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自古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与中国长期交往中,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都深受中国影响。明朝与朝鲜的关系是在明与高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初,太祖朱元璋虽然准许双方使臣往来,但对于朝鲜太祖李成桂的即位采取消极的承认态度,朝鲜因未确立政权的合法性质,便积极派遣使臣寻求明朝的册立,但屡次被明太祖拒绝,明太祖更因朝鲜的频繁入贡,谕令朝鲜改为三年一贡,但朝鲜仍一年至少两到三次派使臣前往。

明与朝鲜的关系

建文时期,与朝鲜仍延续太祖时期原则,但在靖难之役后,由于建文帝征讨燕王战失败,使明朝不得不寻求朝鲜的支持来增强自身的力量。朝鲜面对中国动荡政局,采取中立,同时与建文帝、燕王交好,避免介入明朝内部战争。建文帝为了笼络朝鲜,特颁印诰确立双方宗藩关系,自此明、鲜关系趋于正常化,燕王也为维持与朝鲜之间的友好关系,改写永乐大典上误记朝鲜开国君主篡位的记录。

从弘治、嘉靖到万历,明朝与朝鲜的关系趋于稳定,两国使节往返也趋于正常化,不再是明初一年数十次的数字。据统计,明代 277 年中,朝鲜出使明朝次数共 1252 次,平均每年出使 4.6 次。使臣出使最多时期为洪武和永乐时期。明朝使臣出使朝鲜虽较朝鲜出使明朝而言数量少,但明朝十六位皇帝都有派遣过使臣出访,这表明了明朝对于朝鲜的重视。 朝鲜接待明朝使臣的重要礼仪有:派遣远接使、宣慰使于朝鲜境内迎接使节团;明朝使节团抵达汉城后,朝鲜设有诸多筵席来款待使节团,使节团回国时,设有饯宴;国王亲自带领文武百官一同在诏门迎接,除了国王,其它官员必须五拜三叩头。在宗藩意识上,更认为朝鲜之于明朝“名为外藩,实同内服”。明朝方面,至朝鲜宣祖朝,明朝赴朝鲜使节团仍恶习难改,虽改派文臣为正使,仍对朝鲜索取金钱,只是较以往以宦官为正使较轻,朝鲜人民仍然活在明朝无尽的索取之下,只是程度轻重根据使臣德行而定。

明朝随行宦官凭借国威,私下向朝鲜地方与官方索取物品进行走私贸易。朝鲜自古受中国文化熏陶,因而对中国文化礼教的学习与了解,较其它诸国深刻,朝鲜宣祖朝,朝鲜派往明朝使臣因导致玉河馆失火,波及明朝提督受罪,此亘古未有之事,惊骇朝鲜朝野。从此朝鲜开始一连串的反思和检讨,包括明朝对朝鲜之重视和礼遇之讨论。如朝鲜宣祖朝时,明朝鸿胪寺在接待朝鲜使臣时,将朝鲜使臣退班于无职生员及亵衣人之后,不许朝鲜使臣进入皇极门内,只能于门外行礼。

明与朝鲜双方对彼此的印象

朝鲜认为礼部视朝鲜为小国,使朝鲜蒙受奇耻大辱。同时朝鲜更关注明朝使臣出使朝鲜时所展现的礼教,时常用来互相比较和讨论。如明朝出使朝鲜因为方向感不好,东西南北方向搞错而被朝鲜君臣嘲笑,枉为礼教大国。明朝虽视朝鲜忠顺慕义,给予殊待有别于他邦。但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明朝对于朝鲜使臣团次数繁多,观感甚差,故对于次数少且守规矩的琉球使臣印象较好。

虽然在《明史·外国传》中,列朝鲜于首位,但明朝礼部之官,接待朝鲜使臣琉球使臣时,差别对待。令朝鲜深觉地位居于琉球之下,十分受辱。朝鲜臣子更因此向朝鲜国王进言,务求改善朝鲜使节团的弊病,力除转输之弊病,要求以后朝贡贸易运输至辽东交易,既可以免除运送路途的累弊,也可以使明朝不再视朝鲜为麻烦,更可洗刷辱国之耻。朝鲜通过观察比较双方异同,来改善朝鲜礼制的问题,更由此可见朝鲜对于天朝上国的关注与推崇。

边境问题上,朝鲜对于边境人民越境偷采树木的问题,为免引起明朝愤怒, 更不愿被明朝认为恶行胜过女真人,因而派遣官吏捕抓罪人,务求改善双方关系。然明朝东北亦有人民为了采参之利,恣意越江,横行采参。朝鲜因为明朝是天朝上国的原因,怕伤害明朝子民,从而伤害两国关系,因此针对采参朝鲜的明朝人只是派出了士兵示威,也多不拿鞫,任其入无人之境。 如上种种可看出战前,朝鲜对于维系与明朝之间关系的重视,朝鲜对于天朝上国——明朝的重视与关心。反观明朝,有关朝鲜方面的记录却甚少。明朝于战前,与朝鲜之间关系从上述礼制的差异,以及观念上的不同,已使双方在来往过程中产生摩擦。再加上边境问题上,偷越边界的采参情况一直无法改善,因而使两国于战争前夕前,已有甚多嫌隙,进而影响战争期间两国在军事合作、将领配合与战役调度等诸多方面产生许多问题。

