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进一步指示程克祥:“你到南京后,要搞清楚周佛海对储备券的准备金到底准备的怎么样了。除此之外,要加紧开展策反工作。我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政府是宽大为怀的,这事你可以见机行事。”
随程克祥一起去南京的,是新选定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周镐。周镐化装成商人,带着一部电台和译电员。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毕业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原为军统局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由于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而被戴笠看重。选定周镐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南京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政权的中心,要把此地的军统组织恢复起来处境十分艰难。加上军统南京站建立后,要监视周佛海,更要对日汪军政界的上层人物进行策反。这个任务很特殊,戴笠对手下的人员反复筛选后,最终选定了周镐。
一切果然如戴笠预料的那样,周佛海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后,才最后定下了投诚的决心。不过,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还是担心地问:“既然是蒋先生的信,为何不写名字?”
周佛海说:“以蒋先生现在的身份,当然不便于给我这个大汉奸具名写信,这也是蒋先生的小心谨慎之处。不过,我在蒋先生身边做事多年,认得出这信是蒋先生所写。”周幼海似乎对这封信的最后作用仍是不放心,又问周佛海:“信上讲对你的前途予以可靠安排,这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一句话,还有没有其他更牢靠的保证?”
良久,周佛海叹息道:“政治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要他拿出更可靠的保证也难。在他们的眼里我还是个汉奸,要我戴罪立功,是给我一条出路,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哪里还能再和他们讨价还价!”说完,周佛海把蒋介石的亲笔信密藏了起来。
1944年冬天,周母在息烽患病,戴笠连忙派人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去医治,1945年6月,周母医治无效去世,戴笠又为她当孝子,披麻戴孝,代替周守灵哭灵。不仅如此,从来不照相的戴笠,把这些办丧事的场面拍成照片,寄给了周佛海,其中有一张便是戴笠代周佛海当孝子跪在灵前的照片。周佛海看后,感动不已,并对身边的人说:“对雨农的做人做事,我是无话可说了!”
出于感激之情,在程克详和周镐到达南京后不久,周佛海按照戴笠的意思给了精心的安排。程克详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被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主要掌握军事运输工作。
周镐依照戴笠的意见,于1944年年底,将军统局南京站筹集完毕,而且在下面还组建了八个潜伏组。此后,周镐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汪精卫的眼皮底下大搞情报和策反活动,不但被周佛海引为心腹,就是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和常务次长祝晴川等显赫人物,也都在周佛海的引见下甘为周镐所用。没过多少时间,就在伪军委会形成了一个以周镐为中心和周佛海为后台的秘密小集团。自此以后,军统局在南京地区中断了六年之久的活动终于得到了恢复,许多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往重庆。
戴笠在成功策反了周佛海后,确实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纷纷倒戈。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安徽省省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等。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樾、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都与戴笠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戴笠十分重视对这部分汉奸将领的利用和控制,认为他们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新四军”争夺地盘的前沿力量,因此从多方面加以笼络和争取。
比如,伪参谋总长鲍文樾原来是张学良的部下,为了争取他,戴笠多次到贵州桐梓看望张学良,要张写信给鲍文樾劝其反正。张学良也不拒绝,只是提出要一根好渔竿。戴笠明白了张学良的意思后,回去很快命人送来了一根从美国进口的能伸缩的渔竿。张学良见戴笠能解其意,也就很快地给鲍文樾写了信。鲍文樾见信后,自知日汪的大势已尽,也就归顺了戴笠。
当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特使的身份访问完伪满洲国后,立刻将伪满洲国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伪满洲国方面的内幕情报。
汪精卫死后,大小汉奸们人人自危,加上日本在国际战场上已经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局面,因此,凡与戴笠的军统局建立了关系的汪伪大小汉奸们,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竞相向军统局输送日伪内部的各种情报。
而掌控了周佛海和汪伪政府中大批的高层汉奸后,还有一个更奇特的好处,就是在美国人中间,戴笠的名望更高了,甚至达到了被“神话”的程度。这是因为,汪伪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许多重大部署,戴笠都能及时了解。例如,周佛海随汪精卫赴日本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现状,以及日本军队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回国后,周佛海将这些情况全部密报给了戴笠。
有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美国政府都为情报的准确性感到震惊。
策反了周佛海,就等于掌控了汪伪政权的半边天,这让蒋介石很满意。后来,有一次戴笠在视察西安地区的途中得了肺病,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写下手书慰问:“贵恙如何,甚念。希珍重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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