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五味 王永平：论刘宋文帝元嘉时期北伐失败之影响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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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南北朝军事对抗与冲突而言，晋宋之际是一个关键时段，当时南北双方战争频繁，规模较大，影响深远。东晋之末，刘裕凭借北府集团的军事力量，先后主动北伐山东与关中，消灭鲜卑之南燕和羌人之后秦，连凶悍之北魏也不得不一度避其锋芒。刘裕北伐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提升其个人的威望，积累政治资本，以顺利代晋建宋。但从其北伐成效而言，刘裕取得了东晋以来前无古人的军事业绩，虽然关中得而复失，但刘宋控制了黄河以南及山东青齐地区，这是东晋南朝南方诸政权中疆域最为辽阔的。然而，刘裕过世之后，北魏牢固地控制了河北地区，太武帝拓跋焘逐一消灭了十六国残存的诸胡政权，完成对北方的统一，进而不断用兵河南，蚕食刘宋的北方领土。其时，宋文帝刘义隆励精图治，“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卷九二《良吏传序》），《南史》卷二《宋太祖文帝纪》也称：“帝聪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无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简靖为心。于时政平讼理，朝野悦睦，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面对北魏的军事攻击，宋文帝时期一再组织北伐，意在夺回河南失地，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的北伐规模与声势甚巨，但结果却遭到严重失败，刘宋从此失去了对淮北的军事控制，刘裕所取得的军事业绩基本丧失，与北魏军事对抗的均势被打破。《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论云：“高祖劬劳日昃，思一区宇，旍旗卷舒，仅而后克。后主守文，刑德不树，一举而弃司、兖，再举而丧徐方，华服萧条，鞠为茂草，岂直天时，抑由人事。”宋文帝以鼎盛之国力而兴北伐之举，何以屡遭之失败，其影响如何？本文试图就此略作专题考论，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宋文帝元嘉时期之北伐活动及其失败

宋文帝元嘉时期分别于元嘉七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发动三次北伐，目的在于与北魏争夺对河南的控制权，恢复和巩固刘裕北伐的成就。刘裕永初末和宋少帝刘义符景平中，北魏开始大规模用兵河南、山东等地，蚕食黄河以南之宋境。《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载永初三年底北魏攻河南虎牢，“镇北将军檀道济率水军北救”。《宋书·少帝纪》载景平元年二月“初虏自河北之败，请修和亲；及闻高祖崩，因复侵扰，河、洛之地骚然矣”。尽管刘宋守军艰苦奋战，但面对北魏的攻势，河南重镇滑台、陈留、虎牢等城一度失陷，“泰山诸郡并失守”。《宋书·索虏传》载刘宋派遣檀道济领兵出征，道济集中兵力，“先救青州”，“虏闻道济将至，焚烧器械，弃青州走”。在河南诸城的争夺中，刘宋军队损失严重，如虎牢“被围二百日，无日不战，（毛）德祖劲兵战死殆尽，而虏增兵转多”。由于“虏众盛，檀道济诸救军并不敢进”，以致“虏既克虎牢，留兵居守，余众悉北归”。通过这次宋魏战争，北魏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攻占了河南部分地区。而对刘宋而言，即便名将檀道济出援，不仅面对北魏退师而不敢贸然追袭，甚至惧敌强盛而“诸救军并不敢进”。宋魏之间军事对比的天平已开始向北魏倾斜。

宋文帝继位之后，在清除徐羡之、傅亮、谢晦等顾命大臣后，便着手部署针对北魏的军事行动。《宋书·索虏传》载文帝派使臣告魏主拓跋焘曰：“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拓跋焘则怒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河南。必进军，今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又载：“太祖践阼，便有志北略。七年三月，诏曰：‘河南，中国多故，凐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场。可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骁骑将军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劲勇一万，以相掎角，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可权假节，率见力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便速备办，月内悉发。’”面对刘宋的军事攻势，北魏初“悉敛河南一戍归河北”，但至元嘉七年十一月，“虏大众南渡河，彦之败退，洛阳、滑台、虎牢诸城并为虏所没”。诸城之攻守，以滑台之战最为激烈，《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载其“随到彦之北伐。彦之自河南回，留修之戍滑台，为虏所围，数月粮尽，将士熏鼠食之，遂陷于虏。”由于到彦之在河南处境艰难，有全军覆没之虞，于是宋文帝又派檀道济驰援接应。《南史》卷一五《檀道济传》载：“元嘉八年，到彦之侵魏，已平河南，复失之。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济上，魏军盛，遂克滑台。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图之以禳鬼。”宋文帝此次北伐，到彦之失败惨重，由于檀道济的援救，部分兵士才得以南归，从此，在宋魏军事对抗中，刘宋已处于退守之弱势。

宋文帝元嘉七年北伐失利后，北魏进一步加强对河南的经营和对山东的蚕食。宋文帝利用北魏内部民族矛盾与社会危机，加强沿边军镇的部署，谋划恢复河南。《宋书·索虏传》载元嘉二十三年北地泸水胡人盖吴于关中举兵反魏，“诸戎夷普并响应，有众十余万”，并上书刘宋，宋文帝封以官爵，以相呼应。又，《南史》卷二《宋世祖孝武帝纪》载元嘉二十二年，“累迁雍州刺史。自晋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文帝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

《宋书》卷七九《文五王·竟陵王诞传》载：“二十六年，出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以广陵彫弊，改封随郡王。上欲大举北伐，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载：“随王诞镇襄阳，为后军中兵参军。及朝廷大举北伐，使诸镇各出军。”又，《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穆王铄传》载其为文帝第四子，“时太祖方事外略，乃罢南豫并寿阳，即以铄为豫州刺史”。《宋书》卷六一《武三王·江夏文献王义恭传》载：“二十七年春，索虏寇豫州，太祖因此欲开定河、洛。其秋，以义恭总统群帅，出镇彭城。”确实，沿淮诸镇多以皇族亲王出镇，显然是准备北伐的军事部署。正因为如此，“二十七年，大举北伐，诸蕃并出师”（《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穆王铄传》）。

