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风流今何在 史书中的曹操是什么形象？和《三国演义》中有什么区别？

曹操，汉魏之际著名的政治军事家、诗人，是一位文武兼备的罕见人物。"在东汉末年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曹操在与黄巾军作战和讨伐董卓的战争中积累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通过迎献帝至许昌、屯田制、抑制豪强、重用人才、调整赋税、兴修水利等政策，打败了各路军阀，平定乌桓，实现北方的统一并逐步恢复北方的社会生产，此后通过平定马超、韩遂的叛乱，攻入汉中、巴郡迫降张鲁等征战保证了北方相对安定的局面。虽然他统一全国的努力宣告失败，无疑为西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除了政治军事上成就外，曹操博学多才，擅长书法、围棋，通音律，文学上不仅曹操诗歌和令文为人称道，还推动了乐府诗的变革，是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繁盛的推动者之一。

曹操虽然成就突出，但在实现功业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奸诈、残忍的性格，面对如此矛盾的人物，是历代文史作品关注的重点，经过不断的加工，一方面曹操形象复杂多样、真假难辨;另一方面由于侧重点不同，曹操的形象开始分化，在文学、史学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特点。

曹操的史学形象可以从历代史学家、政治家的文章中展现出来。结合历代史书、统治者的文章的论述，可以看出史书中的曹操形象具有两分性，肯定曹操的统一功绩，对他在实现统一过程中采取的方式持不同态度。

(一）曹操形象的奠定

曹操在世时就已经存在很多评论，年少时桥玄和何顒就曾预言曹操是“命世之才、安天下者。”许劭认为在动乱之际曹操就可能取得非凡成就，是位英雄;谋士荀或将曹操与袁绍进行比较后，认为曹操具有“度、谋、武、德”。当时敌国多批判曹操的品行，对手周瑜视曹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孙权称曹操为老贼，刘备认为曹操“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但是他们对曹操的才能称赞有加，孙权认为曹操“至于御将，自古少有”。"曹操死后，曹植的《武帝谏》对曹操一生做了回顾，描写了他招募士兵、陈留起兵、讨伐董卓、统一北方等事件，赞颂了智谋过人、勇武果敢、崇尚节俭、能文善诗的品格,R曹操死后甚至出现了“华夏饮泪,黎庶含悲”的局面;卫觊以曹操“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劝诫明帝R。曹魏后期的史官王沉《魏书》中皆取曹操正面材料，回避了负面问题，赞颂了曹操军事才华、善于用人、酷爱读书、武艺高强、精通工程、生活俭朴、注重奖赏等方面。这些论述表明历史评价主体差异性，曹操的臣下和子孙评价多赞美之语;虽然敌国多批判之词，其中不乏合理之处。

综观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曹操的评价，正面评价以《三国志》为代表。西晋的统治者认为他们承接的是魏国的政权，加之陈寿写作《三国志》的《魏志》部分沿用的是王沉的《魏书》的记载，所以陈寿的《三国志》突出的是曹操的正面形象。作者在《武帝纪》结尾处高度评价了统一北方的功绩及谋略，陈寿作为晋朝的史官,委婉地揭露了曹操的恶德,如通过荀或被杀的事例表现出他的多疑。《晋书》中有对曹操的正面评价。孙楚对曹操给予了正面评价，认为他“太祖承运，神武应期，征讨暴乱，克宁区夏。”这是对曹操功绩的赞美。陆机《吊魏武帝文》、《辩亡论》主要突出的是曹操的事功，也注意到了曹操功勋卓著带来的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值得注意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并未贬低曹操，后汉时期有人曾将刘曜比作“世祖、魏武之流”，石勒臣下徐光认为“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表明魏国政权的正统性。

陈寿《三国志》记载简略，后来南朝裴松之为其做注，并补充了大量材料，无论正史、野史、人物传记等材料都列入其中，相比较提纲式的《三国志》，裴松之不仅丰富了曹操的正面形象，通过引用吴人《曹瞒传》、习凿齿《汉晋春秋》刘义庆《世说新语》等著作表现出曹操奸诈残忍的性格。

整个兰国两晋南北朝，曹操是各种体裁作品关注的重点，它们记载了曹操各个方面，这为以后曹操形象的多元解读提供了史料支持。从思想倾向来看褒贬不一，三国时期已经出现对曹操的贬低的作品。丰富的资料记载和不同的思想倾向为曹操形象的演变提供了基础。

