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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开塞》中说到,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既不效法古人,也不拘泥于现有制度。商君认为,效法古人就会落后于时代,遵循现有制度就会被社会形势阻碍。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三个朝代的社会形势不同,却都能称王天下。所以创业有一定的方法和规律可循,而守业的办法却截然不同。
社会在不断地变化,几千年的发展下来,人类早已失去先民的淳朴敦厚而变得聪慧奸猾。开天辟地以来,人类从愚昧走向开化。从只知母亲到知道父亲,从只爱亲人到仁爱,从能区别亲疏到谋求私利而心存邪恶。民众逐渐增多,为了避免混乱与争斗、解决纠纷,为了社会稳定,贤者确立了公正的标准、无私的原则,贤德之人被推举为官,为了治理官员,又产生君王,进而产生众王之王的天子。从爱亲人、喜欢私利,到推崇贤德、喜欢仁爱;从推崇权贵到尊重官吏,从遵纪守法到维护君主权威。社会形势不断地变化,施行的政策必须适时而动,否则最终必将导致改朝换代。
很多人都知道,《墨子》的思想大多只存于书本之中,而无法用到现实之中。因为墨子先生用的是夏朝时期的制度,那个时代的世界早已不复存在。读《墨子》可以得知夏朝时期的生活水平很低,较后世、尤其是今世,非常的节俭。《汉书》曾评价墨子之学出于清庙之守,清庙就是明堂,是一切政令的发出之地。而当时全国之内,也只有一所讲究的房屋,即为明堂。而现在的普通百姓的居所,比当时的宫殿还要好,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要求、欲望永无止境的攀升,这就是人心不古。
人的进化是不均衡的,社会政策、经济条件的影响,最终人必将因智慧和实力的程度分为三六九等。人的本性,无知就要向别人学习,力量用尽就会服输。愚笨的人,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心中缺乏知识必然向人请教;聪慧的人,聪明有余而实力不足,力量用尽就会服输。靠智慧称王天下、管理民众的君主,很大程度上会抛弃刑罚;靠实力征服诸侯的君王,几乎不会施行德政。这就好比体制内外的企业、中美博弈的世界,只有都经历过、全面关注的人才会真正懂得。
经济决定政治,任何社会团体的政治都是由其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决定。其所有的政治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国家和社会团体的治理需要一个庞大的政务团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和机会进入其中。经济发展亦然,国家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打压还是鼓励,即使推行了数千年的重农抑商,也必然存在民间的经济成分。这就催生了国有和民营,也造就了体制内外。
“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人忧虑就要思考,思考了做事就合乎法度;人快乐就会放纵,放纵就会懒惰。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民众畏惧,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用道义来教化,民众就会放纵自己,就会作乱,就会被民众所讨厌的东西伤害。以民众憎恶害怕的刑法去治理民众,最终一定国泰民安;如果顺应民众的本性去治理,国家一定毁于人性本恶。
这不禁让人想起共和国长子,曾经雄踞东亚经济榜首。如东流入海的河水,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无远虑必会衰亡。这是长子的悲哀,是前人的生在福中不知福,是后人的无辜受罪无人管。
“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刑罚不能去除奸邪,赏赐不能遏制罪恶,国家必乱。也许正是这种现实的残酷,以实力创业的实业家们再也没有了仁慈之心。也许是见识了太多的朝令夕改,体会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再也不相信所谓的金科玉律、治世格言,不法古不修今,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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