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老板带你游 吕大临乡约的制定，在教化民众中起了很大作用，但也有其不足之处

乡约的制定也是北宋时期礼制下移的结果。传统儒家把礼作为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周礼》制定之初主要是维护贵族阶级利益的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到唐宋时期，长期以来的贵族政治已经分崩离析，相应的礼制社会也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期的礼制开始下移，在民间得到扩大与普及，并且渗透到家族之中，成为教化百姓与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

此时期依据古礼而重新解读礼成为潮流，而士大夫在其中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士大夫个人拟订的仪制和日常行为规范，或补充了国家礼制中的不足，或将国家礼制的部分内容通俗化、普及化，使之更易于民众接受，也更易于操作，礼制的下移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政府控制社会的有力武器。

乡约正是北宋时期礼制下移的结果，是吕氏兄弟在注重儒家传统礼教思想基础之上，而对古礼进行的重新解读。乡约是在本于古礼，和源于生活的基础之上而制定的，是吕氏兄弟依据北宋社会现状，而重新制定的教化地方百姓的社会规范。它在教化地方民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僚政治鞭长莫及的不足，促进了关中地区风俗的转变。

此纲目包括婚姻、丧葬、祭祀之礼，与乡人相接，及往还书问，庆吊、遗物婚嫁及庆贺，助事这五个方面，它详细的规定了日常生活中婚嫁、丧祭、庆吊、人际关系之间的礼仪制度。日常生活中的相接、往返书问这些生活细节由约民共同商议一法来共同执行，这些礼仪制度依据古礼而定，在形式上比较繁琐。

这些在礼俗相交部分中有详细的记载。乡约主要是以礼来教化民众，但是这些繁琐的礼节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约民的一种限制。北宋时期，士族门阀制度衰败，庶族地主崛起，原有的礼乐制度已分崩离析，政治、文化都趋向于平民化发展。

这些繁琐的礼仪制度是士大夫们所关注的内容，而对百姓来说，他们更加关注的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救济、互助等现实问题。因此，这样繁琐的规则必然与当时的社会相脱节，这样乡约在实施过程中，自然就出现了与现实情况不相适应的地方。

当众议一法共形之也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只是突出了礼的形式而忽略了礼的实质。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也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太过于重视礼的形式而忽视礼其实质所在，这是乡约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乡约的创新之处。虽然乡约对于婚嫁、丧祭之礼的规定是依据于古礼而定，但是也可以窥见乡约中，礼随时势而有所损益的地方。

对于生活中不能依据古礼执行的地方，可以依据家传的旧的礼仪制度代替，对于乡间风俗中过于粗鄙的礼节可以剔除，这些细节的规定，也是符合宋代社会平民化的发展趋势、而有所损益的体现。

总之，乡约中教化百姓的依据--礼自身存在着问题。乡约中有关礼的规定占了大量篇章，对婚嫁、丧祭、庆吊等人际关系之间的礼节，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但是，这些礼节的规定都是依据古礼而来，是对古礼进行的细致解读，繁琐而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只是注重礼的形式而忽视了它的实质意义，这也是吕大临在理学造诣上，达不到张载那样高度的原因之一。

乡约中阐述礼的内容，主要是教化约民要互助互爱，这是教化民众有效控制地方的思想基础。约中礼俗相交部分，是礼在关中实施的细致化体现，它所规划的是约民在日常生活中，要严格地按照礼节处事，对于犯约之人进行规劝性或者是相应的经济处罚。

乡约没有强制性的规定，民众可以自由的加入或者退出乡约，这反映出乡约比较松散的一面，这也是乡约自身不足的地方之一。乡约更加注重的是教化作用，目的是加强民众自身的约束性，这对于注重修身养性的士大夫来说，是一条很好的内圣途径。

但是，对于作为控制地方，加强地方稳固与安定的乡规来说，就相应的缺少了一些权威性。乡约面对的是乡间村民，相应来说在文化素质和自身修养方面，都达不到士大夫的高度。

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会出现一些作奸犯科之人，单独的礼节教化虽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教化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所以，作为稳定地方的乡约来说，它应该加上适当的律例条文，在一定程度上对约民进行硬性的约束。

以软性教化为主，辅以条律约束，用礼节来协调、引导民众，以条律来进一步约束约百姓，这样才能使建立在条律基础之上的乡约，更有说服性和权威性。吕氏兄弟作为理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站在理学思想的基础之上，制定的乡约也就不可避免的、忽视了律例在控制社会中的作用，这也是乡约内容中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