明朝军事体制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明战争和明初统一战争的过程中,相继建立翼元帅府、枢密院(都督府前身)等统兵机构,1364 年,颁布部伍法,以确定军队基层单位的编制。明建立后,朱元璋为使军队成为保卫国家安全和巩固明朝统治的工具,同时为了防止军队落入权臣之手,因此编制全国军队,使全国的武装力量都统辖于朝廷,并听命于皇上。在此思想指导下,明初军队实行中央集权的,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相互牵制的军事机构,同时实行都司卫所和兵农寓为一体的地方部队相结合的编制体制。

一、调兵机构——兵部

作为中央军政机构的兵部,自洪武元年至洪武二十九年(1368—1396 年),其建制和职掌为:兵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兵部主管,由皇帝任命,掌握全国武卫官军的选拔、简练、镇戌、厩牧、邮船和杂役等政令,主持兵部工作;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协助兵部尚书工作;司务厅是部设办公机构,设司务二人,从九品,掌收文书,兼管本部吏员和差役之事;兵部下设武选、职方、车架、武库等四个清吏司。郎中是清吏司的主管,正无品,职掌本司之事,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一人,正六品。

其中武选清吏司职掌武官的升调、袭替、优给、诰敕、功赏之事。凡四品以下武官以及六品以上武官加授官阶勋爵之事均由其职掌;职方清吏司分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戌、营操、武举、巡逻关津以及征讨之事;车驾清吏司分掌卤簿、仪仗、侍卫、驿传、厩牧;负责皇室成员的车驾仪队、皇城与官城的侍卫、全国文书和马政等事物;武库清吏司分掌戌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之事。 以上表明,兵部是明初中央的军政机构,通过四个清吏司执掌全国军队,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奉皇帝之命下达调兵之令的职责,却没有直接统兵的权利。

二、统兵机构——五军都督府

明初由元帅府转换而来,洪武十三年(1368 年)正月,设立五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都督府,其建制包括:左、右都督各一人,正一品;都督同知二人,从一品;都督佥事二人,正二品。还设置经历司,设经历一人,从五品;都是一人,从七品,典出纳文移,为五府首领官;中军都督府断事官,正五品,为五军断事官,总治五军刑狱;下分稽仁、稽义、稽礼、稽智、稽信五司,官为七品;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断事二人,提控案牍一人,司吏三人,典吏六人掌判官一人,正三品;五军十卫参军府,设左右参军;照磨所,设照磨一人,从七品,转管文牍。

北京的武官有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南京为指挥使司指挥使,正三品等。地方镇戌的武官有总兵、副总兵、品秩未详,其属官为参将、游击将军、千总、守备把总等,皆无品级无定员,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方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留守司武官有正、副留守。都指挥使司武官有都指挥使,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正三品。为指挥使司为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千户所有正、副千,分别为正、从五品。

五军都督府是明初最高的统兵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与兵部也有密切关系,《明史》记载“都督府掌军旅之事,各领其都司、卫所,以达于兵部”。又称:“都司掌一方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按照此规定,每个都督府都要统领一定数量的在京和在外的都司卫所,平时管理所属都司、卫所的操练、守御、之事;战时奉命派将领统兵出征。兵部与五军都督府并无统属关系,而是各有其掌管的中央两个军事机构。“

兵部的权力

兵部掌兵政,而军旅征伐则归五军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掌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至将属以五府,而兵又总于京营,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五军都督府总兵籍而不与调兵,兵部地调兵而不治兵。” 两者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左右都督是各都督府的主官,统管全府军政事务,参与军国大事,国家有战争,朝廷派遣他们挂诸号将军印统兵出征“旋师,则上所佩印于朝”,复命后回归各府。

战争是由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皇帝作出决定,而后发出作战诏书,兵部则根据皇帝的旨意,颁发调兵命令;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则根据皇帝的命令出任统兵将领。挂帅出征,带领所调集的军队,开赴前线指挥作战;工部和户部则按照皇帝的命令,根据作战提出的要求,供给兵器和粮秣,并保障部队其它作战物资的需求;军政还有皇帝加派的监军,直接向皇帝送递军政情报,皇帝根据所得情报,对前线统兵将领进行作战指导,前线将领根据皇帝旨意,进行作战部署和指挥。

军事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

战时军队的调动极为严格。各都司、卫所军队的调动,需凭朝廷所造的金符和调发走马金牌,皇帝下令出兵后,“省府以牌入,内府出宝用之。”这样的出战指挥系统会造成战场上指挥协调、管理、论功行赏等诸多方面的不便,从而影响军队在战场上的战斗力。 由上分析可知,兵部与五军都督府两大机构分别拥有调兵和统兵之权,却不能一个部门兼有两大权力,体现了明初中央军事机构之间分掌军权,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原则。此原则不但适用兵部和五军都督府之间,亦适用于中央军事机构与国家所设立的其它部门之间。

结束语

明承袭元朝万户兵制度,总督、巡抚总揽地方军政大权,凌驾于总兵官之上,督、抚虽为文臣,却掌握统帅军队的权力,从大都督府到五军都督府,从节制中外诸军到每个都督府只统帅部分都司、卫所和战事统领,都督府军权大为削弱。而兵部直接听命于皇帝,有总部、御部、职方扩为武选等四大清吏司,权利逐渐加大,同时武官的升选袭替,士卒的军籍勘合和训练以及战时的军队调动,无不由兵部负责或者监督,即中央实行以兵部制五军都督府的政策,而地方上则通过督、抚控制总兵官,通过整饬兵备道管理基层。这体现了以文治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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