽信号。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徐国梁终于从浴室内走出。

郑益庵瞅准时机发出攻击命令，行动组的人立即拥上街面。徐国梁快要靠近车旁时突然被冲出来的郑益庵等人乱枪打死。郑益庵在撤退途中被法国巡捕逮捕。齐燮元接到徐国梁被暗杀的电报后立即派人去上海交涉引渡人犯，可王亚樵却抢先通过上海黑社会关系和一笔重金将郑益庵引渡到上海扩军署，然后又将郑益庵悄悄送出了上海。王亚樵不仅成功实行了对警察厅长徐国梁暗杀，而且抢在齐燮元报复之前让自己的人全身而退。王亚樵的斧头帮从此威震上海滩。

王亚樵在刺杀徐国梁得手后返回浙江向卢永祥复命。卢永祥委任王亚樵为浙江纵队司令并划出湖州之地为王亚樵练兵。王亚樵随即在湖州招兵买马，在此期间方振武、余亚农、戴笠、胡宗南、胡抱一、黄文迪等人前来参军，王亚樵还与胡抱一、戴笠、胡宗南结拜为异姓兄弟。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常恒芳任安徽宣慰使，王亚樵任副宣慰使，分赴各地宣抚军民拥护北伐。王亚樵偕阚培林、刘醒吾等到洪泽湖起兵，却被安徽军阀陈调元围困于洪泽湖。

相持数月后王亚樵率众分路突围，突围后仅余随从十余人赴南京。王亚樵在前期十多年活动期间历经六次通缉，却始终不渝其志。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去上海休养，杜月笙为了显示自己在上海能罩得住就给了张学良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颇有底气的对张学良说：“在上海无论遇到什么麻烦，打电话给我都能摆平”。但就在杜月笙说完这番话以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遇到王亚樵你就要小心了”。张学良入住杜月笙的府邸后王亚樵在其门前放了一枚拆去引信的炸弹。

随后王亚樵让杜月笙转告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以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抗日义勇军。以上三条务必择一而行，否则我就代表人民予以制裁。王亚樵此举吓得杜月笙赶紧通知张学良离开上海。能把上海滩的头面人物杜老板和东北军少帅张学良都给吓住，这也足可以见得王亚樵的实力。其实王亚樵与青帮的较量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首的青帮已发展成上海滩黑道的庞然大物。黑白两道通吃的青帮在这时的上海滩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就连发迹前的蒋介石也曾一度拜在青帮黄金荣门下。1929年时赵铁桥出卖了方振武、石友三、余立奎，从而导致这三路大军讨蒋起义胎死腹中。这次起义正是王亚樵联络的，所以赵铁桥就上了王亚樵的暗杀名单。正巧关芸农受轮船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所托找上了王亚樵：出1000块大洋和给江安轮的空头许诺雇佣他杀了抢他权力的赵铁桥。

王亚樵本就打算暗杀赵铁桥。现在既然有人出钱买赵铁桥的人头，那么王亚樵也就顺水推舟接了这个刺杀任务。王亚樵杀了赵铁桥后拿了1000块大洋，同时派手下人拿着李国杰的公函去接管江安轮。江安轮是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豪华游轮：长103.6米、宽14.3米、吃水深4.7米、时速12.5海里、最大载客量2022人。航行于上海、汉口两地的江安轮装饰极其豪华，所以船票收得很贵，却挡不住有钱人的任性追棒，以致于往往一票难求。当时盯上这艘船的并不止王亚樵一人而已。

青帮的张啸林早就派侄子张延龄接管了江安轮这个“摇钱树”。李国杰当初许诺把江安轮给王亚樵实际上就是一招驱虎吞狼之计：让王亚樵和张啸林二虎相争，从而使自己得以坐收渔利。王亚樵派去接管江安轮的手下让张延龄给打了回来。王亚樵听到回来手下的报告后就派人查了查张延龄的底细，结果发现他是张啸林的侄子、杜月笙的徒弟。在此期间张延龄也向张啸林报告并找杜月笙帮忙。杜月笙当时是轮船招商局的常务董事。不想与王亚樵为敌的杜月笙就叫李国杰换差一点的江华轮给王亚樵。

当李国杰把调换方案跟王亚樵一说的时候王亚樵直接拍桌子说：“江安轮我要定了。青帮愿意给还好，不然休怪我不给青帮面子！”得到回复的杜月笙和张啸林商量后决定用拖字诀应对：只要王亚樵派人来接管江安轮都叫张延龄找各种理由推塞。找李国杰也是一样以各种理由推挡。王亚樵试了几次都被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推回来。这时王亚樵不再打算通过正常途径索要江安轮了，他打算用一些非常手段迫使青帮屈服。一天夜里王亚樵派人毒死了张啸林家的德国警犬。

张啸林猜到了是谁干的，但并不愿为了一条狗与人结仇。次日张公馆买了两条新的警犬，还多加了一倍的保安放哨。这相当于是在向王亚樵挑衅：你毒死一条狗算什么？我再买不就是了，你能拿我怎么着呢？两天后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外出时发现被人跟踪。第二天张公子再出门时身边增加了几名配枪的保镖。又过了几天张公馆的后墙被手雷炸开了一个大洞。天亮后杜月笙派人通知王亚樵表示不再插手江安轮之事。心有不甘的张啸林则派出自己的手下打算与王亚樵火拼。

