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2月，汪精卫主持六届一次常委会，决定改组天津、北平、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李时雨被指定为天津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在上海受到了汪精卫的接见。汪精卫同这些委员握完手后，道貌岸然地感叹道：“中国现在除了和平，没有别的出路。必须与日本携手，才能内则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外则同负保障东亚之责任，实现共存共荣。”
他在这场讲话中，透露了他将与日方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和《秘密谅解事项》。不久后，中共将汪伪政权的各种投敌卖国行径揭露、公布出来，激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慨。汪伪政府被这一社会声讨吓得不轻，而在重庆的蒋介石国民党也很疑惑：为什么共产党会对汪伪的绝密掌握得这么清楚？
关于汪伪政府、军统的内部信息，要从这个官至国民党少将的李时雨身上说起。
1908年，李时雨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他原名叫李亭芳，但因对《水浒传》中“及时雨”宋江的劫富济贫的仗义性情十分钦佩，便改名为李时雨。1930年，李时雨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学习。
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李时雨对政治、革命这些事物还并没有强烈意向，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带给李时雨强烈的冲击。现实是国破家亡般的惨淡，怎能容他继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1931年12月，李时雨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国内的示威游行，请求南京国民党政府积极抗击日军，还作为北大法学院的代表参加北平学生的卧轨斗争。
1934年，大学毕业的李时雨接受党组织任务，打入东北军，成为一名警卫室的办事员。这是李时雨潜伏生涯的开始。次年，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总司令部，调遣东北军到陕北围剿红军，李时雨便随着东北军到了西安。当时李时雨的主要任务是了解东北军的基本情况，同时在内部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争取国内和平，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虽然西安事变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在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张学良便立刻被扣押起来。群龙无首，张学良不在，东北军又该何去何从？
1937年6月，经历了几个月的混乱分裂状态后，东北军被整编改组，成立绥靖公署，而李时雨也没有必要继续待在这里了。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时雨被派到天津，从事北平和天津两地的地下情报工作，由何松亭直接领导。
在这期间，李时雨接到了两项任务：搞到一部电台，营救一名中共党员。
在那个时候，一部电台的作用和价值难以计算，不少地下党员为了得到一部电台发送接收情报，或者保护一部电台免遭落入敌人之手，往往愿意拼死相搏。也正是由于电台对于军事价值如此之大，因此在市面上相当于是禁物般存在。李时雨便自己看了相关书籍，研究了配件后，分批次在外国人开的电料行进行购买。但东西买到了，如何运出城？
日军在通往市区的路口都设了日夜值岗的检查站，对那些大宗物件更是搜寻得十分严格。李时雨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认为找一辆代表着高级身份的车来运输最有可能。而这个高级身份，自然就是天津高等法院院长了。就在李时雨思考以什么借口借车时，妻子孙静云发来电报，说她月底会到北平，希望他能过来接她。
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啊，有了这个再正常不过的理由，李时雨便带着礼品去拜访了上司。平日里，院长便觉得这个年轻人法学知识深厚，又是一表人才，加上李时雨也会为人处世，便欣然应允。又在一番计谋下，李时雨成功通过了日军的检查，电台最终成功被送往廊坊的一个接头点，交给了地下党同志。后来，北平地下市委特地转达对李时雨的感谢。
电台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便是营救党员冯骥同志的事。李时雨趁着主管此案的康书记员外出，将冯骥的案卷装入自己的皮包带回家烧得一干二净。过了几天后，他又到刑庭去抽查案卷，冯骥的案卷不翼而飞，康书记员自然十分慌张。
