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溪风 海明威由爱生恨的女人盖尔霍恩，一生在战火中漫游，不愿提他

1940年，32岁的玛莎·盖尔霍恩，嫁给了40岁的海明威，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

她外表美丽，却野心勃勃，富于冒险，一辈子都像一个男人一样，行走在战场上。

1930年以来，她报道过西班牙内战、芬兰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越南战争等8次著名的战争，伦敦《每日电讯报》称她为“伟大的战地记者”。

这正是他迷恋她的地方。

然而，这段婚姻持续不到5年。

她放弃所有财产，只为了离开他。

此后余生，她唯一长久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行走在世界之中，做着她喜欢的工作：报道战地新闻，创作与战争有关的小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漫游女子”。

直到1998年，她服药自杀，终结了自己89岁的生命。

在世俗眼光看来，她是失败的。

但对她自己来说，她是幸福的。

曾经，有很多女人，连走上街头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海明威与玛莎·盖尔霍恩剧照）

01

对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漫游，从来不属于女人，而只属于富足的男子，他们有着充裕的时间，随心所欲地在城市里漫步。

那时候的女性，她们的正常命运，只能是婚姻，她们被封闭在家庭这个小天地里，如果她们独自出现在公共场所，那一定是惊世骇俗的，她们的操守和名声，一定会受到各种诋毁。

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在《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中，谈到了这一令人备感心酸无奈的事实：

“女人在公共场合的存在经常受到污蔑，违反性规范的女人被说成在闲荡、闲逛、漫步——以上种种词汇都暗示女人的旅行带有性意味……意指她们步行是为了获得注意。”

（丽贝卡·索尔尼）

珍妮特·沃尔夫在《看不见的漫游女子：女性与现代性文学》中也写道：

“基于19世纪的性别分工，女漫游者的形象是不可能产生的。”

纵然是这样，仍然有不少女性，在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作着反抗，渴望着行走的自由。

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的画家玛丽·巴什克采夫，虽然上过巴黎仅有的收女学生的艺术学校，在随从的陪同下，走进巴黎的贫民区，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创作主题，对社会的不宽容作出过反抗，但她在日记里，仍然痛苦地写道：

“我渴望自己能拥有单独外出的自由：自己出门、自己抵达某个地方、自己坐在伊勒里花园的长椅上；尤其是自己去卢森堡，品味那些装饰精美的商店橱窗；去教堂和博物馆走走；夜晚在历史悠久的老街上漫步。这就是我羡慕的生活，没有这样的自由，是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

（玛丽·巴什克采夫自画像）

于是，丽贝卡·索尔尼也发出了灵魂拷问：为什么女人们，不能像男人一样出来走走呢？

直到到19世纪晚期，这种现象终于有所改变。美国作家劳伦·埃尔金在《漫游女子》一书中提到：

“所有社会阶级的女子，都能在诸如伦敦、巴黎、纽约这样的城市里，享用公共空间了。”

这一切，得益于百货商店、咖啡馆、茶室等半公共空间，以及单身公寓的悄然兴起。

当世俗不再禁锢女人，她们终于可以，

“在城市中追名逐利，或在其中隐埋名；在城市中反抗压迫、解放自我，抑或伸出援手帮助被压迫的人群；在城市中宣告着她的独立，在城市中改变着世界，或被这个世界改变。”

正因如此，劳伦才得以在世界各地，寻找这些漫游女子的踪迹。一个个可爱的名字，和她们传奇的故事，开始进入她的《漫游女子》中，比如曾经在伦敦行走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跨国步行到巴黎的琼·里斯，为了脱离无爱婚姻逃往巴黎的乔治·桑，前往威尼斯的索菲·卡尔。

这些城市成就了她们，没有漫步伦敦，伍尔夫写不出《到灯塔去》，也创造不出有名的女主角达洛维夫人。达洛维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喜欢在伦敦漫步。”

如果说一个人的作品，恰恰是她思想的反映，那这句话，谁能说不是伍尔夫的心声呢？

没有从比利时步行到巴黎，琼·里斯不会感觉到，能去任何喜欢的地方，是一种权力的赋予，而能在巴黎的美中徜徉，则是一份令人惊喜的礼物。没有巴黎，她写不出第一本小说集《左岸》，也写不出《四重奏》。

没有巴黎，乔治·桑就只是一个陷于不幸婚姻中的悲情女子，她无法笔耕不缀，创作不出大量的小说。

法国的塞文、希腊的克里特、墨西哥、美国、加拿大，走过了许多地方后，索菲·卡尔跟踪一个男人来到了威尼斯，她跟着他，去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若非这样，也就不会有《威尼斯追踪》。