《宋书·索虏传》载“太祖思弘经略”，曾诏群臣曰：“区宇未一，师馑代有，永言斯瘼，弥干其虑。加疲疾稍增，志随时往，属思之功，与事而废。残虐游魂，齐民涂炭，乃眷北顾，无忘弘拯。思总群谋，扫清逋逆，感慨之来，遂成短韵。卿等体国情深，亦当义笃其怀也。”又为此赋诗，其中说：“方欲涤遗氛，矧乃秽边鄙。眷言悼斯民，纳隍良在己。逝将振宏罗，一麾同文轨。时乎岂再来？河清难久俟。骀驷安局步，骐骥志千里。梁傅畜义心，伊相抱深耻。赏契将谁寄，要之二三子。无令齐晋朝，取愧邹鲁士。”可见文帝对早年北伐无功颇有悔恨，“乃眷北顾，无忘弘拯”，“逝将振宏罗，一麾同文轨”，表示有意再行北伐。《宋书》卷五《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庚寅诏云：“安不忘虞，经世之所同；治兵教战，有国之恒典。故服训明耻，然后少长知禁。顷戎政虽修，而号令未审。今宣武场始成，便可克日大习众军。当因校猎，肄武讲事。”同年闰月己酉“大蒐于宣武场”，三月“车驾校猎”。这都显示出当时文帝有心北伐，兴造舆论。元嘉二十七年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侵扰淮北诸镇，大肆掳掠，宋文帝决意北伐，《宋书·索虏传》载宋文帝下诏：以宁朔将军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等，“戈船一万，前驱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推三齐之锋，为之统帅”；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总四州之众，水陆并驱”。臧质则“勒东宫禁兵”，率诸将领“步骑十万，迳造许、洛”；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悉荆、河之师，方轨继进”；又以“东西齐举，宜有董一”，于是命江夏王刘义恭“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仪精卒，出次徐方，为众军节度”；同时命梁、南北秦诸州及蜀地诸镇皆出师以相策应，协调之事，“指授之宜”，则委之司空刘义宣。文帝希望诸镇“各遣虎旅，数道争先”，以击溃北魏，收复河南。

此次北伐，宋文帝以王玄谟部为前驱，充当主力。《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载：“及大举北伐，以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受辅国将军萧斌节度。玄谟向碻磝，戍主奔走，遂围滑台，积旬不克。虏主托跋焘率大军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军众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谟专依所见，多行杀戮。初围城，城内多茅屋，众求以火箭烧之，玄谟恐损亡军实，不从。城中即撤坏之，空地以为窟室。及魏救将至，众请发车为营，又不从，将士多离怨。又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拓跋焘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萧斌将斩之，沈庆之固谏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万，岂玄谟所能当。且杀战将以自弱，非良计也。’斌乃止。”王玄谟作为宋文帝北伐之精锐，失败惨重，拓跋焘转而围困彭城等地，十二月会师南进，直抵江北之瓜步，与刘宋都城建康隔江相望。《宋书·索虏传》载：“焘至瓜步，坏民屋宇，及伐蒹苇，于滁口造箄筏，声欲渡江。太祖大具水军，为之防御。……游逻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陈舰列营，周亘江畔，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船舰盖江，旗甲星烛。皇太子出戍石头城，前将军徐湛之守石头仓城，都水使者乐询、尚书水部郎刘渊之以装治失旨，付建康。乘舆数幸石头及莫府山，观望形势。”元嘉二十八年正月二日，拓跋焘退师。

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刘宋的西部偏师则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宋书·文五王·竟陵王诞传》载：“及大举北伐，命诸蕃并出师，莫不奔败，唯诞中兵参军柳元景先克弘农、关、陕三城，多获首级，关、洛震动，事在《元景传》。会诸方并败退，故元景引还。”《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载其受命北征，一再击溃北魏守军，攻克诸城，然“时北讨诸军王玄谟等败退，虏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独进，且命班师”。又，《宋书》卷八一《刘秀之传》载其任梁、南秦二州刺史，“二十七年，大举北伐，遣辅国将军杨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受秀之节度，震荡汧、陇。秀之遣建武将军锡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马竺宗之三千人向骆谷南口，威远将军梁寻千人向斜谷南口。氐贼杨高为寇，秀之讨之，斩高兄弟。”然而这些局部的胜利并不能扭转此次北伐整体失败的结局。

拓跋焘退师北归后病死，北魏内部政局动荡。宋文帝欲乘机再行北讨。《宋书·索虏传》载：“先是，虏宁南将军鲁爽兄弟率众归顺。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张永、王玄谟及爽等北伐，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伐河北，……上意止存河南，不纳。玄谟等攻碻磝，不克退还。”关于这次北伐的部署，《资治通鉴》卷一一六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载：“上闻魏世祖殂，更谋北伐，鲁爽等复劝之。……于是遣抚军将军萧思话督冀州刺史张永等向碻磝，鲁爽、鲁秀、程天祚将荆州甲士四万出许、洛，雍州刺史臧质帅所领趣潼关。”宋文帝在元嘉二十七北伐大败又急忙发动此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实在勉为其难，尽管他一再要求诸军全力进攻，不许后退溃散，甚至派监军督阵，但主力张永依然不战自溃。《宋书》卷五三《张茂度传附张永传》载：“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威将军、冀州刺史，督王玄谟、申坦等诸将，经略河南。攻碻磝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虏开门烧楼及攻车，士卒烧死及为虏所杀甚众，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告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这次贸然北进又遭重创，沈约就曾批评说：“太祖惩祸未深，复兴外略，顿兵坚城，弃甲河上，是我有再败，敌有三胜也。”（《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综上所述，元嘉年间，面对不断强盛的北魏的军事威逼及其对河南的蚕食，宋文帝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北伐，意在收复河南，维持在与北魏军事对抗中的均势，但其结果则一再遭受军事上的失败。因此，从总体上看，宋文帝元嘉北伐的结局无疑是悲剧性的。

二、宋文帝元嘉时期北伐失利之负面影响

宋文帝元嘉时期诸次北伐皆以失败告终，这些倾全国之力而组织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军事领域，而且涉及刘宋社会的各个方面 。具体分析，元嘉北伐失败之负面影响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宋文帝北伐失利造成了严重的军事装备和人员损失。

宋文帝每次北伐，在军事装备、军需物资方面都有巨大的投入，在军队部署方面也投入了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关于军事物资的损耗，《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载元嘉七年到彦之北伐，“自淮入泗。泗水渗，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东平须昌县”。南人北征，军需物资运输主要依靠水路，到彦之北伐进军如此迟缓，主要在于运输河道不畅，但也与军事物资数量巨大不无关系。后来王玄谟北伐，《宋书》本传载“玄谟军众亦盛，器械甚精”。但是，这些巨大的军事物资多在北伐失败后损失殆尽。《南史·到彦之传》又载：“初遣彦之，资实甚盛，及还，凡百荡尽，府藏为空。”关于此次北伐造成的军备物资方面的严重损失，《宋书》卷八一《顾琛传》载顾琛为尚书库部郎：“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后太祖宴会，有荒外归化人在座，上问琛：‘库中仗犹有几许？’琛诡答：‘有十万人仗。’旧武库仗秘不言多少，上既发问，追悔失言，及琛诡对，上甚喜。”元嘉七年北伐刘宋军事装备损失如此严重，元嘉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的损耗也无不如此。至于直接的人员死伤和损耗，更是无法计数。宋文帝北伐，参与作战的自然是最精锐的部队，但无论守城或攻城，大都旷日持久，死伤严重，颇为惨烈。特别是刘宋主力往往溃败，诸部间缺乏协调，以致一些部队整建制地被俘虏或大规模被歼灭。如元嘉七年，到彦之退师后，朱修之孤守滑台，最终守城将士全体被俘。前引文称元嘉二十九年张永溃退，“不报告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再如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失利后，北魏军队南下，其中一支直逼淮河流域军事重镇寿阳，《宋书》卷五○《刘康祖传》载：“（王）玄谟等败归，虏引大众南度。南平王铄在寿阳，上虑为所围，召康祖速反。康祖回军，未至寿阳数十里，会虏永昌王库仁真以长安之众八万骑，与康祖相及于尉武。康祖凡有八千人……乃结车营而进。虏四面来攻，大战一日一夜，杀虏填积。虏分众为三，且休且战，以骑负草烧车营。康祖率厉将士，无不以一当百，虏死者太半。会矢中颈死，于是大败，举营沦覆，为虏所杀尽，自免者裁数十人。”如此惨烈的战事非止一例，刘宋精锐之师消耗严重。

