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和连续,是观察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和重要维度,学术界对此多从文明兴衰、政权更替、统治体制的胡汉之别等层面展开讨论,考古学家则着眼于寻找中国历史,“不断裂”的相关,“物证”,既有的研究渐趋多元和深入。围绕中国历史,“断裂和连续”在不同时空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丰富内涵与复杂原因,学者通过不同时期的案例和侧面予以多维解读,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前沿议题。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是研究中国历史演进中,“断裂和连续”问题的一个有效切入点。从“断裂和连续”角度来观察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认识。

传统的观点基于五代十国政治上的分裂割据

视之为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断裂”。如欧阳修等对此段历史予以,“僭窃交兴”的评价,近现代以来钱穆、范文澜等将此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或,“大分裂时代”另一方面,王赓武等认为,“中国历史在这一时期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其,间,产,生,若,干,积,极,因,素,推,动,历,史,继,续,进步。还有学者称,五代十国时旧秩序解体、新制度待建,是中国历史从破坏、杂糅走向整合的时期。新近的研究直接将五代十国称为,“过渡性的时代”。

这一认识突出强调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连续”演进中的重要意义,日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如上研究,反映出学术界对五代十国历史复杂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在此引发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历史在五代十国之时如何实现从,“断裂”走向整合,这一时期历史的连续性是靠什么维系的,回溯这段历史,我们注意到,在五代十国时期,汉唐故事作为政治分裂状态下维系历史连续的潜在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汉唐统治是中国古代治世的典范,其文治武功、嘉谟善政、典章制度与盛世气象,深为后世统治者钦慕、取鉴和仿效。五代十国时期君臣言辞与日常施政中,有关汉唐之往事前例,被反复论及和效仿,广泛而切实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政治运行。

五代十国政治中为何要谈论有关

“汉唐”的话题,统治者怎样借由汉唐故事来解决政权的制度性延续,汉唐故事对五代十国政治的凝塑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认同汉唐对观察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从,“断裂”走向整合的连续性特征有何意义,本文对此做一些探讨,以期为加深五代十国及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理解提供一个新视角。认同和接续汉唐统治,是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在政权合法性构建中的共同策略。五代十国,干戈纷攘,政权更迭频繁。当时政权递嬗形式多样,或血战图霸,或借外族兵力自立,或起于草莽乘乱而兴,或以禁军夺权。

无一例外的是,武力成为政权建立和维护的保证。时人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即是最直白表达。在此背景下,各政权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为政治动员和收摄人心的目的,选择从,“天命”等角度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五代十国的统治者攀附汉唐帝王或名臣为远祖,将其政权合法性的源头追溯到汉唐,表明其继承汉唐统治的政治含义。建立后梁的朱温以流寇起家,却追溯名臣为祖,称其先为,“舜司徒虎之后”。开平元年(907)四月,朱温下诏改名:“汉帝询、衎之文,或从一德以徽称,或为二名而更易。”

朱温改名为,“晃”,意在宣示,“日光显契于瑞文”。诏令用典既是修辞表达之需要,此外其借助西汉宣帝、平帝改名的,“先王令典”,也蕴含着为重立“新名”和新政权的开启寻求历史依据之用意。从汉唐故事中寻找政权建立的源头,这在沙陀三王朝的合法性论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后唐创建者李克用,系出自代北集团的沙陀族。朱温称帝后,李克用沿用唐天祐年号,标举,“中兴唐祚”,的旗帜与后梁争雄,同时利用东汉,“中兴”的历史资源。同光元年,(923)十月,后梁被灭,己丑庄宗李存勖制曰:,“缵业承基,光武所以灭新莽。咸以中兴景命,再造王猷。”

庄宗标举光武诛新莽之事

挖掘其“中兴景命”的意义,宣示新王朝,“再造王猷”的使命。此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宫玄元皇帝殿前枯桧再生,臣僚画图以进:“唐高祖神尧皇帝武德二年,枯桧重华,至安禄山僭号萎瘁。玄宗自蜀归京,枝叶复盛。至是再生一枝。”在臣僚的比附叙述中,桧树枯荣与李唐王朝兴衰紧密相关:高祖建唐,(枯桧重华)—安禄山僭号,(桧枝萎瘁)—玄宗归京,(枝叶复盛)。照此推衍,此次枯桧再生新枝,将预示大唐再兴。“上林仆柳”是汉宣帝中兴的征兆,“南顿嘉禾”是光武中兴的祥瑞。

此次枯桧再生新枝,被庄宗赋予唐室,“再造”和,“中兴”的含义。李存勖称帝后,于晋阳创,“中兴宗庙”,追尊父祖三代为帝,与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并为七庙,表明其为唐朝的合法继承者。其称帝过程中反复强调,“中兴唐室”的意义,诚是凝聚人心的良策。同光二年二月己巳,庄宗在洛阳祭天,这是其政权正统性的公开展示。史载,这一盛大礼仪景象发挥了巨大的政治感染力,“人胥悦服。议者云,五十年来无此盛礼”。通过此举再现大唐风采,其慑服人心之用意昭然若揭。借助契丹外力称帝的石敬瑭,自我标榜为汉唐名臣后裔。石敬瑭曾称,“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唐元和年间四代祖璟自灵武入附,受到宪宗嘉奖,日渐强盛。

石敬瑭将其出身上溯到西汉名臣石奋

再经唐室褒奖的石璟。为沙陀族的政权建立者构建渊源有自的祖先谱系,这是后晋肇始于汉唐的一个历史注解。后汉高祖刘知远,追溯汉朝皇帝为远祖。刘知远自称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之后”。在出身沙陀族的刘知远心目中,认同东汉王室对其统治有重要的意义。另一记载称,刘知远,“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言外之意,新政权是两汉的接续。天福十二年,(947)六月,刘知远定国号为,“汉”“克嗣炎精,遐追雍、洛之宏规,仰仗高、光之盛烈”。作为王朝关键的政治符号,刘知远标举“汉”的旗号,以继承汉朝火德的名义宣示新政权的合法地位。天福十三年,刘知远改元,“乾祐”并诏称:“我艺祖神宗,开基抚运,以武功平祸乱,以文德致升平,泽润生民,庆流长世。”

结束语:

诏令中的,“艺祖神宗”,即汉高祖刘邦,刘知远追溯其权力的源头,最终谋求,“扬列圣之耿光”。隐帝即位制书中亦称,“袭有汉之耿光”“袭”者乃因袭、接续之意。后汉亡后,刘崇以,“本朝沦亡,绍袭帝位”为由建立北汉,继续以汉室后裔名分自居。后唐、后晋、后汉在政权合法性构建和宣传中,着意淡化其统治者出身沙陀部族的,“夷狄”色彩。他们通过攀附汉唐之举措,以此表明新政权接续在此之前的中原汉唐王朝的统绪。戴仁柱关于后唐明宗李嗣源的研究所见,其一生从一个草原战士,转变为一个代表中原农耕文明的皇帝。通观沙陀三王朝攀附汉唐的做法,背后同样蕴含着将出身异族的统治者塑造为中原皇帝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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