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古说今 浅谈不法古不修今

《商君书·开塞》中说到，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既不效法古人，也不拘泥于现有制度。商君认为，效法古人就会落后于时代，遵循现有制度就会被社会形势阻碍。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三个朝代的社会形势不同，却都能称王天下。所以创业有一定的方法和规律可循，而守业的办法却截然不同。

社会在不断地变化，几千年的发展下来，人类早已失去先民的淳朴敦厚而变得聪慧奸猾。开天辟地以来，人类从愚昧走向开化。从只知母亲到知道父亲，从只爱亲人到仁爱，从能区别亲疏到谋求私利而心存邪恶。民众逐渐增多，为了避免混乱与争斗、解决纠纷，为了社会稳定，贤者确立了公正的标准、无私的原则，贤德之人被推举为官，为了治理官员，又产生君王，进而产生众王之王的天子。从爱亲人、喜欢私利，到推崇贤德、喜欢仁爱；从推崇权贵到尊重官吏，从遵纪守法到维护君主权威。社会形势不断地变化，施行的政策必须适时而动，否则最终必将导致改朝换代。

很多人都知道，《墨子》的思想大多只存于书本之中，而无法用到现实之中。因为墨子先生用的是夏朝时期的制度，那个时代的世界早已不复存在。读《墨子》可以得知夏朝时期的生活水平很低，较后世、尤其是今世，非常的节俭。《汉书》曾评价墨子之学出于清庙之守，清庙就是明堂，是一切政令的发出之地。而当时全国之内，也只有一所讲究的房屋，即为明堂。而现在的普通百姓的居所，比当时的宫殿还要好，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要求、欲望永无止境的攀升，这就是人心不古。

人的进化是不均衡的，社会政策、经济条件的影响，最终人必将因智慧和实力的程度分为三六九等。人的本性，无知就要向别人学习，力量用尽就会服输。愚笨的人，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心中缺乏知识必然向人请教；聪慧的人，聪明有余而实力不足，力量用尽就会服输。靠智慧称王天下、管理民众的君主，很大程度上会抛弃刑罚；靠实力征服诸侯的君王，几乎不会施行德政。这就好比体制内外的企业、中美博弈的世界，只有都经历过、全面关注的人才会真正懂得。

经济决定政治，任何社会团体的政治都是由其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决定。其所有的政治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国家和社会团体的治理需要一个庞大的政务团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和机会进入其中。经济发展亦然，国家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打压还是鼓励，即使推行了数千年的重农抑商，也必然存在民间的经济成分。这就催生了国有和民营，也造就了体制内外。

“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人忧虑就要思考，思考了做事就合乎法度；人快乐就会放纵，放纵就会懒惰。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民众畏惧，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用道义来教化，民众就会放纵自己，就会作乱，就会被民众所讨厌的东西伤害。以民众憎恶害怕的刑法去治理民众，最终一定国泰民安；如果顺应民众的本性去治理，国家一定毁于人性本恶。

这不禁让人想起共和国长子，曾经雄踞东亚经济榜首。如东流入海的河水，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无远虑必会衰亡。这是长子的悲哀，是前人的生在福中不知福，是后人的无辜受罪无人管。

“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刑罚不能去除奸邪，赏赐不能遏制罪恶，国家必乱。也许正是这种现实的残酷，以实力创业的实业家们再也没有了仁慈之心。也许是见识了太多的朝令夕改，体会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再也不相信所谓的金科玉律、治世格言，不法古不修今，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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