谁知王亚樵竟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任凭青帮找来找去也没找到王亚樵的踪迹。在这种情况下张啸林的几个太太又哭又闹地劝他不要为了一条船跟个亡命徒交恶。张啸林自从成为“上海大亨”以来还从没受过如此憋屈，然而权衡利弊一番之后还是不得不放手此事。由于杜月笙和张啸林都放手此事，所以张延龄只得乖乖交出了江安轮。接管了江安轮后的当天下午王亚樵来到关芸农家里说：“我当上海滩的事只能由（青帮）这帮孙子主宰。我偏不信邪，非得给他们些颜色瞧瞧，原来是假的”。

身边有人问道：“这样干法可算胜利了？如果他们也采取同样的办法，那么今天码头上不是要流血了吗？”王亚樵摇摇手说：“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我在事前几经考虑。要知道杜月笙、张啸林都是小老婆几个、洋房几栋、身家几百万。一个人只要有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勇气来与人打仗。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所在。我就利用这个弱点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打击”。杜月笙、张啸林有钱有势，如果真要拼个你死我活未必就会输给王亚樵，然而万贯身家的杜月笙、张啸林自然不愿与一个亡命徒斗个两败俱伤。

亚樵早在这件事上赌的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不过威胁杜月笙、张啸林、张学良还不是王亚樵干的最牛气的事：九一八事变后王亚樵见蒋介石等人面对日本人的侵略毫无作为，于是派人对蒋介石进行了刺杀，但没想到蒋介石事先有所警觉，于是躲在休息室里不出来，结果导致汪精卫成了送上门的替罪羊——遭到了王亚樵手下的枪杀。尽管有三颗子弹射中了汪精卫，但这却并没要了汪精卫的命。不过此事之后王亚樵再次受到通缉，不得不出逃香港避难。

王亚樵的暗杀经历中还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日本外相重光葵来到上海并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这种侵犯中国领土、杀戮中国人民后又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庆祝大会的做法激起了举国人民的同仇敌忾。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秘密来到上海同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等人商议对策，最终确定了捣毁此次庆祝大会一雪国耻的方案。

日本方面为确保庆祝大会的安保禁止中国人入内，但日方对已被日本占领的朝鲜、台湾等地之人则允许入内参加庆祝活动。王亚樵敏锐觉察到日方安保方面的漏洞，于是让自己的弟弟王述樵同当时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于静安寺路沧州饭店秘密会面。经过洽谈后金九同意配合王亚樵的暗杀行动并为王亚樵引荐了致力于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尹奉吉。1932年4月29日被日方视为日本人的尹奉吉顺利潜入会场投掷了炸弹。

这次行动成功将日本关东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当场炸死，日本外相重光葵则被炸断了一条腿。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当年日本在密苏里号战列舰签署投降书的实况录像会发现签字的日本外相瘸着一条腿，这就是这次事件所致。此事令王亚樵得到了一个“远东第一杀手”的名号。王亚樵的名头是越来越响，这也引起了蒋介石对他的高度警惕——毕竟王亚樵也曾策划过针对蒋介石的暗杀行为。当初王亚樵的结拜兄弟戴笠此时已成为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

昔日的结拜兄弟如今已彻底走到了对立面。1936年1月戴笠亲自率领军统特务前往香港抓捕王亚樵。戴笠抵达香港九龙码头后拎着装有两支美制强力式无声手枪的皮箱走下轮船。这时香港警察突然出现在码头以对入境者进行检查为由搜出了戴笠携带的两支手枪。香港警方随即以非法携带枪支入境罪将戴笠拘留。戴笠就这样在香港警务处看守所尝了三天铁窗滋味。戴笠当然知道这是王亚樵设计所致，因此他从看守所出来后更坚定了除掉王亚樵的决心。

戴笠手下的特务陈亦川向戴笠献计表示愿意打进王亚樵内部。然而陈亦川最终只打入了斧头帮的外围组织，关于王亚樵的核心消息仍探听不到。1936年2月王亚樵逃亡广西梧州并与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取得联系。李宗仁、白崇禧为王亚樵提供保护，同时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王亚樵曾三次去南宁面见李宗仁、白崇禧并建议兴兵讨蒋，不过这一建议被李宗仁、白崇禧拒绝。戴笠从陈亦川处只得知王亚樵已到广西，可具体下落则一无所知。

戴笠思前想后决定利用王亚樵重义气的性格特点设计除掉王亚樵：他用绑票的方式把王亚樵的部下余立奎从香港抓到南京，然而余立奎始终坚持不吐露关于王亚樵的消息，于是戴笠又派人找到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以重利收买。1936年10月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到梧州对王亚樵说：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10月20日余婉君以有事相商为由邀请王亚樵去她家，这时军统特务陈质平已率十几个特务埋伏在余婉君家中。王亚樵一进门就被军统特务们伏击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