当然，这些漫游女子中，也包括那个海明威恨了一辈子的女人，玛莎·盖尔霍恩。

02

讲述玛莎·盖尔霍恩的故事，劳伦在《漫游女子》中，用了一个最长的标题：海角天涯·踏足在大地上的所见。

看上去很诗意，但这个标题下的女主角玛莎，一生都在从事极端冒险的工作。

她对她的介绍，也显得很独特：

“永远四海为家，永远无家可依；她是小说家，是逃亡者，是离异女人；她是骄傲而活泼的记者，是个心胸广阔的异乡人。”

1936年她前往西班牙的时候，只有一个双肩包，50美金，但她无所畏惧。她走在马德里的街上，描绘着爆炸后房子的模样，医院里的孩子们、伤残者、饥民。她记叙着她的日常漫步，刻画着战争对城市和居民的影响。她的第一篇投稿被《科利尔》接受，在发表了几篇文章后，她的名字被加到了报头。

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子，深深吸引了海明威。他爱她的无所畏惧，却又讨厌她四处行走，与他一较高下，有些时候，他还成了她的“陪衬”，所以，他希望她待在家里。

可她是玛莎啊，她说：“战争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她去过西班牙、芬兰、中国，也去过二战时的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以色列、越南等等地方。

就在他们结婚的第一年，玛莎接到《考利叶周刊》的邀请，去中国报道抗日战场，她兴奋不已，海明威却老大不高兴，极力阻止，最终却是陪着她前往。

因为玛莎是罗斯福夫妇的好友，在中国，蒋介石、周恩来先后接受了两夫妇的采访，但海明威明显感到自己是妻子的陪衬，自尊极为受伤，回到古巴后，他们争吵不断。

作为丈夫，他无法容忍这样的妻子，在他看来，她就该是他的“私有财产”，任他支配。

那段时间，海明威狂躁不已，靠喝酒来排解痛苦。在他酗酒时，她撞烂他昂贵的林肯汽车，阉割了他所有的猫。为了报复，他在半夜弄醒她，大声嚷嚷，嘲笑她的作品，恐吓她，厮打她。

对玛莎来说，前往世界各地，探寻战争的真相，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海明威的吸引，还远远抵不过战争对她的吸引。

“这个世界太过广袤，让我不知所措，为此发狂。”

玛莎亲眼见证过二战，写了三部小说：1940年的《战场》，1945年的《利亚娜》，1948年的《飞航极限点》。《飞航极限点》是玛莎很重要的一部小说，她透过男主角的眼光，抨击了那些对集中营惨状毫不在乎，甚至开怀大笑的旁观者，包括那个平静驾车驶向南部的她自己。

面对岌岌可危的婚姻，1943年9月，玛莎还是决定去欧洲，12月，她写了一封信给海明威，极力向他解释她的动机：

“这些年我特别后悔，错过了太多可以观察并领略大千世界的机会。若没有经历这一切我就回来，对你而言我将一无是处……如果我不过是给庄园建一座豪华的石墙，然后坐享其中，你根本不会爱我……只要我活着，我对这个世界便永远看不够。”

这封信，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理解，却让海明威动了去欧洲的心，原本在古巴观战的他，决定亲眼去见证诺曼底战役。他是作为《科利尔》的首席战地记者去的，这就相当于间接抢了她的饭碗，她内心的愤怒和痛苦可想而知。

1944年，她在意大利前线，海明威发来电报：“你是个战地记者，还是与我同床共枕的老婆？”

她忍无可忍，终于不再留恋：我是一个战地记者。

1945年，她放弃所有财产，抛下他，抛弃婚姻，远走非洲。

这一年，二战结束，她的《利亚娜》出版。

这是海明威的人生里，第一次被女人抛弃。他一边写诗骂她，一边却待在他们共同生活过的地方创作，舍不得离开。

相比他，玛莎却无比淡定，每一次接受采访，她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提海明威。她说：

“我的人生，不是任何人的注脚。”

玛莎与海明威婚姻的破裂，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于漫游的权力。她在回忆录《我和另一个人的旅行》中说：“那些地名，是我所知最强大的魔力。”或许就能证明这一点。作家德博拉·莱维也说过：

“对一个作家而言，比一间自己的房间更有用的，是一根延长线和一堆可以在欧洲、亚洲、非洲使用的插头转换器。”

没错，对一个追求自我的女人来说，住进一所临时的房子，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全新的事物，并把那些传播给世界，那是从“身”到“心”真正意义上的漫游，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情。

《漫游女子》中的那些女人都是如此，玛莎一辈子，维持得最长久的关系，就是她和到她的战地见闻。81岁那年，她还战斗在第一线，报道美国入侵巴拿马事件。

1998年，89岁的玛莎身患重病，几近失明，她觉得自己再也无法从事热爱的工作，生命没有了意义，于是服下安眠药，安静地死去。

从前，她自主决定自己什么时候离开，去往哪里，1998年情人节之后的那个日子，她再一次自由决定了自己的去向。

她一生都在漫游，并因此找到了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