其次，元嘉北伐的失利和魏军南侵，使淮南地区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刘宋国势转衰。

元嘉时期北伐的军备与人员耗费，固然造成国库空虚，但更为严重的是，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失利后，拓跋焘领军南下，对江淮地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和毁灭性破坏。《宋书·索虏传》载拓跋焘由彭城、经盱眙，“自率大众南向，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梁王阿斗泥出山阳，永昌王于寿阳出横江。凡所经过，莫不残害。”二十八年拓跋焘退师，“凡破南兖、徐、兖、青、冀六州，杀略不可称计，而其士马死伤过半，国人并尤之。”《南史》卷二《宋太祖文帝纪》载：“二十八年正月丁亥，魏太武帝自瓜步退归，俘广陵居人万余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兖六州杀略不可胜算，所过州郡，赤地无余。”元嘉二十七年北伐之前，宋文帝励精图治，取得小康之治的业绩，但北伐失利，国势顿衰。《宋书》卷九二《良吏传序》曰：

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傜，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

可见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失败和北魏南侵，刘宋“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说明此役造成刘宋全境的社会灾难，社会安定局面遭到破坏，“元嘉之治”因此终结，“宋氏之盛，自此衰矣”。《宋书·索虏传》史臣论亦云：“既而虏纵归师，歼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县，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无所控告。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甚矣哉，覆败之至于此也。”对此，《资治通典》卷七《食货》也概言：“元嘉二十七年，后魏主太武帝以数十万众南伐，河上屯戍，相次覆败。魏师至瓜步而还。宋之财力，自此衰耗。”

再次，北伐的一再失利，直接导致刘宋与北魏的对抗，从此被动和劣势之窘境。

刘宋前期，南北政权在军事上基本上处于均势状态，但宋文帝一再大规模北伐，倾力而出，其失败的结局必然使魏人看清了南人的弱点，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动攻击，拓跋焘的有关言论便很明显地表现出北人的心理优势。《宋书·索虏传》称“南师屡无功，为焘所轻侮”，他一再致书宋文帝，极尽羞辱之能事，指责宋文帝破坏和平：“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计，为堑城自守，为筑垣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显然往取扬州，不若彼翳行窃步也。……彼非敌也。彼常愿欲共我一过一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驱来，不好者尽刺杀之。近有谷米，我都噉尽，彼军复欲食噉何物，能过十日邪？彼吴人正有斫营伎，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虽彼军三里安逻，使首尾相次，彼募人以来，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头何得不输我也。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彼扬州城南北有两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拓跋焘听说宋文帝欲发动北伐，又致书曰：“自天地启辟已来，争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闻彼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往扬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氈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四月条也载拓跋焘此书，胡三省有注云：“观此，魏人犹有惮南兵之心，盖高祖之余威，而边陲诸将犹为有人也”；又注曰：“观魏主与帝二书，诚有惮江南之心。大明以后，北不复惮南矣。”《宋书》卷五九《张畅传》载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围彭城时，其使臣李孝伯便对南人张畅说：“城守，君之所长；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君之恃城耳。”确实，当时刘宋尚有一定实力，如果充分发挥其对北方作战的优势，如固守城池、夜间斫营等战术，而非贸然兴师出击，自然可以与北魏持续对抗。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一《宋书·索虏传》条指出：“斫营者江南之所长，大战者虏人之所畏；故魏太武声欲渡江而已，其计正在虏掠残坏尔。夷狄之情，古今一致。然后世智虑变易，既不知斫营，尤畏大战，不论士大夫，虽为将者皆不能言兵，是以虏累数百年陆梁无所惮，信天地间异事也。”以后人不能行斫营战法为憾。但宋文帝一再出兵北伐，遭受重创，导致河南全线失守，南北均势由此被打破，北魏在军事实力与社会心理上都取得了优势。

最后，宋文帝北伐的失利加剧了刘宋内部社会心理危机和政治斗争。

宋文帝北伐失利，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南征，对刘宋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刘宋社会的心理危机。《宋书·索虏传》史臣论曰：魏人南侵，“至乃连骑百万，南向而斥神华，胡斾映江，穹帐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内镇群心，外御群寇，役竭民徭，费殚府实，举天下以攘之，而力犹未足也。”《南史·宋太祖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庚午，“魏太武率大众至瓜步，声欲渡江，都下震惧，咸荷担而立。壬午，内外戒严，缘江六七百里舳舻相接。始议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楼极望，不悦，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庶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在予过矣。’”所谓“都下震惧，咸荷担而立”，表明刘宋都城民众的恐惧心理。对此，《南史》卷二八《褚裕之传附褚彦回传》载：“宋元嘉末，魏军逼瓜步，百姓咸负担而立。时父湛之为丹阳尹，使其子弟并著芒屩，于斋前习行。或讥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时年十余，甚有惭色。”由此可见，当时江东士庶对北魏极为恐惧，而对刘宋国力则普遍失望。确实，自东晋立国江东以来，尽管一再遭受北方胡人的威胁，但前线多在沿淮地域，且南人多有阻截之效，而此次北魏直逼江北，这是江左士庶从未有过的经历，其恐慌自属难免。又，《宋书》卷八六《刘勔传》载其“家贫，为广州增城令，广州刺史刘道锡引为扬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侵，道锡遣勔奉使诣京都，太祖引见之，酬对称旨，除宁远将军、绥远太守。”可见当时不仅建康及江东核心区受到影响，岭南也遣师京都，这与刘宋的国家动员有关。但就其波及范围而言，拓跋焘南侵，刘宋全境无不震惊，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危机。

