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与文化 清代中国边疆地名研究综述

原创 牛汝辰

明末清初，西方的测绘技术传入我国，加之康熙年间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地图测绘有了长足的进步。地图测绘的发展，又促进了中国地名的研究，特别是边疆地名的研究。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许多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研究边疆地名的重要性。清政府这时也顺应了这一形势的发展，组织了大批有识之士进行地名研究。他们怀着振兴民族，安边护国的责任感，深入边塞山川，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取得一系列成果。因而清代是我国历史上地名研究的一个高峰期，为我们今天的地名研究打了下良好的基础。

中国广大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首先开发和建设的。自夏、商、周至秦汉，正当华夏族在开发黄河流域的时候，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部)族广大劳动人民就开发了祖国的广大边疆地区。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肃慎、东胡、绝娄、夫余、乌桓等族首先开发了今黑龙江、辽宁、吉林广大地区，包括大兴安岭以南的大部地区;居住在祖国北部的鬼方、捡犹、荤粥、北狄、匈奴、鲜卑等族首先开发了今蒙古草原以及华北北部边沿地带广大地区(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居住在祖国西部地区的乌孙、月氏、龟兹、于闻、鄂善等诸族首先开发了今新疆广大地区;居住在祖国西部的西戎、羌、氏等族首先开发了今西藏、青海广大地区:居住在祖国南部的南越、滇越、骆越等“百越”诸族，首先开发了今广西、广东地区;居住在祖国东南部的徐夷、淮夷等“东夷”诸族首先开发了今山东、江苏的江淮流域广大地区;岛夷族首先开发了今沿海的一些岛屿。自魏晋南北朝至清代鸦片战争爆发，我国少数民族依靠自己的双手，逐步地建设村落、城郭，开辟交通，发展生产，创造民族文化，辛勤地建设着祖国边疆的广大地区。

由于地名是社会的反映，又是历史的产物，因而这些古代民族所生息居住的地方就必然会留下自己民族文化的化石—地名。从今天中国边疆五颜六色的地名中也能窥见其踪迹。所以边疆地名研究虽然难度大，但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对于丰富地名学理论有着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因而总结历史上我国地名研究的功过，对于我们今天地名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下面分总论、东北、内蒙古、西北、西南、沿海六部分叙述。

一、总论

有陈麟图的《历史筹边略》，倭哩贺的《定边记略》，陈虬的《筹边议》，佚名的《外蕃疆理考》，吴承志的《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等，这些著作对边疆地名有较多的记述。另外还有徐元文的《俄罗斯国定界碑》，王锡祺的《中俄交界记》，钱恂辑的《中俄界约料注》六卷，许景澄、谢抡元的《俄界译汉考证》，徐延旭的《中外交界各隘卡略》。还有王广文的《台湾图说》、林谦光的《台湾纪略》等都是研究边疆地名较重要的参考书。

清代的丁谦是研究中国边疆地名最有成效的学者之一，他毕生对边疆地名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正史中匈奴传、西南夷粤朝鲜传、西域传、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西羌传、南匈奴传、乌桓鲜卑传、乌丸鲜卑东夷传、西夷传、夷貂传、外国传、异域传、突厥传、吐蕃传、回绝传、沙陀传、北狄传、外夷传、穆天子传、(晋)释法显的佛国记、(后魏)宋云的西域水经记、(唐)释辨机的大唐西域记、(唐)杜环的经行记、(元)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元秘史、(元)经世大典图、(元)长春真人的西游记、(元)刘郁的西使记、图理琛的异域录等47种记、传都进行了专门的地名考证。

对辽代地名进行考证的有万斯同的《辽诸地统系图》、李慎濡的《辽史地理志考》、刘师培的((辽史地理考》等。对元史进行地名考证的有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陈垣的《元秘史译音同字考》、阮惟和的《秘史地理今释》、李文田的《元史地名考》、沈垚的《元史地理志释》等。

二、东北地区

有徐相雨的《勃海疆域考》、龚柴的((满洲考略》，齐召南的《东北海诸水编》、景方艇的《东北舆地释略》、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地图说》、佚名的《东三省新没改设首府州县等奏案》，商务印书馆于1907年译自日文的((满洲地志》、温睿临的《出塞图书山川记》。关于辽宁地区的有杨同桂、孙宗翰的《盛京疆域考》、齐召南的《盛京诸水编》、马冠群的《奉天地略》、顾炎武的《营平二州地名记》、刘建封的《长白山江冈志略》，阮葵生的《长白山记》。关于吉林的有秦世栓的《吉林舆地略))二卷、马冠群的《吉林地略》、何秋涛的《北檄水道考》和《库页附近诸岛考》。关于黑龙江的有马冠群的《黑龙江地略》，，西青的《黑龙江舆地图略》、齐召南的《黑龙江诸水编))、佚名的《黑龙江舆图说芳(无图)、英和的《卜魁纪略》、何秋涛的《雅克萨考》和《尼布楚考》等。

三、内蒙古地区

有佚名的《蒙古沿革考》、魏源的《绥服内蒙记》、佚名的《蒙古志略》、马冠群的《蒙古地略》、高赓思的《塞外故城郡县考》二卷、何秋涛的《北徽山脉考》、谷思慎的《蒙古山脉志》三卷、齐召南的《塞北漠南诸水汇编》、龚自珍的《蒙古水道略》、和《蒙古台卡志略》，姚锡光的《库伦卡伦经纬线详细表》，马冠群的《咋尔喀旭断芳和《酉套厄鲁特地略》、齐召南的《蒙古五十一旗考》、高赓思的《家旗疆域》、黄楙载的《和林考》及马冠群的《察哈尔地略》等。

