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存说历史 政策这么好，为何推行不下去？

为了弥补国库的亏空，朝廷打算以外贸为突破点，出口创汇；通过向西洋商人出口丝绸，来赚取白银。丝绸国内卖的便宜，国外卖得贵，50万匹丝绸，就可以弥补400万两白银的赤字，一批丝绸朝廷可以从中赚取8两的差价，实在是一个好生意。要生产50万匹丝绸，前提是要有足够的桑叶，这就要扩大桑树的种植面积。为此朝廷计划在浙江开展改稻为桑的工作，朝廷觉得，让农民改稻为桑，给桑田免几年赋税，农民收入能提高，朝廷补了亏空，农民得了实惠，双赢的事，没有道理不支持。但是这个政策只是看起来很好，似乎是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却注定执行不了。

第一是拍脑袋决策，可行性先天不足。要浙江一年之内，50万亩稻田需要改成桑田，没有可行性。政策出台的时候五六月了，即使种桑树，当年桑叶产不了多少，一季水稻是耽误了，本省缺粮就要从外面调粮，而浙江是抗倭前线，本身还需要军粮。朝廷根本就没有相应的粮食储备和预案，如果大规模改稻为桑，老百姓就会因缺粮而成为乱民，浙江后院起火，老百姓活不下去而造反，这是浙江最高行政长官，浙直总督（浙江和南直隶）胡宗宪不允许发生的，也是朝廷不能承受的。正是浙江的复杂情况，使得胡宗宪一眼就看看出，改稻为桑完不成。朝廷把浙江作为改稻为桑的试点单位，也是看中了皇帝的织造局在浙江，严嵩一党把持着浙江大大小小的官职，政策执行的阻力小。但是政策再好，也不能逆天而行，选择浙江开展改稻为桑，一开始就错了。

第二是严党里的庸才，主政浙江的郑泌昌、何茂才，目光短浅，贪婪成性。郑泌昌是布政使，负责浙江省主要的工作，相当于省长；何茂才主管一省的公检法，类似于今天的省政法委书记。这两个人都是小阁老严世蕃举荐的，属于“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人，没看出来改稻为桑背后的凶险，反而想趁此机会捞一把。裕王要倒严，却不希望伤害百姓；皇帝要产丝绸补亏空，还要浙江平倭寇；严党要为皇帝补亏空，还不能把事情搞砸了让裕王一派抓住把柄。

这个不可能三角，要没有一点私心，还要爱民如子，才能让改稻为桑有一丝可能，这样的人基本不可能是严党。严党和倒严一派的决战在浙江摆开战场，处在风暴中心的郑、何二人却没有政治敏锐性；还想出毁堤淹田的方法，掘开了新安江大堤，想把九个县的稻田都淹了，以此造成老百姓缺粮的困境，不得不卖地求生，这就给他们兼并土地创造了机会。至于土地兼并造就难民乱民，扰乱东南抗倭的大局，这是死罪；同伙打着织造局的名义买田，给皇上脸上抹黑，郑何二人不阻止，少说也要罢官；买通倭寇陷害无辜百姓，也是大罪；这都是匪夷所思，掉脑袋的骚操作，这两个人也干得出来。

明朝官员的惯性思维：老百姓不配合，肯定是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

第三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唯利是图，毫不顾忌农民利益。资本论上说，有300%的利润，它干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浙江的农田贵，正常年份市场价一亩50石粮食，遭受水灾时价格也在30石一亩，郑泌昌、何茂才他们和织造局的红顶商人沈一石，竟然打算8石一亩来征收百姓的农田。要知道，在古代农民是没有社保的，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充当着社保的功能。郑泌昌一伙人想让丝绸大户（其实就是织造局的沈一石）来获取桑田的差价，享受朝廷的税收减免，还想要通过蚕吃人的圈地运动，让失地农民充当廉价劳动力，好处都要占尽。在西方有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浙江是蚕吃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政策执行中以攫取百姓的利润为导向，就使得改稻为桑的政策，不管初心如何，百分之百会变成一项苛政。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姓名，最终执行毁堤淹田的杭州知府马宁远，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知良、织造局的河道监管李玄被胡宗宪斩杀，红顶商人沈一石自焚，织造局的主管杨金水装疯押往北京，郑泌昌、何茂才斩首抄家，改稻为桑最终没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