不仅如此，由于北伐失败，军事危机又进一步加剧了刘宋朝廷的政治危机。《宋书》卷一六《礼志三》载：“宋太祖在位长久，有意封禅。遣使履行泰山旧道，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注。其后索虏南寇，六州荒毁，其意乃息。”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宋文帝在位已久，内政方面颇有业绩，但北伐失败，导致北魏南侵，民怨甚重，其个人声望也急剧下降，以致放弃了封禅的打算。正因为如此，统治集团的斗争也由此加剧。《南史》卷一三《宋宗室上·彭城王义康传》载元嘉十六年，文帝禁锢专断朝政的彭城王刘义康，将其流贬豫章，加以禁锢，“二十四年，豫章胡诞世、前吴平令袁恽等谋奉戴义康，太尉江夏王义恭奏徙义康广州，奏可，未行，会魏军至瓜步，天下扰动，上虑有异志者奉义康为乱，孝武时镇彭城及尚书仆射何尚之并言宜早为之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书舍人严麝持药赐死。”由“魏军至瓜步，天下扰动，上虑有异志者奉义康为乱”云云，可见北伐失败和魏人南侵，宋文帝的统治基础与威信也受到质疑，统治集团中确实存在某种微妙的异动倾向，其中刘义康曾经长期执政，颇具威望，可能会成为“有异志者”所利用的工具，于是宋文帝断然将其处死。

宋文帝虽因心虚而处死刘义康，但其最终仍为其太子刘劭所害，其中直接原因正与北伐之分歧不无关系。《宋书》卷七一《江湛传》载：“上大举北伐，举朝以为不可，唯湛赞成之。索虏至瓜步，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出江上，以湛兼领军，军事处分，一以委焉。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众并谓宜许，湛曰：‘戎狄无信，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阨，讵宜苟执异议。’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推之，殆将侧倒。劭又谓上曰：‘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劭后燕集，未尝命湛。常谓上曰：‘江湛佞人，不宜亲也。’上乃为劭长子伟之娉湛之第三女，欲以和之。”《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载此，胡三省有注曰：“史言劭于此时已有弑逆之心。”可谓一针见血。太子刘劭对宋文帝早有不满，原因颇为复杂，但有关北伐之争议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刘劭素来反对北伐，与文帝及其诸亲信江湛、徐湛之等人相左，在北魏南侵后双方矛盾终于公开化。此后，文帝谋划废黜太子刘劭，而刘劭则在元嘉三十年发动政变，断然弑父，清除江湛等人，正是这一斗争的延续和恶化。

三、宋文帝元嘉北伐失败之内因

宋文帝元嘉时期诸次北伐之失败，造成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引发了刘宋内政、外交的深层危机，这是宋文帝始料不及的。宋文帝元嘉北伐何以一无所成呢？除了南北双方实力、战争方式等客观因素外，就刘宋之内因而言，主要有如下诸端。

第一，宋文帝在北伐决策方面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极不慎重，必然导致战略性错误。

宋文帝北伐之失败，绝非一城一地的局部丢弃，也不仅仅在于一时战机的把握，而主要在于整体战略决策与部署的失败。元嘉时期三次大规模北伐，在战略决策上都显得粗疏、随意，主要由文帝本人主导，或凭一时冲动，急于夺取失地；或为了挽回脸面，以树立威望，往往一意孤行，而少有认真谋划、合理决策的过程，即便责群臣进言，也流于形式，对有价值的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根本不予采纳了。其实，当时宋魏战争自难避免，刘宋政权应早有应对，从而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军事战略。但实际上，宋文帝的三次北伐之举，第一、第三次北伐由文帝个人决定，行事仓促，至于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决策过程中曾普责群臣上言，但实际上文帝已早有定见。

宋文帝的北伐谋划与决策范围很小，如参与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决策的主要有江湛、徐湛之等亲信。《宋书》卷九九《二凶·元凶刘劭传》载：“二十七年，上将北伐，劭与萧思话固谏，不从。索虏至瓜步，京邑震骇，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关二人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载：“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这些“争献策以迎合取宠”的人，主要有两种人：一是趋炎附势的佞幸化的文士，他们根本不懂军事，除了江湛、徐湛之外，以袁淑最为典型，《宋书》卷七○《袁淑传》载：“少有风气……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元嘉二十六年，迁尚书吏部郎。其秋，大举北伐，淑侍坐从容曰：‘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检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当之。’”袁淑是个投机的士族名士，其性格本“喜夸诞，每为时人所嘲”，《南史》卷二六《袁湛传附袁淑传》载后来“魏军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议防御之术，淑上议，其言甚诞”。这样的文士参与北伐决策，实在近乎荒诞。第二类鼓动文帝北伐者是一些北来武人，以王玄谟最具代表性。晋宋之际，刘裕北征青齐与关中，北人随迁者颇多，其中有的尚武征战，成为北府集团式微之后，刘宋军事将领的重要来源和补充。这些晚迁北方武人门寒地微，在江东缺乏社会基础，从军习武成为一条便捷的发迹之道，他们普遍急于立功，因此鼓动、支持宋文帝北伐，“尤好进言”（《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载：“玄谟每陈北侵之策，上谓殷景仁曰：‘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王玄谟揣摩透了宋文帝决意北征的心理，投其所好，以博取文帝的信任。作为武将代表，王玄谟虽多有“陈说”，但他提出过什么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方案呢？史无明载。王夫之便说“今亦不知其所陈者何如”，《读通鉴论》卷一五“宋文帝”之十八条论此曰：“王玄谟北伐之必败也，弗待沈庆之以老成宿将见而知之也；今从千余岁下，由其言论风旨而观之，知其未有不败者也。文帝曰：‘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坐谈而动远略之雄心，不败何待焉？……今亦不知其所陈者何如，一出诸口，一濡之笔，而数十万人之要领已涂郊原之草矣，况又与江、徐文墨之士相协而鸣也哉！”这指出文帝军臣有如名士清议，“坐谈而动远略之雄心”，其决策方式实在荒诞不经。

宋文帝固执己见，对不同意见自然加以打压。《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载元嘉二十七年春，“虏攻悬瓠，太祖将大举北伐，朝士佥同，莫或异议。思话固谏，不从。”所谓“朝士佥同，莫或异议”，似乎文武朝臣多无异议。但实际上这是由于宋文帝压制不同意见的结果，前引《宋书·江湛传》所言“上大举北伐，举朝以为不可”，宋文帝也表明“北伐自我意”，为其信臣推卸责任。其实，在北伐决策过程中，一些军事人物确实强烈反对，除了太子刘劭、护军将军萧思话外，还有刘康祖、沈庆之等。《宋书》卷五○《刘康祖传》载：

