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北斋 顾炎武重视对人们的道德教化，他认为好的风俗会决定国家的命运

顾炎武倡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在国家治理层面上的侧重点，他主张要注重道德教化。他认为，法令的存在不是为了惩罚犯人，而是为了端正国民道德。而黄宗羲则更加看重法治，他提倡治法先于治人。

孔孟开创的儒家直接赋予了，政治具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追求。在儒家理念之中，政治与伦理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在治国方针上，儒家一直坚持德主刑辅，以德治国。

儒家的德治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其二，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

顾炎武继承了儒家传统治国理念，主张在治理国家时，要注重道德教化，法令的存在不是为了惩罚犯人，而是为了端正国民道德。

顾炎武认为，让更多的士人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以实现其众治政治理想，就不得不注重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他继承了儒家传统思想中，注重德治的理念，提出正人心，厚风俗的口号。

顾炎武所谓的风俗，并不是如今现代社会理解的人间风俗，他定义的风俗，与今天我们的风气比较接近，解释为社会风气。

某一社会风气经过人们长期的实践，并且完全地融入社会生活后就变身为一种社会风俗，二者是相同的。风俗往往也代表了一种道德准则，它能展现这一风俗所在地域的道德水平，并且能够影响当地的道德建设。

在顾炎武的众治思想中，简化刑法，以德自治是最核心观点，所以注重风俗的教化就变得尤为重要，与法律的强制性相比，风俗的教化更为根本，更加贴近大众生活。

尤其在中国这个乡村和宗法，紧紧结合的传统国家，宗法已经包含了一部分法律、法规在其中，并且宗法比起法律，更能让普通百姓接受。因此，顾炎武强调风俗教的重要性。

顾炎武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大量考察，认为单纯的依靠繁重的刑法，不重视道德教化，国家必然衰亡。他例举了秦朝、唐朝、宋朝以至于明朝的灭亡，来说明治理国家不能，仅仅只通过施行繁杂、紧密的法律。在这里，很显然顾炎武贬低了，法律对于国家的必要性，其目的在于突出道德教化，相比于法律也是重要的。

同时，顾炎武还用亲身所见所闻，来进一步证实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他认为治理国家，仅仅凭借法律是无济于事的，没有道德教化作为辅助，日益繁重的法律之会促使人们去机变，造就大批的骑在百姓头上无恶不作，而又可以逃避，法律惩罚的奸狡欺诈之徒。

在证明了道德教化与国家法律相比，也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性后，顾炎武基于对其，生活时代社会风俗的不满，对晚周至明末的社会风俗进行了考察，并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在《日知录》卷十七的几篇论风俗之文中，顾炎武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论证了风俗对国家的影响。他认为一个国家风俗的好坏，直接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尤其在亲身经历道德沦丧的明朝灭亡之后，显得清晰明了。

因此，忧国忧民的顾炎武多次，在其著作中提到要整顿风俗。顾炎武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就在于人心风俗，因此要纠正人心，端正风俗。一个好的社会道德修养，需要世世代代花费百年的时间去养成，而要败坏起来就快得多。

要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就必须通过教化纪纲来修正。不难看出，在顾炎武的政治体制中，对道德教化、风俗整顿的重视，成为了其政治思想十分鲜明的特质。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法篇讨论了，治国应该遵循的规则。其主要侧重点基本还是以法治国，但黄宗羲强调，要以法治国，必须先治其法，一个良法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统治。

他先从人性论出发，比较了三代以上之法和三代以下之法。黄宗羲认为，二帝三王统治时期，君主们主要解决了民众的吃、穿、教育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用伦理规范人们的行为，用卒乘之赋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二帝三王立法的基本出发点，是保障民众的利益，没有一毫为自己牟利。所以，三代以上法不繁密，但因社会秩序良好，人人相安无事，如同有法。

随后，黄宗羲又说后世人君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君主得到天下以后，为了防止天下人觊觎、思夺天下、确保江山社稷传之万代，子孙世世保有，各朝都制定了一系列的严苛法令。

在黄宗羲看来，这些统治的方法，都是从皇朝的私利出发的应急之策，根本没有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后世虽有很多繁密的大法，但并不能用之治理好天下，有法等同于无法。

最后，黄宗羲提出了著名的言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一反人治高于法治的传统理念，提倡治法先于治人，良法优先存在。要想治理好天下，制定具有公心之法师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要先有良法然后才能治人。黄宗羲看到了人治社会的种种怪圈，他认为只有实行法制，才能保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