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历史的幕布 红卫兵！红卫兵！听听这三个人的自述

红卫兵，亦如今天躁动的网络青年，是特殊背景下时代的产物。他们曾是打倒封建迷信和强权人物的主力军，却酿造了诸多悲剧，诸如刘少奇、彭老总、老舍等重要人物都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同时毁坏了大量的文物、古物。在今天看来，红卫兵的出现是弊大于利，但是真实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的？也许，这三位红卫兵的自述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外国红卫兵的魔幻岁月

柯马凯(Michael Crook)的父母都是英国共产党党员，从抗战时期开始，双亲就一直待在中国工作。而柯马凯就是1951年出生于北京的“白皮黄心”外国孩子。

他的父母一直以来都是坚定的“左派”，极度拥立毛主席，文革初期加入了外国人成立的群众造反组织，“白求恩-延安”当中。受父母的影响，柯马凯当然不甘示弱，他和一群外国孩子成立了“红星”战斗队，投身了北京当时初具雏形的反革命斗争当中。

据柯马凯说，但是他们这群孩子其实更多是冲着“好玩”的心态去的，而他本人从来过打人这种过激行为。父母也一直“变现良好”。

事情的急剧变化发生在1967年10月17日，“我爹到北外东院去办事，被北外造反团抓了起来，说是‘国际间谍’。他在那儿待了三五个月，后来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1968年12月，北外造反团把我妈也给抓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发配到海淀农机厂去了，上面还跟厂里的军宣队打招呼说：这几个是外国特务的孩子，要看管好了。我在那儿干了两年，当钳工。”

柯马凯的母亲到处上访，想证明转机一家子不是“国际间谍”，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根本不奏效。柯马凯本人也失望至极，那段时间强烈地渴望逃离中国，但是出境被驳回，只能等待时间慢慢地熬过去。

好在文革后期事情逐渐出现了转机，柯马凯说：“我妈是1972年出来的，我爸是1973年1月27日出来的。我爸被关了五年零三个月。”

而柯马凯1973年怀着一种落寞的情绪回到了英国，他曾发誓再也不回中国了。尽管如此，怀着对出生故土的感情，他在1978年文革结束后还是选择回到中国教书，直至今天。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认为自身的诉求并没有错

李东民原本是北京第 25 中一名普普通通的高中生吗，后因为斗争意识强烈、组织能力优异，在那个年代的红卫兵运动中也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短暂的“革命”生涯。

李东民自述，其参与红卫兵运动最早的根源就来自于建国初期，从 1949 年建国到 1966 年这 17 年间形成的官僚体制，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学生，都造成了禁锢。随着毛主席的“一声令下”，李东民也渐渐开始用大字报的形式积极参与。

据李东民回忆，1966 年 6 月 7 日，学生夺了学校领导的权，开始宣传教育改革，一群学生自发组织的红卫兵一时间热情高涨。可是，与之对立的是不久后，上面派下了“工作组”。

工作组反对学生宣传教育改革，限制学生们每天上课 8 小时，同时还抛出了类似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让干部子弟在学生组织中当权。

像李东民这样的热血青年当然不干，除了常规的大字报，他还写了《教育革命呼吁书》，决心斗争到底。结果可想而知，工作组带头把李东民打成 " 反革命 "。

随着斗争的深入，真正让李东民建立的红卫兵组织壮大的可能是来自于和江青的接触。在1966年一次座谈会上，李东民作为学生代表和江青的问答对话，让江青印象深刻并得到了她的支持，短短的时间之内，李东民领导的一支红卫兵运动可谓是愈演愈烈。

直至李东民在未来的某次座谈会上惹恼了江青，并且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来临，李东民下乡结束了自己的红卫兵生涯。但是，对于组织红卫兵运动期间的所作所为李东民并没有做太多的描述。

李东民认为：“我至今觉得红卫兵的很多诉求，不是错的，而是一种天性的释放。不要总觉得我们是被利用了、上了当。而后来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来源：《文史参考》2011 年第 2 期）

来自于作恶者的“认账”

比起前两位轻描淡写的自述，当年的红卫兵“战士”王冀豫的自述则是要血腥得多。

最早，王冀豫是看见了别人在打人，他说“人，打倒了以后就拿靴子照脑袋上踹，真是踹，嘭嘭的。当时给我瘆的，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人脑袋我说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太残忍了！后来我就被一个高中的给我提溜起来了，他说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人渣，他是流氓，他是人民的敌人！真是叫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羞愧极了。脑子里马上过了一个最简单的念头，我应该把自己给否定了，应该像他们一样。”

可是吗，面对阶级敌人、人民公敌，王冀豫也开始变得逐渐凶残了起来。

在1967年8月5日北京的一场武斗中，王冀豫在混战中形容道：“我就追上去照他脑袋给他一棍子，他就像个布袋子一样，嘣，就特别有弹性，就摔在那个坡上了。滚下来以后他好像才缓过劲来，想爬起来，他的头就在这儿，我就看着他，一棍子打他这个左前额。当时我就特别疯狂地指着他大喊，我说你跑不了了！这个血就一下溅出来了，我那棍子头上都是血。”

王冀豫当时并不认识被他打死的是谁，只是事后从讣告中得知那个青年名叫王雁鸿，仅19岁，普通工人子弟。从此，王冀豫成了罪人，成了行凶者。

1967年12月14日，王冀豫在海南被捕，就像很多通缉犯一样他突然间也松了一口气。逃亡期间，他辗转武汉、广州、海南等多地，一路目睹各地武斗的惨景，各个阶级的人有“作战人员”有无辜路人，有卖甘蔗的小女孩，有进城的老农民，有探亲的公务员，都受到了牵连。、

逃往期间王冀豫在心中自问：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多年后，当他曝光这一段往事，他说：“我没有资格道歉，也没有资格忏悔。我就是认账。”他自认为他是一个实施过恶行不值得被原谅的人！

（来源：《晶报》“红卫兵王冀豫： 我没有资格道歉， 就是认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