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德说历史 东北少数族群参与助讨的时，会获得什么利益？

藩属一词始于清朝，指“奉朔朝贡之国”，但其概念自古就有，藩属体系首先形成于先秦时期的服事制度，至于汉代天下大一统，则形成了“九州”“海内”“海外”三重天下结构，九州即十三州刺史所在驻地，为中央政府通过郡国直接统治的核心地区。而在边疆之外为“海内”和“海外”，分布着众多少数族群建立的政权，汉朝政府通过使边疆民族政权称臣的方式使其成为汉朝的“藩属”，边疆民族的首领成为汉王朝的“臣下”，而汉朝对其授予官职爵位，从而达到延伸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范围。

唐朝继承了汉朝“九州——四海”的天下观

统治者“家”的概念涵盖四海，唐代文献多次提到天子以四海为家，如罗隐在其诗中云“四海为家虽未远，九州多事竟难防”，陈子昂上书言“且天子以四海为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岂爱夷裔而鄙中国耶”。依照这种天下观，唐朝又构建了与之对应的统治体系，即“府州统治区——都护府区——藩国区”，其中府州统治区是唐朝直接指派官员管辖的正州，而都护府区和藩国区则构成了唐朝的藩臣体系，自汉代以来中央王朝实施直接管辖区域内的边疆民族都应该向唐王朝称臣，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东北地区。

如何体现宗主国与藩属之间的关系

唐朝认为朝贡是最基础的底线，在唐太宗讨伐高昌国前对其使者说“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无藩臣礼，国中署置官号，准我百僚，称臣于人，岂得如此！今兹岁首，万国来朝，而文泰不至”，可见在唐朝时期的外交观念中，不朝贡的藩属政权是值得进行武力征讨的对象。那么如何进一步体现出唐朝作为宗主国的地位，边疆族群的助讨是一种很有信服力的行为。王莽时期，高句丽因为不遵从中央政府征讨匈奴的调令而招致王莽的打击报复“王莽初发句丽兵伐匈奴，其人不欲行，迫遣之，皆亡出为寇盗。莽令严尤诱高丽侯入塞斩之，更名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

尽管我们认为王莽个人的民族歧视比较严重，但这也可以反映出在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夷夏观念中，作为藩属有义务对中原王朝进行助讨，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需要，更是政治需要，助讨行为背后体现的是中原王朝对边疆羁縻地区的控制力度，尽管定期朝贡是宗主国认定的底线，但助讨可以更直观有力地体现宗主国的神圣性，如薛延陀曾经主动要求代唐讨伐不臣的高昌 尽管最后薛延陀没有参与对高昌的作战，但也受到了唐太宗的赏赐，可以说，少数族群对助讨的参与度往往说明了对宗主国的认可程度，这正是古代藩属体系下中原王朝所需要和看中的。

东北少数族群参与助讨的利益分析

正如唐朝需要通过“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的策略使少数族群进行内斗从而维护自己边疆安全一样，少数族群同样有着从唐朝获得自身安全的需求。纵观隋唐之际的中国东北地区，盘根错节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族群：实力强大者如高句丽、突厥、薛延陀，已经建立了政权，拥有较为正式的官职系统，生产组织能力较强，能够扮演地区霸主的角色，同唐朝一样有着控制甚至奴役弱小族群的能力。相对弱势一些的如契丹、奚、粟末靺鞨，族群内部已经有了稳定的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和军事能力，人口在几万到几十万之间，正处于发展阶段，但生存空间受到更为强大的高句丽或突厥的挤压，凭借自身实力不足以与之抗衡。

更为弱小者如室韦、乌罗护、霫、流鬼、黑水靺鞨各部，或地处偏远、或人口稀少，生产组织能力差，比如室韦还残存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族群只能依附于周边大国，“其国无君长，惟大酋，皆号‘莫贺咄’，摄筦其部而附于突厥”便是这类族群的缩影和写照。这种区域间矛盾丛生的平衡关系在中原王朝介入该区域后便开始失衡，高句丽、突厥这样的霸主势必与隋唐王朝开战，而力量较为弱小的族群也从中看到一线生机，“助国讨伐”便是他们获取利益的手段，而他们的目的具体可以分为防卫自保、掠夺资源、图谋发展壮大。

