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传位之后，乾隆当了三年的太上皇，这期间都在干什么呢？看起来，属于乾隆的旧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乾隆自己并没有因为退位真正离开政治舞台。
1796年正月初四，乾隆在宫中举行了他自己、也是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千叟宴”。早在乾隆五十年，乾隆曾经举办过一次千叟宴，而现在，当他正式退位，成为大清帝国的太上皇以后，为了庆祝这一隆重的事件，他再次举行第二次千叟宴。
由于当时的乾隆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为了不让来宾们和太上皇年龄相差太多，因此参加宴席的门槛年龄由原来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改成七十岁以上年龄的老人。
宴会开始后，嘉庆亲自搀扶着太上皇乾隆登上宝座，然后率领3000多名银须白发的老人们跪倒山呼万岁，乾隆频频颔首，享受着人生最圆满的时刻。宴会结束后，参加宴会的文人们纷纷即席赋诗，赞美乾隆的恩德。
千叟宴拉开了乾隆太上皇生涯的帷幕，然而，乾隆的太上皇生活并没有真正“退居二线”，乾隆虽然号称是“禅让”皇位给嘉庆皇帝，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乾隆实际上并没有离开政治核心。
在乾隆看来，虽然自己的传位如此风光盛大，但是毕竟不是没有风险，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
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之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生活，最终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
封建王朝历史上的另外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
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了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因而乾隆名为归政，实非退位，只不过是变亲政为“训政”而已，归政之际规定的那些“法定”的地位和特权，为他太上皇生活得以“充实”提供了保障。
“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至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清高宗实录》）
在退位之前，乾隆就已经明确宣布，自己只是将一些招待、祭祀和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嘉庆皇帝，因为这些活动是年老体衰的乾隆无法完成的。
而处理军国大事以及大臣的任用等行政权力方面的大事情，自己不可能置之不问，依然是乾隆自己做主，而嘉庆皇帝还必须早晚听乾隆的训导，乾隆需要对新皇帝进行培养和引领，可以想象，这种状态下的嘉庆只能是个政治上的标志而已。
另外乾隆还规定，虽然归政，但大事还是他说了算，退位之后，他依然自称朕，他的旨意依然称“敕旨”，文武百官以及高级官员的调任等都得请示他。
乾隆没有离开权力的宝座，不仅体现在实际的权力分配上，甚至朝野上下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乾隆仍然是掌握实权的皇帝。
当时所有官员上书奏事的时候，都会把太上皇这三个字抬高三个格字来写，而写到嘉庆皇帝的称号，则只需要抬高两个格子，以表明嘉庆皇帝还是不如乾隆这位太上皇的地位崇高。
不仅如此，乾隆过生日叫“万万寿”，比嘉庆要多一个“万”字，所有的外省官员，来到经常述职，首先必须要见乾隆这位太上皇，听从他的指示安排。
乾隆住的地方也没有完全改变，按道理，太上皇选择了退休，就应该住到自己早就准备好的宁寿宫里去。
但是实际上，在三年的太上皇生活中，乾隆始终住在自己一直呆着的养心殿中，而嘉庆只能只能委屈地还是住在太子才应该住的毓庆宫。
总之，乾隆虽然禅让了皇位，其实是“退而不休”，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依然是一国之君，他既要禅让之名，又要权力终身之实，依旧牢牢地掌握着皇权，这种状态下的嘉庆只能是个政治上的标志而已。
嘉庆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准时上下班，认真出席每一个自己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更不会发布任何命令，凡事听从乾隆的旨意。
嘉庆仅有的一点权力，是按期举行祭祀以及大阅、传胪等礼仪活动，还得向太上皇乾隆奏闻后才能举行，嘉庆在这三年中，一切礼仪低于乾隆，一切事情听从乾隆，相当于乾隆身边的高级秘书。
嘉庆如此“懂事”乾隆彻底放心了，所以乾隆的太上皇生活，一方面大权仍在，另一方面，没有繁杂的朝政事务，比以前轻闲多了，那么乾隆在忙着干什么呢？
乾隆在牢牢地把握最高权力的同时，因为不少礼仪活动已经被嘉庆所分担，因此在处理重要的军国大事以外，空余时间相对增多，在这些闲暇时间里，乾隆常常陷入冥思遐想之中。
追忆往事，是乾隆静坐沉思的主要思想活动之一，他常常回忆起自己以往的辉煌生活，一切的一切，历历在目，乾隆回忆到激动处，便挥笔赋诗，借以抒发情怀。
乾隆有时候也想到将来，嘉庆三年春，乾隆的玄孙载锡成婚，乾隆非常盼望载锡能够在第二年生子，这样自己可以在玄孙之外再见来孙。
除此之外，乾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喜欢的收藏和鉴赏活动，乾隆朝国力强盛，他一生搜集了大量的稀世珍品，晚年乾隆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鉴赏书画。
同时他还把自己的收藏品，分门别类，编为目录，编印成书，所以现在收藏界很重要的一些经典书目，都是他编的。
当然，在乾隆当太上皇这几年，除了享受生活，欣赏字画，追求艺术，乾隆也有遗憾和烦恼，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那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乾隆在正月初一刚刚完成禅让大典，宣布自己成为了“千古完人”，正月初七，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西川湖北的交界处暴发，很快蔓延到川、陕、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二百零四个。
白莲教并不是清朝时代的产物，早在宋朝，白莲教就开始在民间发挥其影响，乾隆晚年的政治和经济局面，比起他早年的励精图治有着相当的退步，很多地方贪腐成风、敲诈勒索，百姓难以活命，因此白莲教的萌发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乾隆当太上皇期间，除了享受生活，其他全部残存精力都用在了镇压白莲教起义之战上，仅仅三年的时间，动用的军队已经十万，花掉饷银已经七千万两。
然而即使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仍然没能镇压下去，原来上至军机大臣和珅，下至小小的地方官吏，都把这场镇压起义的战争当成了捞钱的机会，当时的贪污腐败非常严重，乾隆的军队已经毫无战斗力可言。
白莲教起义迟迟不能平定，是乾隆最烦恼的一件事，就是在这场白莲教起义战争中，乾隆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终点。
从嘉庆三年开始，乾隆体内的精力似乎已经快要耗尽，对白莲教的镇压让他不堪重负，记忆力已经减退到了令人难堪的程度，甚至早上发生的事情，到了晚上已经记不得了。
嘉庆三年十一月，乾隆自己还主动提出要筹备九十大寿的事情，但到了腊月底，八十九岁的乾隆却因为过度操劳而感染了风寒，当时是新年将至，虽然太医用药得当，但是乾隆整个人还是就此衰弱下来，他眼睛花了，听力也变得衰弱起来。
嘉庆四年正月初一，乾隆勉强支撑着病体，来到宫中接受了文武大臣的拜年，不料，到了大年初二，乾隆病情突然加剧，陷入了昏迷，大年初三上午，乾隆在养心殿无疾而终，终年八十九岁，乾隆终究没能等到他的万万寿庆典。
在去年的前一天，乾隆还做了“望捷”一诗，依然还在期盼着平定白莲教的捷报早日到来，但是，乾隆自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之后的事情了，事实上，嘉庆在掌权后也用了长达五年的时间，才最终将白莲教起义平定下去。
举朝上下对太上皇乾隆的去世早就有心理准备，消息传出以后，京城除了各衙门的官员立即摘去帽子上的红缨以外，和平时相比基本没有区别，人们认为乾隆是个难得的有福天子，他的辞世乃“近百岁老人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