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册说历史 “绍汉”与 “慕唐”，政权合法性溯源在哪里？

断裂和连续，是观察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和重要维度，学术界对此多从文明兴衰、政权更替、统治体制的胡汉之别等层面展开讨论，考古学家则着眼于寻找中国历史，“不断裂”的相关，“物证”，既有的研究渐趋多元和深入。围绕中国历史，“断裂和连续”在不同时空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丰富内涵与复杂原因，学者通过不同时期的案例和侧面予以多维解读，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前沿议题。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是研究中国历史演进中，“断裂和连续”问题的一个有效切入点。从“断裂和连续”角度来观察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认识。

传统的观点基于五代十国政治上的分裂割据

视之为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断裂”。如欧阳修等对此段历史予以，“僭窃交兴”的评价，近现代以来钱穆、范文澜等将此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或，“大分裂时代”另一方面，王赓武等认为，“中国历史在这一时期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其，间，产，生，若，干，积，极，因，素，推，动，历，史，继，续，进步。还有学者称，五代十国时旧秩序解体、新制度待建，是中国历史从破坏、杂糅走向整合的时期。新近的研究直接将五代十国称为，“过渡性的时代”。

这一认识突出强调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连续”演进中的重要意义，日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如上研究，反映出学术界对五代十国历史复杂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在此引发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历史在五代十国之时如何实现从，“断裂”走向整合，这一时期历史的连续性是靠什么维系的，回溯这段历史，我们注意到，在五代十国时期，汉唐故事作为政治分裂状态下维系历史连续的潜在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汉唐统治是中国古代治世的典范，其文治武功、嘉谟善政、典章制度与盛世气象，深为后世统治者钦慕、取鉴和仿效。五代十国时期君臣言辞与日常施政中，有关汉唐之往事前例，被反复论及和效仿，广泛而切实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政治运行。

五代十国政治中为何要谈论有关

“汉唐”的话题，统治者怎样借由汉唐故事来解决政权的制度性延续，汉唐故事对五代十国政治的凝塑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认同汉唐对观察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从，“断裂”走向整合的连续性特征有何意义，本文对此做一些探讨，以期为加深五代十国及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理解提供一个新视角。认同和接续汉唐统治，是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在政权合法性构建中的共同策略。五代十国，干戈纷攘，政权更迭频繁。当时政权递嬗形式多样，或血战图霸，或借外族兵力自立，或起于草莽乘乱而兴，或以禁军夺权。

无一例外的是，武力成为政权建立和维护的保证。时人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即是最直白表达。在此背景下，各政权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为政治动员和收摄人心的目的，选择从，“天命”等角度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五代十国的统治者攀附汉唐帝王或名臣为远祖，将其政权合法性的源头追溯到汉唐，表明其继承汉唐统治的政治含义。建立后梁的朱温以流寇起家，却追溯名臣为祖，称其先为，“舜司徒虎之后”。开平元年（９０７）四月，朱温下诏改名：“汉帝询、衎之文，或从一德以徽称，或为二名而更易。”

朱温改名为，“晃”，意在宣示，“日光显契于瑞文”。诏令用典既是修辞表达之需要，此外其借助西汉宣帝、平帝改名的，“先王令典”，也蕴含着为重立“新名”和新政权的开启寻求历史依据之用意。从汉唐故事中寻找政权建立的源头，这在沙陀三王朝的合法性论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后唐创建者李克用，系出自代北集团的沙陀族。朱温称帝后，李克用沿用唐天祐年号，标举，“中兴唐祚”，的旗帜与后梁争雄，同时利用东汉，“中兴”的历史资源。同光元年，（９２３）十月，后梁被灭，己丑庄宗李存勖制曰：，“缵业承基，光武所以灭新莽。咸以中兴景命，再造王猷。”

庄宗标举光武诛新莽之事

挖掘其“中兴景命”的意义，宣示新王朝，“再造王猷”的使命。此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宫玄元皇帝殿前枯桧再生，臣僚画图以进：“唐高祖神尧皇帝武德二年，枯桧重华，至安禄山僭号萎瘁。玄宗自蜀归京，枝叶复盛。至是再生一枝。”在臣僚的比附叙述中，桧树枯荣与李唐王朝兴衰紧密相关：高祖建唐，（枯桧重华）—安禄山僭号，（桧枝萎瘁）—玄宗归京，（枝叶复盛）。照此推衍，此次枯桧再生新枝，将预示大唐再兴。“上林仆柳”是汉宣帝中兴的征兆，“南顿嘉禾”是光武中兴的祥瑞。

此次枯桧再生新枝，被庄宗赋予唐室，“再造”和，“中兴”的含义。李存勖称帝后，于晋阳创，“中兴宗庙”，追尊父祖三代为帝，与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并为七庙，表明其为唐朝的合法继承者。其称帝过程中反复强调，“中兴唐室”的意义，诚是凝聚人心的良策。同光二年二月己巳，庄宗在洛阳祭天，这是其政权正统性的公开展示。史载，这一盛大礼仪景象发挥了巨大的政治感染力，“人胥悦服。议者云，五十年来无此盛礼”。通过此举再现大唐风采，其慑服人心之用意昭然若揭。借助契丹外力称帝的石敬瑭，自我标榜为汉唐名臣后裔。石敬瑭曾称，“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唐元和年间四代祖璟自灵武入附，受到宪宗嘉奖，日渐强盛。

石敬瑭将其出身上溯到西汉名臣石奋

再经唐室褒奖的石璟。为沙陀族的政权建立者构建渊源有自的祖先谱系，这是后晋肇始于汉唐的一个历史注解。后汉高祖刘知远，追溯汉朝皇帝为远祖。刘知远自称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之后”。在出身沙陀族的刘知远心目中，认同东汉王室对其统治有重要的意义。另一记载称，刘知远，“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言外之意，新政权是两汉的接续。天福十二年，（９４７）六月，刘知远定国号为，“汉”“克嗣炎精，遐追雍、洛之宏规，仰仗高、光之盛烈”。作为王朝关键的政治符号，刘知远标举“汉”的旗号，以继承汉朝火德的名义宣示新政权的合法地位。天福十三年，刘知远改元，“乾祐”并诏称：“我艺祖神宗，开基抚运，以武功平祸乱，以文德致升平，泽润生民，庆流长世。”

结束语：

诏令中的，“艺祖神宗”，即汉高祖刘邦，刘知远追溯其权力的源头，最终谋求，“扬列圣之耿光”。隐帝即位制书中亦称，“袭有汉之耿光”“袭”者乃因袭、接续之意。后汉亡后，刘崇以，“本朝沦亡，绍袭帝位”为由建立北汉，继续以汉室后裔名分自居。后唐、后晋、后汉在政权合法性构建和宣传中，着意淡化其统治者出身沙陀部族的，“夷狄”色彩。他们通过攀附汉唐之举措，以此表明新政权接续在此之前的中原汉唐王朝的统绪。戴仁柱关于后唐明宗李嗣源的研究所见，其一生从一个草原战士，转变为一个代表中原农耕文明的皇帝。通观沙陀三王朝攀附汉唐的做法，背后同样蕴含着将出身异族的统治者塑造为中原皇帝的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