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册说历史 家风转变失败的独孤信家族，最终结局如何？

自有隋一代创建科举制度，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基础不断扩大，国家政治不再纯粹由豪门世族所掌控，寒族士人、市民阶层亦得到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新式的官僚体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选官理政的主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原本依靠门荫、世袭、门生故吏来达到自己永葆富贵荣耀的途径已然行不通，因此大批的豪门世族纷纷破产重组，其中为数不多的世族阶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完成家族的重建，但更多的世族贵胄却是没能完成这一转变，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独孤信家族便是如此，尽管历经北朝隋唐数代，前期无比煊赫，终亦未能完全完成家族风尚的转变，阻碍了其家族的长远发展。

独孤家族尝试突破家族传统的转变

早在独孤信时期便有所端倪，我们知道独孤信先后有两次姻亲记载，分别于关东、关中，结合墓志来看，其关东所联姻者为如罗氏，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考释如罗氏或为鲜卑若罗氏异译，此外由其墓志还可知其父、祖辈所联姻亲皆为胡族人，然而进入关中地区之后，独孤信先后续娶郭氏、崔氏二族，皆为汉族世家，由此可见独孤信已经开始吸收汉文化的影响，家族风尚逐渐发生转变，也昭示着尚武少文的独孤世家开始向文化世家合流。

其中最早的一代即为学涉经史的独孤皇后，不过因其母本身即为汉族世家，独孤皇后的汉学修养或受到母族的熏陶，不足以作为独孤家主动汉化、转变家风的代表，因此，对于独孤家族家风问题的探讨我们不妨从独孤家族后嗣的资料中着手，分若干时段予以观察。首先看有隋一代，除去文献皇后独孤氏外，尚有独孤信诸子及孙辈的记载。信诸子辈中，罗“性长者”，善“幼聪慧，善骑射”，陀“性好左道”，藏薨于北周朝，其墓志载“(藏)幼而秀异，神情颖脱。朝阳擢干，即闻威风之声；崐山孕宝，便散长虹之色……公风华独俊，日下无双。居帝戚之重，卑以自牧；处公子之豪，每存廉让。寄情文酒，留神风月。恒以优游自退，不以州郡劳心。”

诸独孤后嗣中，仅独孤藏稍沾文士之风

但近道而远儒，未见明显的崇文尚物，而独孤陀更是好旁门左道之学，足见其学风之鄙陋，由此亦可知独孤信家族第二代人物并未显著改变家族尚武少文的风尚，汉化程度仍较低。至唐代立国初期，独孤家族第三代子孙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如独孤整子独孤怀恩，史载其“逮长，稍学记书，而居财不訾，喜交豪猾博徒。以疾免。高祖(李渊)平京师，拜长安令，颇严明，如职而办。帝受禅，擢工部尚书。初，虞州刺史韦义节击尧君素于蒲州，不克，帝遣怀恩代将。性贪，寡算略，数战无功，士丧沮，诏书切责，而怀恩稍怨望。”

此段材料中，独孤怀恩作为独孤家族第三代人物，已颇涉文学，但仍身负豪侠之气概，亦能战于两阵之间，是此际之独孤氏有着向文武兼顾方向发展的趋势，只是怀恩倨傲不凡，终被诛杀；再看独孤罗之子开远，墓志载开远“允文允武，缙绅以之多士；公才公望，朝廷以为得人……尚父纵横之兵书，孙子孤虚之战略，荀孟立身之教，卫霍克敌之奇。莫不咀嚼于胸中，囊括于度内……以贞观十六年正月，寝疾薨于京师胜业里第。”从中可知身历高祖、太宗朝的独孤开远不仅武略突出，而且兼习儒家立身之道，汉化趋势明显，此外，独孤善孙女独孤大惠亦表现出诗书传家的气质，其墓志载“夫人河洛感神，巽离腾气，芝田摘秀，蘅薄流芳，四教夙成，六行光备。

操历贞洁，若青女之降晨霜

容质凝华，似恒娥之升夜月。加以禀明敏，托好诗书，摇笔则字婉银钩，沥思则辞纷玉藻。春椒起颂，体尽优游，秋菊为铭，文穷温润。利州使君，人为时秀，胄乃华宗，眷言嘉耦，傍求英媛。夫人年二十，归于万俟氏……以显庆二年岁次丁巳十二月乙卯朔二十三日丁丑，薨于长安金城里第，春秋六十有四。”独孤大惠“明敏”、“托好诗书”，甚至“摇笔则字婉银钩，沥思则辞纷玉藻”，无不见其学识修养之厚实，更可见独孤家至第三代时便逐渐向文化世族转变的趋势。待至高宗朝，独孤家族文风更为浓厚，据独孤罗孙独孤仁同墓志载“惟君夙承庭训，早厕膠庠。避席过廷，辩微言绮岁；闻诗闻礼，释秒旨于觿年。游泳翰林，翱翔文畹。年廿四，利用宾王，观光上国，射策甲科。起家坊州司法，考课连最，简在屡闻。特除隆州司法……春秋卌五有五日，以上元元年十月十日，遇疾薨于雍州永隆里第。”

仁同幼时便表露出不凡的文士气质，年二十四即详熟朝邦国仪，并一举中第，文学修养颇高，可惜并未得到唐王朝的重用，累官仅至隆州司法；仁同之后，独孤家族人物亦颇盛，在玄宗朝有独孤藏玄孙独孤挺，独孤穆玄孙独孤昱、独孤陀曾孙独孤炫及独孤顺曾孙独孤曾孙朏等。挺历官阆中太守、通议大夫，后进为壮武将军、左武卫中郎将，终于天宝十三年；昱历官京兆户县尉、长安主簿，进为登州司马，转济州长史，以开元十六年终；炫任官洺州参军、绛州大平县令，后进为大理司直兼判丞事，迁汉州刺史，开元二十四年卒；朏官居绛州司兵、滑州许州司法、入为光禄主簿，后出为雅州功曹，故于开元十九年。

独孤信家族一支依旧保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不过身居高位者并不多见，仅独孤炫得专一州刺史，其余则尽为州县佐官，此外，尽管有很大迹象表明独孤家族入唐后便已经开始向文化世族在转变，但总体看来，独孤家族在唐朝中后期的发展并不如意，大部分独孤氏人物身兼位卑权轻而冗责的浊官，且任职中央者亦为少数，而在玄宗朝后，独孤氏人物更为没落，有谓独孤士衡者，为独孤穆五世孙，历任州参军、县尉，后迁为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可见独孤氏后期人物虽不乏其人，然再也无法复制昔日一门三后的盛隆之象，只能深藏于底层社会之中。综上所述，独孤家族在唐朝中后期转变家族风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流观点认为独孤信家族起步较晚，根基并不牢靠，没有真正的家学传承，故而落后于一些诗书传家的文化大族，因此在隋唐科举制度之下，独孤家族并未能依靠门户而与之平流进取，尽管独孤家族奋起直追，但仍难得以跻身高位，最终表现为家族兴衰总是系于一人一时的得失，而非依靠整个家族声望的升降。此外，玄宗朝后历经安史之乱的唐王朝趋于分崩离析，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远不如前，遂出现大批士人入幕的景象。

结束语：

杜文玉分析认为，士人入幕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一则因科举选士名额有限，使得士人不得不另谋他路，二则唐朝中后期幕府官职相较京官更具吸引力，《通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载“元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制俸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由此，亦可推断独孤家族于唐朝中后期的发展或是辗转于藩镇幕府之中，抑或是沉浮于社会底层，因而在后期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再难发现其活动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