防卫自保

作为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隋唐王朝，封建化程度已经较深，并不需要通过征服、掠夺和奴役其他族群来维持自己的经济支柱，如上文所述，中原王朝对于少数族群的需求更多的在于需要其名义上的臣服，唐朝尤为如此，这也是羁縻制在唐朝盛行的原因。而作为建立在游牧经济和山区农业经济之上的突厥和高句丽，则刚刚脱离甚至并未脱离奴隶制社会，封建程度较低，开疆拓土的意愿强烈，对于周边族群的需求不仅限于名义上的臣服，这就造成了族群间的冲突，如契丹在北魏年间就受到高句丽的侵害，被迫向南迁徙。

北齐年间更是“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到隋朝建立后，依附于突厥的契丹人大举内附，开皇末年“契丹别部四千馀家背突厥来降，帝方与突厥和好，重失远人之心，悉令给粮还本蕃，敕突厥抚纳之，固辞不去”，与此同时，寄居在高句丽的契丹人也在出伏等人的率领下向隋朝内附。如果契丹人在突厥高句丽的统治之下能得到有保证的生产生活的话，当不至于义无反顾地投奔到中原王朝治下。粟末靺鞨也因为常年与高句丽作战不胜，转而在突地稽的率领下向隋朝内附。唐朝初年，在高句丽突厥两大势力夹击下的粟末靺鞨乌素固部内迁至唐朝幽州，成为唐朝境内靺鞨诸部之一。

更为强盛的中原王朝内附

是相对弱小族群的较优选择。然而内附后族群的生存空间基本，也都围绕着羁縻都督府和边疆正州之下的城傍羁縻州，其安全依然受到威胁。但不同的是，内附后的族群作为宗主国之下的藩属，在受到入侵时宗主国有着予以庇护的责任，更何况作为宗主国的隋唐王朝和高句丽、突厥有着天然的对立关系。这些内附的族群为了保证自己的稳定生存状态，也有必要在中原王朝与其他强国开战时出兵助讨。 除了契丹、靺鞨是这种典型之外，上文提到的乌罗护、黑水靺鞨、室韦也同属于出于自保而为唐出战，唐朝固然有依靠诸族协同防御边疆的需要，但这些弱小的族群同样也需要唐朝为其撑腰。

贞观二十年宇文法督率乌罗护、靺鞨各部大破薛延陀，翼护了唐朝的东北边境，这些族群的贡献很快便得到了回报，贞观二十一年，在赎回陷没于草原的边民的诏令中，唐太宗特意嘱咐加上被薛延陀掳掠的乌罗护、室韦、靺鞨部落民，尽管其中有唐太宗安抚四夷，寻求少数族群对唐朝加深认同感的心理原因，但若不是各族事先立功博取信任，唐太宗也未必会顾及到他们。另外，赎还族人的政策本身也是鼓励这些族群日后继续助唐效力。 然而突厥和高句丽相继灭亡，唐朝东北地区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唐朝安东都护府所拥有的府兵力量，又不足以镇服整个高句丽故地。

总结：

东北地区形成了权力真空，羁縻下的各族已然没有强敌威胁其生存环境，因此在高句丽灭亡后，东北各族已经不需要为了防卫自保而帮助唐朝出兵助讨。虽然武则天时期后突厥汗国复兴，但此时唐朝的军事力量已不如唐太宗时期那样强盛，对于日益勃兴的突厥缺乏军事打击的能力，只能以册封为手段求得和平。因此契丹和奚与唐朝营州交恶后，选择了投靠相对强大的突厥，防卫自保的动机也无从谈起。直到开元年间唐朝渤海战争时，新罗为了借此机会打压对其北方造成威胁的渤海国，选择了出兵五万配合唐军进攻，这又是出于防卫自保心理参加助讨的一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