(二）史书中曹操形象的丰富

《隋书》中对曹操记载较少，记载了他减轻刑罚、复兴雅乐的措施。到了唐朝，对曹操评价以褒扬为主。唐太宗的《祭魏太祖文》肯定曹操的功绩，“昔汉室豆分，群雄岳立……伊尹之臣殷室，王道昏而复明;霍光之佐汉朝，皇纲否而还泰……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R将曹操与伊尹、霍光匡正之功并列，可见对他的功绩赞扬。同时唐太宗认为曹操“观沈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殉国之情，有无君之迹。”他不忠于国家，而且无视君主。°唐太宗对曹操的为人也是不齿的，一次大臣封德彝建议太宗以佯怒的方式试验大臣，找出奸佞之人，李世民听后认为这样狡诈的方式不可取，说“朕常以魏武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谈到史书中人物称谓时候，指出“祖有功而宗有德……降及曹氏，祖名多滥，必无惭德，其唯武王。”刘知几认为曹魏时期只有曹操无愧于祖这个庙号，可见对曹操功绩的肯定。但又指出曹操在实现功业的过程中“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表明曹操的残暴性格。杜佑在《通典》的写作中没有埋没曹操的事功，R涉及到兴屯田、改革官制等内容。

北宋建立后不久，宋太祖便在毫州修建了祭祀曹操的祠庙。宋真宗曾到此增修，并命穆修撰《魏武帝帐庙纪》，文中描写曹操“帝于时得机会策，啸吒驰骛于其间，用能建休功……帝扶持汉室，抗力三方……卒减袁而沮权，备之强者，惟帝之雄”，结尾写道“为乡里人所爱，后怀思其德，共自尊祀之，遂传于今不息”，表达了对曹操功绩的赞美。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给曹操的评价为“王知人善查，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雅性节俭，不好华丽”，肯定了曹操的知人善任、崇尚节俭的品质。司马光又通过史料的选取揭示了曹操的负面，征讨陶谦过程中舍弃了《三国志》中“所过多所残戮”的记载，采用的是范晔《后汉书》中“凡杀男女数十万，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这样的处理方式表明的是作者对曹操残忍性格的批判。

综观隋朝至北宋的作品，从内容上来看，多关注的是曹操的军事政治成就及其实现方式。从思想倾向看，赞许其功业，贬斥其性格。

(三）史书中曹操形象的定型

南宋时期的政权偏安一隅，思想上“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秩序确立，“君为臣纲”排首位，曹操的“挟天子令诸侯”做法受到谴责，曹操形象急转直下。朱熹第一位继晋人习凿齿之后把曹魏从历史记载排除到正统外的人。《通鉴纲目》中以刘备章武承接汉建安纪年，称曹操为“篡盗”。洪迈的《容斋随笔》中称赞曹操的用人，认为“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或、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所幸也”，却称曹操“汉鬼域，君子所不道”。《宋史》中曾记载绍兴年间高宗书“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事赐之。飞跋其后，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可以看出南宋时期统治阶层已经转移到对曹魏政权的批判上了。元朝政权中的汉族士人出于民族感情对曹操进行贬低，在编修宋、辽、金史主张以宋代为主线，将辽、金包括在内，理由是三国时期“必以蜀汉为正统”，坚守“夷夏之别”，表明元朝政权的非正统性。元初名儒郝经对曹操也是贬斥居多，认为曹操虽有谋略，但“崎岖诡谲，阴贼险狠……为盗而恶盗之名，则又羿、莽之不若也。”圜到了明朝末期，思想家李贽一反先前对曹操的负面评价，认为他廿分识，廿分才，廿分胆，《焚书》中通过陈琳和曹操嫁女的事例表明曹操对人才的重视。

在评点《三国演义》的过程中表达对曹操的赞赏，表现出了对推行法家路线曹操的推崇。王夫之称赞了曹操的用人，如“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而士之长于略者，相踵而兴。孟德智有所穷，则荀或、郭嘉、荀攸之徒左右之，以算无遗策……故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肯定曹操实行屯田和厉行法制的意义。作为一名熟读儒家经典的文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认知自然离不开道德仁义的立场，所以对曹操征讨陶谦过程中的屠城行为评价是“残毒不仁，恶滔天矣”，表明了王夫之的两分态度。

随着清高宗御定曹操“篡逆”之名后，就很少有曹操正面的言论了。相对客观的史学家赵翼也很少称赞其好的方面，在评价三国之主用人的特点也提到“曹操以权术相御”，这似乎不是夸奖之语。对于曹操代汉的行为，他写道“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