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长孙道生支系。长孙道生虽是长孙嵩的从子,但长孙道生本人以及后代都较为重要,故将其列为单独支系。史文载长孙道生“忠厚廉谨,太祖爱其慎重,使掌几密,与贺毗等四人内侍左右,出入诏命。”长孙道生的起家与长孙氏家族的其余成员相似,也是以通过担任拓跋氏禁卫而入仕。作为北魏初期长孙氏家族的第三代成员,长孙道生在道武时代因为年纪较轻,未获得过过多的表现机会。太宗继位后,开始对这位功勋的亲族予以重任。“太宗即位,除南统将军、冀州刺史。”但是不久之后,长孙道生却因为“后取人美女以献,太宗切责之,以旧臣不加罪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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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道生没有受到太宗皇帝的罪黜
虽然史文记载长孙道生因为以旧臣的缘故,没有受到太宗皇帝的罪黜。但也对其“切责之”。可见当时的明元皇帝对长孙道生这样的行为还是十分痛恨的。但这里值得的推敲的是,前文对长孙道生性格的记载是“忠厚廉谨”。那为何以谨慎著称的长孙道生要冒着政治风险,私自向太宗明元皇帝进献美女呢,不仅受到了明元皇帝的“切责之”,也受到了明元皇帝的政治冷落。纵观明元皇帝一朝十五年中,长孙道生再无其余的政治履历,在政坛与军事上都黯淡无光。所以我推测,长孙道生虽是作为长孙嵩这样的从龙功臣的宗族,但却没有其从父长孙嵩的政治眼光,在道武帝被弑杀之后的政治倾轧之中站错了队伍,没有站出来支持明元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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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道生在道武帝被弑之后站在了何处,基于史料记载不可详知。但《魏书》载清河王绍政变之后,为了收揽众心,“绍闻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赐王公以下,上者数百匹,下者十匹。”因此我推测,长孙道生或许是在清河王绍贿赂大臣之际,欣而受之,接受了一定数量布帛,因此才会遭到明元皇帝的记恨。故在长孙道生取他人美女进献时,勾起了明元帝对旧事的怨恨,才会对他“切责之”。但明元皇帝又碍于其从父长孙嵩佐命功臣的地位,又不得不启用这位长孙氏家族的年轻人。所以只能对其冷处理,既没有对他重用,也没有让他闲废,而是让他不温不火在政界虚度了十五年。
长孙道生最终迎来生涯的转折点
即太武帝即位。“世祖即位,进爵汝阴公,迁廷尉卿。”爵位的晋升或许还只是年轻皇帝对老臣的一种拉拢,而真正能显示太武帝对其信任的则是屡屡跟随御驾征伐,并多次立有大功。从史文可得出长孙道生在太武帝时代参加过三次大型军事行动,一次是与尉眷等一同讨伐柔然,另一次是与同族长孙翰等讨伐赫连昌,最后一次是南击刘宋援助赫连定的援军。在三次大型军事行动中,长孙道生都表现出色,大捷而还。故太武帝也给予了他极高的政治礼遇。“除司空,加侍中,进封上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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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晋升王爵,而且还位至三公。同时期位至三公的还有其从父长孙嵩,叔父二人一同担任三公,足见长孙氏家族在当时之显赫。史文对长孙道生记载较为简约,长孙道生的政治经历不似长孙肥、长孙翰、长孙嵩等平坦,而较为坎坷。因为在权力斗争之中没有及时站对位置,在太宗在位时期长期被闲置。故长孙道生在日后的政治经历之中,慢慢的变得越来越谨慎,特别是在收纳他人财物之时格外注意。这亦是对当初错误的一次过激反应,也使得他在生活中有了不少忸怩作态的事例。当然,他这样做并不仅是为了获得世俗的虚名,更多的是为了给自身提供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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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保护最终也相当的成功,不仅为长孙道生赢得了“虚名”,也让长孙道生在日后的仕途变得更加通畅,并最终也进入到了北魏的权力核心。长孙道生的成就虽然无法与其叔父长孙嵩相比,也没有长孙肥、长孙翰父子在军功上辉煌。但长孙道生毕竟作为长孙氏家族的一支支系,占据了北魏政坛核心的一角,亦是其家族在北魏显赫的表现。 