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Sir的考古之眼 “一甲顶三弩，三甲进地府”，相比于剑弩，为何藏甲被冠以重罪？

自此，柔然的最高统治者便称为可汗，相当于匈奴的单于。当然，这不是说，花木兰替父从军效忠的便是柔然，而恰恰相反，应该是柔然之前的老宗主国——北魏政权。

因为，在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之后，一方面北方民众还是习惯将他们的统治者按照中亚传统称之为“可汗”，另一方面又用典型中原文化传统中的“天子”来称呼他。这两种称呼一直并存，直到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才正式完成了身份上的转换。

“天子”与“可汗”两个名称并用、互换的例子，其实一直能延续到了隋唐时代。毕竟，隋唐的统治家族是北魏家族政治和血统上的继承人，而唐太宗李世民，在击败了突厥之后，便自动拥有了“天可汗”的称呼，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学者们能将《木兰辞》的时代定位于北魏与柔然的交锋时期，显然“天子”与“可汗”两个词提供了重要锚点。而诗中描述的军事事件，很可能正是北魏早期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六军大举北伐柔然的一系列战斗。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诗句中的十年和十二年并非是这场长期拉锯战的准确时间，但也暗示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北魏赢了并不容易。

实际上，从太武帝执政之后，便采取了“以攻为守”的军事策略，从始光元年（424年）至太平真君十年（449），太武帝拓跋焘先后8次亲率大军深入漠北，讨伐柔然。前前后后二十五年的征伐，终于在最后一次取得重大突破：

“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柔然可汗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蠕蠕(即柔然)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

不得不说，北魏政权在初期的身份其实还挺“尴尬”的，在于南朝对峙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被看作是虎视眈眈、觊觎中原的“索虏”；但是在与北方柔然的对抗过程中，又被自动视为保卫中原的代表。

可以说北魏承担着一个双重角色：自身夹在游牧与农耕文明之间，在南、北对峙之间，一直在寻求自身的准确定位，而“天子”与“可汗”这两个称呼的并存，或许正是这种复杂关系的一个侧面。

02东北嘎仙洞

1980年，在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北段东侧，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石洞，现在被称为“嘎仙洞”，其中刻在一块花岗岩上的文字，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与《魏书》中记载稍有差异的北魏拓跋氏的起源。

范增是西楚霸王项羽帐下的第一谋士，刘邦谋臣陈平使用离间计离间了项羽与范增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项羽猜疑范增谋反，而范增在不被信任后选择离开楚营，在离去的路上“疽发背而死”。

注意看，“范增大怒”可能正是犯病的诱因，因为在之前我们谈及的原因中，“情志内伤，气郁化火所致”简单理解就是，怨气或怒气不顺，会化为火毒郁结于背部发疮。

（二）名将宗泽

另一个比较有名的病人，是南宋名将宗泽，建炎之初，金人掠夺东京开封而去，宗泽为东京留守，负责东京的防御。宗泽招募各路义军达20万人，积极准备北伐，上书宋高宗赵构《乞回銮殿疏》，劝赵构回东京，以求恢复故国。

泽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每为潜善等所抑，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

但是赵构担心金兵再次入侵东京，于是行在便越搬越远，直搬到扬州去了。宗泽为此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连呼三声“过河”而死。可以看到，宗泽的犯病，其实和范增是极为类似的，长期的气恨难平之下，极容易引起这种病症。

（三）大将徐达

相比于前两人，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死因就更加值得玩味。洪武十七年，镇守北平的大将军徐达背生痈疽，朱元璋遣其长子徐辉祖赴北平诏令回京，命太医医治。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病发医治无效驾鹤西去，享年五十四岁，明廷上下无不为之悲怆。

徐达死时正当壮年，且在北平病发后稍有痊愈，而后归京治疗竟又病情加重最终不治身亡，结合后来朱元璋铲除功勋旧将的行为，后人对徐达死亡的原因无不产生极大的怀疑。其中关于朱元璋送“发物”蒸鹅致使徐达病重的野史传说就极为有趣。

但相比之下，胡杨的繁殖能力较弱，需要比较精心的栽种，而榆树的繁殖能力则更强，小树苗直接插到土里就能活，所以便取代胡杨成为了大范围栽种的对象。

凭借着很强的繁殖生存能力，如果按照一定的密度种植，就可以形成一个隔离带，形成榆树墙，彼此之间盘根错节，从而像城墙一般发挥着屏障作用。

榆树具备的示警作用

匈奴的骑兵居多，穿越榆树林时势必会与榆树发生碰撞，还会产生一阵阵较大的风浪，从而导致榆树上的榆树钱纷纷飘落，非常明显。榆树钱掉落之后，远方的卫兵就可以及时发现敌人的情况，从而提前做出防御的准备，抵御匈奴的攻城和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