李时雨先是严肃地批评了他的工作问题，又不经意地问道：“是不是上次日军攻占天津，被炸丢了？”康书记员见上司有意给了台阶，便忙说可能是这样。然后，李时雨又到监狱检查，还单独看了不少的犯人情况，最后偷偷将一张字条塞给了冯骥，要他抵死不认自己的中共身份。
后来，李时雨同陪审推事打招呼，说冯骥是他一个朋友亲戚，被人诬陷入狱了，又拜托他们催一下主办案件的主审推事，又给审判长送了礼物，还设了桌酒席，宴请了这一众人。涉及案件的上下各方，都被打点好了，又没有物证证明冯骥的身份，冯骥不久后便被无罪释放了。
一年多后，作为天津高级法院书记长的李时雨同汪伪政府搭上了线，开启了另一个更为危险的潜伏阶段。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国府”主席，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兼上海市市长。而李时雨也得到了一个机会：立法院立法委员。李时雨也犹豫过，北平天津一带他已经比较熟悉，各项地下工作也进行的十分顺利，现在要独身一人闯入汪伪敌军中心，危险不说，又怎样才能站稳脚跟，能完成各项任务呢？
但在何松亭的鼓励下，李时雨也抛掉了这一点不足为意的担忧，前往南京任职。作为法学院的高材生，李时雨的杰出能力、谦逊姿态给陈公博留下了良好印象，加上李时雨对其恰到好处地崇拜和吹捧，陈公博很快便将李时雨看作亲信，李时雨在立法院便是如鱼得水。
同年8月，李时雨便升职为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作为陈公博的亲信，又在上海和南京都有职务，李时雨便能明目张胆地来往两地，情报工作被打开了新局面。李时雨得到了不少重要的战略情报，包括汪伪政权的人事组织和他们的丑恶行径。情报收集完成后，他时常以回哈尔滨探望家人为名，将情报成功送出。
但次数一多，这便容易招来怀疑。在党组织的考虑下，决定让李时雨全家都迁往南京。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也是中共党员，来到南京后，她便负责内勤和情报交换工作。
但世上难有不透风的墙，情报工作虽然进行的很顺利，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一天深夜，日本宪兵队闯入李时雨家中，由于李时雨身兼国民政府的官职，日军不便直接动他，便将孙静云逮捕了。
日军对孙静云用了各种酷刑，想要审出李时雨的身份，以及他们夫妻二人同何松亭的关系，但孙静云扛着疼痛，始终没有吐露一字。李时雨也直接去请求陈公博出面，此事才得以平息下来。
不久后，上海警察局打算派一批人去日本考察，李时雨也想借此避避风头，陈公博也认为出去走一圈，日本人对此事也不会那么关注了。李时雨一行人在日本参观了监狱、法院、警察机关等地外，还看到了日本人民的生活。政府大力发动战争，国内经济萧条，男人都被派往前线，工作的人竟几乎都是女人。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伤害，也让自己的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回国后，李时雨途径沈阳、长春等东北大城市，也看到自己国内民不聊生的惨痛景象，他给组织写了一份材料，报告了日本和东北沦陷区的实际情况。
虽然被日本怀疑，但情报工作不能就此停止。李时雨主管的秘书处掌管着保安司令部的文书档案，经手着汪伪政府各类机密文件，北方分局决定在南京设立情报转运站，并增派了一名联络员到上海配合工作。
由于汪伪政府和日军勾结加深，加大了围剿中共的力度，陈公博也忙得团团转，保安司令部的很多事务都交给了李时雨处理，这为他获得更多情报提供了机会。此后，李时雨又在陈公博的提拔下担任了军法处处长和“全国清乡委员会”第四处处长。
在李时雨的努力下，日伪的不少扫荡计划信息都被送到了中央，因此新四军能够根据敌军行动的规模和自身兵力，作出撤退或者设防的部署，日伪计划的清剿常常惨败收场。同时，李时雨响应陈公博的“廉洁政治”，对在“清乡”运动中进行敲诈勒索、抽烟吸毒赌博等人员进行了严惩，受到了陈公博和日军联络官的褒奖，李时雨的名气和地位也因此大涨。而他也利用这样的优势，同社会各界广泛结交，打探情报。
1943年8月，李时雨又兼任了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此时，李时雨任三处处长，在汪伪政府中，政、军、警都握有大权。此时李时雨在南京负责的情报站也直接归中共华中局领导了，并派华中局社会部副部长张执一去协助李时雨工作。
1944年，新四军进入战略反击阶段，李时雨在这时也不仅只从事情报工作了，武装力量仍是获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上海保安总队中的第一团团长和教导团团长同李时雨的关系较为亲近，他便从这两人入手，时常和他们谈论国际国内局势，又悲叹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方针实际上是卖国行径，而自己是否要陪着他一起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