元嘉二十七年春，“太祖欲大举北伐，康祖以岁月已晚，请待明年，上以河北义徒并起，若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志，不许。其年秋，萧斌、王玄谟、沈庆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军出许、洛。”刘康祖长期戍守边镇，对南北战争局势颇为熟悉，深知不宜大举兴师北伐，于是“以岁月已晚，请待明年”相劝，这也说明当时文帝虽决议北伐，但实属仓促。在反对者中，态度最为明确和激烈的是沈庆之。《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载：二十七年，迁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太祖将北伐，庆之谏曰：“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请舍远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踰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上曰：“小丑窃据，河南修复，王师再屈，自别有以；亦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途疾动。虏所恃唯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庆之又陈不可。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并在坐，上使湛之等难庆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上大笑。

沈庆之是元嘉中后期最杰出的军事将领，曾随檀道济北征，受到提携，文化程度虽有限，但颇有见识。他以为当时刘宋军事实力已无法与北魏直接对抗，即所谓“马步不敌，为日已久”，“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北府名将檀道济、到彦之北伐尚且无功，王玄谟等“未踰两将”，其结局必然“重辱王师，难以得志”。他公然批评文帝北伐的决策方式，“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很显然，他清楚地预料到此次北伐的悲剧结局。《宋书》本传又载：“（元嘉）二十九年，复更北伐，庆之固谏不从，以立议不同，不使北出”。由此可见宋文帝之固执己见、心胸狭窄。又，《宋书》卷五九《何偃传》载：

（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访之群臣，偃议曰：“内干胡法宗宣诏，逮问北伐。伏计贼审有残祸，犬羊易乱，歼殄非难，诚如天旨。今虽庙算无遗，而士未精习。缘边镇戍，充实者寡，边民流散，多未附业。控引所资，取给根本。亏根本以殉边患，宜动必不克。无虑往岁挫伤，续以内衅，侮亡取乱，诚为沛然。然淮、泗数州，实亦彫耗，流傭未归，创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异，薄之则势艰，围之则旷日，进退之间，奸虞互起。窃谓当今之弊易衂，方来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齐天道。”

经历了元嘉二十七年的惨败，何偃反对文帝再行北伐，但文帝虽名义上“访之群臣”，但实际上只是表示一下姿态，根本没有听取各方面意见的诚意。

宋文帝北伐，以收复河南为目标。元嘉二十九年北伐前，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直接攻击河北。《通鉴》卷一二六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载其言曰：

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应机乘势，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响义之徒，必应响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并催促装束，伏听敕旨。

对此，宋文帝“意止存河南，亦不从”。胡三省注论此策云：“刘兴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英不可行。”确实，兵法讲“出奇不意”，然上策奇谋非英明之主而不能用。若宋文帝采纳此策，不仅可以在河北收到突袭之效，而且扰乱河南魏军之军心，削弱北魏对河南的军事压力，对刘宋收复河南的战局也是有利的。王夫之以为宋文帝“非英武之君”（《读通鉴论》卷一五“宋文帝”），主要讥其不通军事战略。吕思勉先生也认为宋文帝北伐战略失策，指出：“欲攻代北，非以河北及关中为根据不可。……宋之君臣，恢复之壮志空存，而于生聚教训之谋，则迄未尝及。元嘉二十七年之役，……临事张皇如此，安可以兴大役乎？……宋之君臣不度德、量力，而好轻举如此，安得不丧败哉？此以远计言之也。”［1］391

第二，与战略决策错误相关，宋文帝长期疏于淮北边镇的经营，而兴师北征必然失败。

宋文帝既决意北伐，本应在战略作出相应的准备，特别在淮河以北各军镇及其周边地区做好攻守部署，将北伐战略落到实处。但实际上，宋文帝虽决意通过军事决战的方式驱逐魏军，收复河南，委派诸王出守边镇，加强军事经营，但在军事部署上则没有作出充分的布置与安排。《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载：“时索虏侵边，太祖访群臣威戎御寇之略”，何承天上《安边论》，以为“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而“安变固守”之要有四：“一曰移远就近；二曰浚复城隍；三曰纂偶车牛；四曰计丁课仗。”他主张针对鲜卑的作战特点，“孰若因民所居，并修农战，无动众之劳，有扞卫之实，其为利害，优劣相县也”，即加强淮北城隍军事建设和当地武装的组织与训练，而无需自南方兴师动众，“今若以荆、吴锐师远屯清济，功费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众之易也”。他建议淮北边镇方伯刺史应招集流散，聚族而居，修整城戍，训练士卒，以“足以御彼轻兵，防遏游骑，假以方将，渐就完立。车牛之赋，课仗之宜，攻守所资，军国之要，今因民所利，导而率之”。这样，无论在平常边防，还是军需物资供给，都可获得保证，以有效地抵御北人。他又主张加强对淮北诸镇兵器走私和水陆交通的管制，“今承平来久，边令弛纵，弓簳利铁，既不都断，往岁弃甲，垂二十年，课其所住，理应消坏。谓宜申明旧科，严加禁塞，诸商贾往来，幢队挟藏者，皆以军法治之”；“城保之境，诸所课仗，并加雕鐫，别造程式。”何承天此策意在加强淮北沿边镇戍的军事建设，可谓固本之道。但从实际做法上看，显然没有引起宋文帝的足够重视。宋文帝对缘淮镇戍的治理确实不够重视，《宋书》卷五一《宗室·长沙景王刘道怜传附刘义欣传》载元嘉七年后，其出任豫州刺史，“于时土境荒毁，人民彫散，城郭颓败，盗贼公行。时淮西、江北长吏，悉叙劳人武夫，多无政术”，刘义欣上奏有言：“江淮左右，土瘠民疏，顷年以来，荐饥相袭，百城彫弊，于今为甚。绥牧之守，比俟良吏。劳人武夫，不经政术，统内官长，多非才授。”可见缘淮地区官员多为素质甚差的“劳人武夫”，造成地方治理的困境。由于刘宋长期忽视招集流散、经营沿边诸镇，导致淮北镇戍缺乏支撑和基础，陷于孤立的状态。《宋书》卷八二《周朗传》载孝武帝时曾“普责百官谠言”，周朗上书议论时政局势，以为“今空守孤城，徒费财役，亦行见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丧哉”。由于军事重镇周围无防备能力，鲜卑轻骑“更互出入，春来犯麦，秋至侵禾，水陆漕输，居然复绝。于贼不劳，而边已困，不至二年。”民众星散，周边无据，孤城何守？他进一步指出：“缘淮城垒，皆宜兴复，使烽鼓相达，兵食相连。若边民请师，皆宜莫许。远夷贡至，止于报答，语以国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须内教既立，徐料寇形，办骑卒四十万，而国中不扰，取谷支二十岁，而远邑不惊，然后越淮穷河，跨陇出漠，亦何适而不可。”由周朗所虑，可见与其何承天所论有一致处。他对兴师北进也有微词：“且夫战守之法，当恃人之不敢攻。顷年兵之所以败，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矣。”《宋书》卷九四《恩倖·徐爰传》载孝建三年，“索虏寇边，诏问群臣防御之策”，徐爰以为劳师远征，耗费巨大，且距离遥远，羽林救援不及，“当使缘边诸戍，练卒严城，凡诸督统，居粮蓄田，筹计资力，足相抗拟。小镇告警，大督电赴，坞壁遨断，州郡犄角，傥有自送，可使匹马不反。”他以为边镇建设的关键在于耕战结合，“积粟塞下”。毫无疑问，淮河沿线的军事部署是抵御北人南进的重要防线，淮河南北的军事重镇及其周边乡村聚落的建设、屯戍结合、兵民合一、农战并修的军事组织与训练，是与北人相抗的固本之道，守可抵御北人侵扰，攻则协同反击，以免国家劳军远征而不断丧师辱国。孝武帝时期的这些有关强化边镇建设的议论，实际上正是对宋文帝时期相关做法的反省。

