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这一段英雄群起的历史中,曹操、孙权与刘备能在从中崛起并各占据一方成一代超雄,都具有“能服于人”的杰出能力,但也表现出三种层次的境界。三人的出身与所处的政治处境不同,政治理想不同,以及东汉末年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成为他们“能服于人”处于不同境界的基本原因。

曹操“能服于人”的方式,是以天子名义,号令天下。

曹操通过名利、地位来吸引众多英雄加入他的旗下,这种方法看似太过利益化,但也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在政治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获得政权上的主导地位,利用天子的名义,吸引广大英雄汇集其帐下。在经济方面,曹操长年占领北方,而北方州郡富庶,多年来积累大量财富,有资本就能够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用于奖励士兵及权臣。但这一方法,存在利益的交换与诱惑,难以取得真正的拥护与忠心,并且曹操本身多疑的本性,自负且自私,待人缺少真诚,未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残忍杀害无辜士兵。因此,曹操的“能服于人”,处于以利诱人的境界。

孙权“能服于人”的方式,是以情感人。

孙权通过情感交流,重用了武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以及文臣张昭、顾雍等一帮人才,获得了他们的真心拥戴。孙权用情甚深,但同时也很重视官员们的物质待遇。在争夺江东政权期间,孙权对部下表现出了极度的爱护,周瑜、鲁肃等武将和文官都得到了他的重用和照顾。此外为了增进君臣之间的感情,给予部下优厚的物质及政治待遇。但是,在江东政权稳定之后,孙权对手下的功臣就产生了严重的猜忌,并利用校事监视大臣的活动,说明他在用人存在猜忌,无法付出全部信任。从孙权的政治行为来看,早期儒家情怀相当浓厚,后期法家的冷 酷也相当突出。

刘备“能服于人”的方式,是以仁德服人。

刘备作为皇室宗亲的后代,渴望恢复王室,由此拥有众多追随者,同时刘备坚持以仁待人,以仁德之名吸引众多英雄。同时刘备待人以诚,刘备结交赵云,与之“同床眠卧”;刘备为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三顾茅庐,更显示出其以德服人。刘备临死之时留给儿子的遗言,也强调了修德的重要意义。刘备“能服于人”的思想渗透着儒家的仁义与诚信,这是具有长久价值的品质,而刘备始终贯彻以仁待人,以德为标准的思想,由此赢得民心。由此可见,刘备的“能为他人服务”已经达到了讲究诚信、仁义的境界。

在这三种“能服于人”的境界中,曹操所具有的外在条件最好,政治经济上均存在巨大的优势。孙权的外在条件相次之,位于长江险要地位,占据地理优势;经济上也足以生存。刘备的外在条件最差,无论是政治基础、经济还是人力上都不尽人意。但是刘备在这相对弱势的环境中,众多忠诚良才,最终建立蜀汉政权,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这些足以证明刘备“能服于人”的思想与行为,存在曹操孙权不具备的优势。

当然,曹操的“服人”也并非没有任何真情实感,孙权的“服人”也并非完全因时而变。同理,刘备也并非政治上的完人,也有失德之处。曹操、孙权身边汇集了一大批人才,正说明曹操、孙权在政治人格方面并非一无是处。由此可见英雄人格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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