四、西北地区

有沈垚的《元史西北地鑫测》，傅恒等撰约《西域阅文志》是一部包括新疆、蒙古、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的以行政区划排列的六种文字对照的地名辞典，对今天西北地区地名研究仍有较高的价值。有许景澄的《西北边界考证》和《西北边界图地名泽汉考证》、魏源的《西北边域考》、戴祖启的《陕江诸山考》、齐召南的《西北诸水编》、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自北京起、经山西、陕西、甘肃至新疆伊犁惠远城)、徐松的《元史西北地理考》、阮葵生的《西蕃名寺记》。关于宁夏的有诸大文的《贺兰山口记》、佚名的《宁藏七十九族番民考》。关于青海的有龚柴的《青海考略》，马冠群的《青海地略》、周馥的《黄河源流考》。关于新疆方面的论著较多，主要有徐松的力作《西域水道记》，是较详细的关于新疆河流的源流、变迁、名称的语源和方位考证的论著。有李广廷的《汉西域图考》七卷、齐召南的《西域诸水编》、钱振常的《西域水道记校补》、沈查的《西域地名杂考》。英廉等纂的《呈舆西域图志》四十八卷，徐松的《新疆志略》十卷、徐松的《新疆疆域总叙》，祁韵士的《西域释地》和袁大化的《新疆图志》、宋伯鲁的《新疆建置志》四卷，另外还有龚柴的《天山南北路考略》、王树楠的《新疆山脉图志})六卷和《新疆国界图志》十四卷、侠名的《新疆省舆图说》二卷、魏源的《昆仑释》和《葱岭三干考》、许克勤的《西域帕米尔舆地考》、万斯同的《昆仑河源考》、许景澄的《帕米尔图说》、李光廷的《昆仑说》和《塔尔巴哈台沿革考》、《库尔喀喇乌苏里沿革考》、徐崇立的《新疆边界公犊汇钞》和《喀什噶尔至墨克道里记》、《帕米尔山水道里记》。

五、西南地区

有徐延旭的《中越交界各隘卡略》，陈津的《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佚名的((西南边防议》，黄林林的《西微水道》、李荣陛的《黑水考证》、张邦伸的《三黑水考》、严如煌的《苗疆水道记》、《苗疆险要考》、《苗疆城堡考》、《苗疆村寨考》，佚名的《夷人图说》、魏源的《西南夷改流记》。关于西藏的有松筠的《西藏图说》和《西藏巡边记》、《西招图略》，黄沛翘的《西藏图考》八卷，姚莹的《前藏三十一城考》，佚名的《拟西藏置郡县议》，齐召南的《西藏谙水编》，蔡雁东的《西藏西隘考》，盛绳祖的《卫藏图志》五十卷，佚名的《西藏地理图考》二册。关于贵州的有马冠群的《贵州地略》，洪亮吉的《贵州水道考》三卷，晏斯盛的《黔中水道记》，洪亮吉的《少塞洞记》。关于广西的有马冠群的《广西地略》，周劲本重校的《广西舆地全书》，佚名的《广西道里表》，高辑的《林林诸山别记》，齐召南的《粤江诸水编》，佚名的《广西路图经》一首零六卷和《广西名山记》。关于云南的有何应清的《滇南山水考略》，马冠群的《云南地略》，赵元柞的《滇南山水纲目》二卷，李诚的《云南山川辨误》、《云南水道考》五卷，李荣的《云南山川志》，陈伴的《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齐召南的《云南诸水编》，张机南的《云南三江水道考))。姚文栋的((云南勘界筹边记》二卷，薛福成的《滇缅画界图说》和《滇缅分界疏略》等。

六、沿海地区

有余宏淦的《沿海险要图说》，周北堂的《七省沿海图》，龚柴的《中国海岛考略》，齐召南的((海道编》、胡凤丹的《航海图说》，卫杰的《海口图说》，朱正元的《福建沿海图说》，张之洞的《广东海图说》。张甄陶的《澳门图说》，张登岚的《沿海七省图说附考》四卷等。

清代地名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根据历代地图来研究地名，因而产生了大批的以“图说”“图志”为名的论著；而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发现此时的图说、图志作为地名研究的一种格式，已摆脱了仅为图作注的局限。另一个特点是对正史中的地理志进行考证，主要是地名的考证。这时期的地名研究主要是地名的方位、沿革及语源等方面的研究，标志我国地名研究趋向成熟。但这时期大多数学者只是从历史文献中排比资料，注重方位和沿革的研究，而在语源的考证上多有不周之处，其原因在于许多学者不懂得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又没有把当时的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方法引入地名研究，尤其是没有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也没有任何突破，理论研究比较薄弱。

纵观历史上我国边疆地名研究，清代的成果是空前的。尽管有些著作不是地名研究的专著，但其地名研究的价值是很高的。由于有清代留下的大量地名文献，使得以后的地名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发展速度迅速。可以说，清代是我国地名研究的一个高潮时期。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今天更应该注重边疆地名的研究，这不仅对丰富地名学理论，对民族历史研究，以及对中国领土主权都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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