第三，与战略决策相关，宋文帝疏于军备筹措与军队组织，这必然导致北伐之失利。

宋文帝既决意北伐，必须在军需物资的筹集与调拨、军队的组织与训练方面有充分的准备，以确保北伐战争的胜利。不打无准备之战，这是发动战争最基本的要求和前提。但宋文帝在这方面实际上并无充分的准备。就军需筹备而言，《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载何尚之为尚书左仆射，“是时复遣军北伐，资给戎旅，悉以委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既已开始，才责令何尚之筹措军需，不能不说过于仓促。又，《宋书·索虏传》载：“是岁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可见“军旅大起”之后，始动员社会上下捐助，甚至向民间举贷，以解燃眉之急。除了鼓励主动捐赠和借贷，还明确要求官员减俸，《南史·宋太祖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七年三月，“魏军攻县瓠。以军兴，减百官俸禄三分之一”；淮南太守诸葛阐“求减俸禄，同内百官，于是诸州郡县丞尉并悉同减”。淮南太守诸葛阐主动“求减俸禄”，似是揣度上意，而宋文帝确实“用度不充”，难以为继，故责令下至州郡县丞尉必须减俸。由此可见，元嘉二十七年北伐之后刘宋军需危机的严重程度。不仅如此，宋文帝在军队组织与训练方面也缺乏充分的准备。《宋书·索虏传》载：“又以兵力不足，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余悉倩暂行征。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载：“丹杨统内尽户发丁，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关于征发民丁，《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载其为吴兴武康人，“攸之少孤贫，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既至京都，诣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遵考谓之曰：‘君形陋，不堪队主。’因随庆之征讨。”这不仅提供了一个征发民丁充军的实例，而且由沈攸之主动要求担任“白丁队主”和领军刘遵考以其相貌丑陋而拒之，可见这些白丁队伍管理与训练的混乱。确实，宋文帝在北伐之后才以兵力严重不足，匆忙扩军，迅速集结，投入战斗。这些所谓的士兵，连最基本的训练都没有，如何能进行战斗呢？即便那些具有特长的“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一样缺乏组织训练，如何能协同作战？大规模的战争，毕竟不是个人比试武艺。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临阵作战，毫无战斗力，《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便说：“江南白丁，轻易进退，此其所以败也”。清人郝懿行《晋宋书故》“白丁”条根据《宋书》中相关例证释曰：“今通呼无职员者名为白丁，征其实则不然。……此则白丁，盖如今之乡勇，身虽丁壮，以其未隶伍籍，故谓之白丁耳。”对此，宋文帝之后人们也有反思。《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建平宣简王宏传》载孝武帝“普责百官谠言”，刘宏所议涉及士卒募集与训练问题：“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顷干戈未戢，战备宜修，而卒不素练，兵非夙习。且戎卫之职，多非其才，或以资厚素加，或以禄薄带帖，或宠由权门，恩自私假，既无将领，虚尸荣禄。至于边城举燧，羽驿交驰，而望其擐甲推锋，立功阃外，譬缘木求鱼，不可得矣。常谓临难命师，皆出仓卒，驱乌合之众，隶造次之主，貌疏情乖，有若胡、越，岂能使其同力，拔危济难，故奔北相望，覆败继有。今欲改选将校，皆得其人，分台见将，各以配给，领、护二军，为其总统。领抚养士卒，使恩信先加，农隙校猎，以习其事，三令五申，以齐其心，使动止应规，进退中律，然后畜锐观衅，因时而动，摧敌陷坚，折冲于外。”刘宏所论“干戈未戢，战备宜行”，具体陈述的军队训练等，皆为一般常识，所指出“临难命师，皆出仓卒，驱乌合之众，隶造次之主，貌疏情乖，有若胡、越，岂能使其同力，拔危济难，故奔北相望，覆败继有”之情形，正是宋文帝时期军备的一般状况。可见宋文帝长期疏于军事准备，贸然兴师，其失败自属难免。

第四，宋文帝制定的一些不合理的军事制度严重束缚了前线将领的手脚，使其难以应变。

与政治上不断强化皇权相应，宋文帝也致力加强军事方面的集权，具体表现是不断强化皇帝对军队指挥权的直接控制。不过，宋文帝似乎在这方面做过了头，他在临战状态下，不惜违反军事常规，对前线将领遥控指挥，或命其依战前拟定的作战方案行事，或委派监军督阵。对此，《宋书》卷五《文帝纪》史臣论有言：“授将遣师，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慼境，抑此之由。”沈约明确指出宋文帝北伐之军事失败，与其“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的僵死的军事指挥制度有关。《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载：“上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趑趄，莫敢自决。”军事活动尤讲机变，机不可失。兵法言：“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这要求前线将领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战术，而预先制定的相关战略、战术固然有指导意义，但决不能束缚军事将领的手脚。宋文帝在诸次北伐战争中一再违背这一常识，不仅在战略决策上与二三谋士私下筹划，根本不接受不同意见，而且在具体战术安排、战役指挥上，也凭空“遥制兵略”，战事进行中，前线将领必须“仰听成旨”，如同受控的木偶和道具。《宋书》卷九四《恩倖·徐爰传》载：“太祖每出军行师，常悬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谟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随军向碻磝，衔中旨，临时宣示。”这里明确说宋文帝“每出军行师，常悬授兵略”，可见这是宋文帝确定的军事制度，并非偶尔为之。徐爰是文帝宠信的近习倖臣，常担任“衔中旨，临时宣示”的角色。《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载元嘉二十九年七月，“思话及众军并至碻磝，治三攻道。太祖遣员外散骑侍郎徐爰宣旨督战”。可见，徐爰手持“中旨”，不仅随时可以“临时宣示”，而且配备了五百人的编制，“宣旨督战”，即行使实际上的临阵指挥权。其实，对文帝这种遥控指挥的行为，当时军事将领中是有人明确表示反对的。《宋书·沈庆之传》载元嘉二十七年王玄谟败退后，统帅萧斌“欲死固碻磝”，沈庆之以为“碻磝孤绝”，不可守，然“会诏使至，不许退，诸将并谓宜留”，萧斌复问沈庆之，庆之曰：“阃外之事，将所得专，诏从远来，事势已异。节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议何施。”沈庆之明确指出“阃外之事，将所得专，诏从远来，事势已异”，主张随机应变，而大部分将领或依“成律”，或坐等“中诏”，而这些圣旨往往与实际不符，根本就是瞎指挥。对碻磝之败，后来宋文帝本人也觉得难辞其咎，《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载宋文帝后来对沈庆之说：“河上处分，皆合事宜，惟恨不弃碻磝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复违诏济事，亦无嫌也。”尽管文帝为自己狡辩“河上处分，皆合事宜”，但实际上他也承认“中旨”之误。正是鉴于宋文帝这一制度导致北伐失利，沈约曾为刘宋将领开脱，以为“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慼境，抑此之由”，主要的罪责在于文帝的军事制度。