而到了北魏中后期之后,长孙道生这一支的后人也与前面两支一样,失去了先人在北魏初期的光芒。虽不似长孙嵩后人那样在史籍中寂寂无名,但记载也不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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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道生的子孙在北魏中期仍旧是以武功见称,其中关于长孙观的记载较为丰富。如长孙观一方面在政治待遇上仍旧能继承长孙道生的爵位。另外在武功上也颇有建树,两次讨平吐谷浑,仍以此为北魏所倚重。但也同样与前面两支长孙氏一样,与政治上,与其北魏前期的先祖已经有了很大差距,都已经退出了北魏政权的核心层。 综上来看,北魏中期的长孙氏家族在整体上仍旧维持着家族的特色,但政治上已趋于平庸。
进入北魏中叶之后
长孙氏家族所依仗的两大家族特点已无法像北魏初期那样转换成丰厚的政治实惠了,与北魏初期的长孙氏家族的权势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虽然长孙氏家族继续依靠自己的武功替北魏征伐,但已经没有了如北魏初期的长孙肥、长孙道生那样的一方统帅。再者就是长孙氏家族依旧世代执掌北魏门禁,但长孙氏家族成员很少能够以此来获得进入权力核心的机会了。综合来看,在北魏中期之后,长孙氏家族的三大支系都已衰落,其家族也进入到了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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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氏家族的三大支系进入北魏中叶之后都开始衰落,家族没有了杰出的代表人物。与长孙氏家族的发展不同,在北魏中叶之后,一些勋姓家族却合理的在当时的政治波澜中获利,其家族也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而在北魏中期诸政治事件中,长孙氏家族亦有参与的即杀宗爱,拥高宗事件。宗爱的专权来源于正平事变的余波,正平事变确切的说则是以太子拓跋晃为首的东宫集团与太武帝为首的皇帝集团进行的争权事件。这场政变的最终结果是太武帝获胜,太子拓跋晃及其党羽被杀。
正平事变之后
北魏实施了两代的太子监国制度被废,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权力出现真空,宦官宗爱伺机弄权,弑杀太武帝。宗爱掌权后,又立吴王余,不久即杀之,政局一片混乱。“始爱负罪于东宫,而与吴王余素协,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门入,矫皇后令征延等。爱既立余,位居元辅,录三省,兼总戎禁,坐召公卿,权恣日甚,内外惮之。群情咸以为爱必有赵高、阎乐之祸,余疑之,遂谋夺其权。爱愤怒,使小黄门贾周等夜杀余。”在这混乱的局势之下,“勋臣八姓”中的陆丽站了出来,通过政变杀宗爱而拥立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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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为中常侍宗爱等所杀。百僚忧惶,莫知所立。丽以高宗世嫡之重,民望所系,乃首建大义,与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书源贺、羽林郎刘尼奉迎高宗于苑中,立之。社稷获安,丽之谋矣。”由此陆丽进入权力核心,权倾一时。“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无出其右。兴安初,封平原王,加抚军将军。”在政变之中,长孙氏家族亦参与其中,前文所引之长孙渴侯即是。
结束语:
因为史籍记载不详,不清楚他与长孙嵩、长孙道生、长孙肥三大支系的关系。但从他能够担任驾部尚书这样的禁卫武官来看,他亦是属于代北长孙氏家族。他靠禁卫武官之职以应陆丽而拥高宗上位,受赏“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亦进入中枢之要。但一个月之后却因与拓跋寿乐争权,被一同赐死。长孙氏家族在这次事件中所获得的政治果实化为了乌有。长孙渴侯的被杀与太武帝死后的政治余波有关,多方政治势力仍旧在觊觎着皇位。故在高宗朝,因为谋反而被高宗杀掉的大臣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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