第五，宋文帝所用将领大多缺乏才能，临阵奔逃，难以应敌，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失败。

军事活动特别讲究随机应变。战争中固然重视客观实力的对比与较量，但人谋的因素往往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此考察宋文帝北伐之用将，可谓完全失败。元嘉七年北伐的主将是到彦之，《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载“上于彦之恩厚，将加开府，欲先令立功”，于是委以重任，领师北伐。但其进军缓慢，在收复河南后，面对北魏的反攻，弃滑台而奔，丧师辱国。到彦之失利固然有客观因素，但他的指挥也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书》卷五○《垣护之传》载其“随到彦之北伐，彦之将回师”，垣护之谏曰：“外闻节下欲回师反斾，窃所不同。何者？残虏畏威，望风奔迸，八载侵地，不战克复。方当长驱朔漠，穷扫遗丑，况乃自送，无假远劳。宜使竺灵秀速进滑台助朱修之固守，节下大军进拟河北，则牢、洛游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连年攻战，失众乏粮者，犹张胆争前，莫肯轻退。况今青州丰穰，济漕流通，士马饱逸，威力无损。若空弃滑台，坐丧成业，岂是朝廷受任之旨。”到彦之不予理会，“散败而归”。《南史》卷二五《王懿传》载其随到彦之北伐，“魏弃河南”，到彦之诸人皆喜，王懿以为“诸贤不谙北土情伪，必堕其计”，后魏人占虎牢、洛阳，“彦之闻二城并没，欲焚舟步走”，王懿以为“今贼去我犹自千里，滑台尚有强兵。若便舍舟，士卒必散。且当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可见到彦之对北伐战前并无充分准备，临阵慌乱，一再失措。到彦之本有眼疾，以此为退师之理由，宋文帝竟以此袒护，君臣间相互遮掩。

元嘉二十七年北伐的前锋主力是王玄谟，前引《宋书·王玄谟传》载王玄谟“遂围滑台，积旬不克”，其“军众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谟专依所见，多行杀戮。初围城，城内多茅屋，众求以火箭烧之，玄谟恐损亡军实，不从。城中即撤坏之，空地以为窟室。及魏救将至，众请发车为营，又不从，将士多离怨。又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托跋焘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载此事，胡三省有注云：“玄谟岂不知为车营可凭而战哉？盖于时已有走心矣。”王玄谟极力鼓噪北伐，任北伐前锋主力，然其临阵却思逃窜，引发全军崩溃。《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载“玄谟攻滑台，护之百舸为前锋，进据石济”，而王玄谟先不予援助，败退时竟“不暇报护之”，以致险些举军被歼。王玄谟如此惧战，显然对北伐失利负有责任。

元嘉二十九年北伐先锋主力是张永，前引《宋书·张永传》载其“攻碻磝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虏开门烧楼及攻车，士卒烧死及为虏所杀甚众，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告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张永本是一个以文艺见长的名士，《宋书》本传载其“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太祖所知。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华林园、玄武湖，并使永监统。凡诸制置，皆受则于永。永既有才能，所在每尽心力，太祖谓堪为将。”文帝于是命其领军北伐，造成了“死败涂地”的悲剧。

以上三次北伐之先锋主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出师时求进取，希望侥幸略地，甚至悬军深入，一旦遭遇攻击，则弃师逃奔，导致全军崩溃。先锋主将如此，其他军事将领、统帅也多如此。如萧思话为刘宋外戚，《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载其元嘉五年后任职青齐，“索虏南寇，檀道济北伐，既而回师，思话惧虏大至，乃弃镇奔平昌。思话先使参军刘振之戍下邳，闻思话奔，亦委城走。虏定不至，而东阳积聚，已为百姓所焚，由是征下廷尉，仍系尚方。”另一位外戚武将臧质，元嘉二十八年初守盱眙有功，《南史》卷一八《臧焘传附臧质传》载：“上嘉质功，以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监四州诸军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质率见力向潼关。质顿兵不肯时发，又顾恋嬖妾，弃军营垒，单马还城，散用台库见钱六七百万，为有司所纠，上不问。”《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载：“世祖为徐州，补治中从事史。时虏围县瓠，分军送所掠民口在汝阳，太祖诏世祖遣军袭之，议者举延孙为元帅，固辞无将用，举刘泰之自代。泰之既行，太祖大怒，免延孙官。”更有甚者，一些将领嫁祸于人，《宋书》卷六五《杜骥传》载杜骥随到彦之北伐，“彦之使骥守洛阳”，彦之败退后，他以洛阳不可守，“欲弃城走，虑为太祖所诛”，于是欺骗负责事务的姚聳夫入城，“聳夫信之，率所领就骥。既至见城不可守，又无粮食，于是引众去”，杜骥随之南奔，告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败，不可复禁”，文帝怒杀姚聳夫。其实，姚聳夫“勇果有气力，宋世偏禆小将莫及。始随到彦之北伐，与虏遇，聳夫手斩托跋焘叔父英文特勤首，焘以马百匹赎之”。杜骥本无久战之心，嫁祸姚聳夫，文帝竟不明真相而杀将。不仅如此，宋文帝北伐过程中，各大军事重镇总是以其兄弟或皇子担任统帅。在实际征战中，他们普遍惧战，时刻准备逃亡。如江夏王刘义恭，《宋书》卷六一《武三王·江夏文献王义恭传》载其元嘉二十七年“总统群帅，出镇彭城”，“二十八年春，虏退走，自彭城北过，义恭震惧不敢追”，当时拓跋焘自广陵掠民万余口，如追袭，可解救民众，“诸将并请，义恭又禁不许。经宿，太祖遣驿至，使悉力急追”，魏军已戮民而去。其实，文帝深知刘义恭惧战，“初虏深入，上虑义恭不能固守彭城，备加诫勒，义恭答曰：‘臣未能临翰海，济居延，庶免刘仲奔逃之耻。’及虏至，义恭果欲走，赖众议得停”。《宋书》卷五九《张畅传》载拓跋焘围攻彭城前，“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义恭欲弃彭城南归，计议弥日不定”。又，《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南郡王义宣传》载刘义宣出镇荆雍，“二十七年，索虏南侵，义宣虑寇至，欲奔上明。及虏退，太祖诏之曰：‘善修民务，不须营潜逃计也。’”

宋文帝对其军事将领之表现也颇为失望，徒叹无奈。《宋书·张茂度传附张永传》：“太祖以屡征无功，诸将不可任，责永等与（萧）思话诏曰：‘虏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脱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当之耳。言及增愤，可以示张永、申坦。’又与江夏王义恭书曰：‘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宋纪八》文帝元嘉二十九年也载文帝此诏，胡三省有注云：“言诸将皆不可任也”，“使示（张）永、（申）坦，欲以激励之”，“亦愤愤之辞也”。进一步揭示出宋文帝对诸将的愤恨之情。宋文帝在诸次北伐失败后，深知“以屡征无功，诸将不可任”，悲愤之极，竟说：“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宋文帝对诸将可谓“恨铁不成钢”，但实际上这是他自己所酿之苦酒。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五“宋文帝”之八条曾指出，宋文帝北伐“得地不守，瓦解蝟缩，兵歼甲弃，并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到彦之、萧思话大溃于青、徐，邵弘渊、李显忠大溃于符离，一也，皆将非其人，以卒与敌者也。”吕思勉先生也以为宋文帝“实非能用兵之人，而尤暗于择将。王玄谟，怯懦之夫也，……此以口舌官人也。檀道济最称持重，帝乃谓其养寇自资。到彦之逗桡不前，帝则恕以中途疾动。张永者，……此乃文学之士，艺术之徒，帝顾其堪为将，授以专阃。用人如此，安得而不覆败？”沈庆之有干能，“以立议不同，遂不使北出，好同恶异如此，安可用人？”［1］394宋文帝在择将方面确实表现出昏暗的一面，可谓咎由自取。

毋庸讳言，宋文帝北伐之“诸将不可任”，当与其诛戮有为武将有关。《宋书·索虏传》载拓跋焘致书宋文帝曾讥刺其残害杰出将领：“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邪。彼非敌也。”又说：“知彼公时旧臣，都已杀尽，彼臣若在，年几虽老，犹有智策，今已杀尽，岂不天资我也。取彼亦不须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罗门，使鬼缚彼送来也。”这是说文帝杀害北府旧将。拓跋焘此言基本属实，宋文帝杀戮善战之军事将领，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关于杀害裴方明，《宋书·文帝纪》载元嘉二十年七月，“前雍州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有罪，下狱死”。《宋书》卷四七《刘怀肃传》载刘宋宗室人物刘真道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十八年，氐贼杨难当侵寇汉中，真道率军讨之，杨难当“寇盗不已，太祖遣龙骧将军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节度”，以平定氐乱，但最终“真道、方明并坐破仇池，断割金银诸杂宝货，又藏难当善马，下狱死”。刘真道、裴方明“立功蜀土”，军政治绩显著，文帝竟然轻易戮害，无怪拓跋焘讥笑其“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邪”。胡三省评论文帝杀刘真道和裴方明之事说：“宋人舍功录过，自戮良将，宜其为魏人所窥。”（《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七月）

至于文帝残害北府名将，最典型的是檀道济。檀道济是追随刘裕复晋、建宋的元从勋将，更是文帝时期仅存的北府名将，在元嘉前期的对魏战争中，檀道济可谓中流砥柱。但致力强化皇权的宋文帝对他并不放心，《宋书·檀道济传》载：“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元嘉十三年春）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于是收道济及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植、司徒从事中郎粲、太子舍人隰、征北主簿承伯、秘书郎遵等八人，并于廷尉伏诛。又收司空参军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书库部郎顾仲文、建武将军茅亨至浔阳，收道济子夷、邕、演及司空参军高进之诛之。薛彤、高进之并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以比张飞、关羽。初，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宋文帝将檀道济及其腹心部将一并杀害，确实是自毁长城之举。檀道济之死，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对刘宋内外军政局势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史·檀道济传》载：“时人歌曰：‘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道济死日，建邺地震白毛生。”这种民谣体现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檀道济是北魏颇为忌惮的刘宋大将。《南史·檀道济传》载其冤死，“魏人闻之，皆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自是频岁南伐，有饮马长江之志。”由魏人之言，可见檀道济在南北对抗中的作用。对此，《南史·檀道济传》载：“文帝问殷景仁曰：‘谁可继道济？’答曰：‘道济以累有战功，故致威名，余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广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后继者复有几人？’二十七年，魏军至瓜步，文帝登石头城望，甚有忧色。叹曰：‘若道济在，岂至此！’”宋文帝本人也感觉无人可以替代檀道济。

宋文帝残害具有社会声望的军事将领，目的是巩固其个人及家族的统治。这一做法，直接秉承其父刘裕之故伎。刘裕作为北府军团的领袖，凭借武力推翻了高门士族的统治，并不断西征、北讨，北府军事集团上下显示了极大的战斗力，特别是一大批北府军事将领骁勇善战，名震天下。但刘裕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建立并延续刘宋皇朝，早在东晋义熙年间便有计划地诛杀孟昶、刘毅、诸葛长民等与其“同义”之人，至其北伐关中，主力已是北府中的后进了，其退出关中，又设计将王镇恶、沈田子、王修等清除。如此成批地杀戮将领，使北府集团遭受了致命的摧残［2］。此外，自刘裕起事以来，北府集团中诸多名将或战死，或卷入政治斗争而受戮，还有自然病故者。可以说，至刘裕正式建宋立国，北府武人集团就其军事将领而言已基本凋零沦落。因此，宋文帝因猜疑而诛戮檀道济，显然与刘裕之政策一脉相承。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一五“宋文帝”之八中有论，他以为宋文帝北伐失败，主要在于“将非其人”，他指出北府武人集团在刘宋立国后“老者退，少者未能兴”，刘裕“顾诸子无驾御之才而虑其逼上”，于是有预谋地加以清除，“文帝入主，惩营阳之祸，急诛权谋之士，区区一檀道济而剑已拟其项领。上之意指如彼，下之祸福如此，王昙首诸人雍容谈笑以俟天下之澄清，虽有瑰玮之才，不折节以趋荏苒者，几何也？乃于其中择一二铮铮者使与猾虏竞，拓跋焘固曰：‘龟龞小竖，夫何能为。’其堕彼目中久矣。”因此，他明确指出“夫江东之不振也久矣”，刘宋诛将，造成“举世无可用之才，以保国而不足，况欲与猾虏争生死于中原乎”的局面，这是应该值得人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余义［M］//华山馆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