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泰(1589-1646),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母为太祖侧妃伊尔根觉罗氏。初封台吉,皇太极即位后册封为贝勒,顺治元年(1644)晋封多罗饶余郡王。康熙元年二月,以子岳乐晋封亲王,赠如其爵,康熙十年(1671)六月,追谥“敏”。乾隆十九年(1754)九月,入祀盛京贤王祠。阿巴泰的生母被认定为“侧妃”,如果按照清代后宫制度完善后的等级划分,大概相当于中阶的妃或嫔。虽然,阿巴泰与前面提及的阿拜、汤古代等庶妃所出之子相比有较高的地位,但仍无法与嫡出的皇子们相媲美。偏巧,阿巴泰又是一个不大谨言慎行的人,他有功、抱怨,爱财又惧内,他以不饰遮掩的性格在历史上留下了难得一见的立体形象,真实而鲜活。
阿巴泰的生母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记,造成这种“集体失忆”的原因大概与后世刻意抬高皇太极生母的地位有一定的关系。但不管怎样,说伊尔根觉罗氏不受努尔哈赤的宠爱似乎有些言过其实,毕竟在建立功勋之前,伊尔根觉罗氏的儿子阿巴泰就已经有了“台吉”的名号,如果不是母亲的地位足够尊贵,大概也应该是一种爱屋及乌的安排。
公元1611年,23岁的“台吉阿巴泰”被父亲派遣跟从五大臣之费英东、安费扬古远征东海女真窝集部,取“乌尔古宸、木伦二路”、“俘千余人”①。努尔哈赤的这一安排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阿巴泰在实战中增加了阅历,另一方面,年轻的阿巴泰借助久经阵战的老将们掘到了自己的人生“第一桶金”。必须承认的是,阿巴泰确实是为战争而生的,他在战场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天命八年(1634)四月,阿巴泰以主帅身份带领弟弟德格类、寨桑古,侄子岳托出征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落贝勒昂安。阿巴泰“督诸将继进,斩昂安及其子”②,“又执贝勒钟嫩子桑土之妻及子而还”③。此次征讨为后金政权统御北蒙古的战略赢得了先机,大喜过望的努尔哈赤出城四十里,“竖旗八、鸣角”、“设大宴”,为凯旋之军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此后,他又奉命驰援科尔沁蒙古,追击察哈尔蒙古林丹汗。
天聪、崇德时期,阿巴泰几乎参与到后金(清)所有的对外战事之中:伐锦州,“克墩台二十一”;大凌河之战,与德格类、多尔衮、岳托等人率军化妆成明军“从(祖)大寿夜袭锦州”;略山海关,“俘数千人还”;与弟阿济格率军伐明,“五十六战皆捷,俘十数万”;与多尔衮“毁边墙”、“越明都”,西抵山西、东克济南,略天津、迁安;松锦之战,“屡往还其间”④。
崇德七年(1642)十月,以奉命大将军的身份率军第五次伐明,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八个月内共攻克3府、18州、67县,招降6城;获黄金12250两,白银2205270两,珍珠4440两,各色绸缎52230疋,俘获369000余人,牲畜321000余头⑤,大军所到之处“所过一空”。进入顺治时代,已经年过半百的阿巴泰依旧未离鞍鞯,“统兵镇山东,剿平满家洞土贼”⑥,回师后不到一年病逝于京师。
从皇太极继位前后的种种情况来看,阿巴泰从未有过非分之想,他是支持皇太极的。但当政权平稳过渡后,面对皇太极的对自己的安排,军功卓著的阿巴泰却显示出极大地不满。后金时期宗室爵位并不完备,只有和硕贝勒和贝勒两等,天聪年间受封为和硕贝勒的只有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和三贝勒莽古尔泰,但贝勒里却也有高下之分。
如杜度、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人因独掌一旗而成为“旗专主贝勒”,而阿巴泰被授予的贝勒之爵虽然也很有权势,但必须附入具体的旗下,服从本旗和硕贝勒的辖治。在皇太极正式开始换旗计划之前,阿巴泰应该是隶属于镶黄旗下的,从隶属关系的角度,他必须服从于弟弟阿济格的统辖。
大概是阿巴泰觉得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应当会把自己的四贝勒之位转而让给自己,亦或是实在不甘心向弟弟和侄子们(阿济格、豪格)俯首称臣,他对额驸扬古利、达尔汉等人吐槽道:“就凭我战则擐甲胄、猎则佩弓矢的功劳,凭什么只给了我一个贝勒?难道就不能封我个和硕贝勒么?”皇太极听说此事后并没生气,他大概知道自己的这位牢骚满腹的七哥并非心存异志,因此只是告诉与阿巴泰关系还不错的诸将多劝劝他,并没有深究。谁知阿巴泰的吐槽行为很快就升级到了不奉诏的地步——拒绝出席国家宴席,给出的理由是“我与诸小贝勒同列。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乃位我上,我耻之!”当然,这次一时赌气给阿巴泰带来的是兄弟齐加斥责和物质惩罚。
崇德元年,当皇太极给自己的七哥选定“饶余”封号的时候,不知是出于劝勉的好意,还是干脆就是一个嘲弄的玩笑,从很多细节上来看,阿巴泰是个比较“爱小”的贝勒。
一次,镶黄旗外出步猎,作为贝勒的阿巴泰和旗下新满洲额木图、牛录额真巴山同时射中一虎,阿巴泰的仆从费扬古、加哈为了讨主子的欢心诈称虎是阿巴泰射死的,并强占了猎物。额木图不服,将此事上告于官府,大概是那时候的清朝还没有官官相护、权大于法的意识,有司便与阿巴泰当面对质。也不知道这位皇子贝勒是怎么想的,本来跟他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他却引火上身,谎称自己射虎时虎曾经“咆哮”。有司求证了一圈,最终认定老虎是额木图射死的,并且压根就没有什么老虎临终发威咆哮之事,主仆三人被勒令归还虎肉、“应坐以应得之罪”⑦。
还有一次,阿巴泰旗下贫民毛巴里向户部控诉称,阿巴泰遣家人吴什特、渥济伦以“出师行粮”的名义征用了他家一头乳牛,后来大军班师,这头牛并未被宰杀,毛巴里便向贝勒申请将牛牵回。谁知阿巴泰不但没有归还,反倒将牛“杀以宴客”。户部审理后认为“阿巴泰身为贝勒,反取贫民乳牛以供宴客,违例扰民”⑧,决定对阿巴泰处以赔偿毛巴里牛九头、没收所畜全部牛群的处罚。
类似的事情还有他曾因强行所取旗下新满洲绰益达木兄弟牡马一匹、六疋、白纺丝十一疋而被罚银500两。估计身为弟弟的皇太极见到这些处理意见的时候会被气乐吧?不然每次都只是批复“依议”两个字呢……
在战场上槊血满袖的阿巴泰在家庭生活上却威势全无,《清太宗实录》上几次出现阿巴泰“受制于妻”、“失于阃教”、“全无家法”之类的提法,说白了,妻管严。
阿巴泰的嫡福晋纳喇氏,三坦之女,是饶余贝勒府不容置喙的女主人。在家事上阿巴泰基本上总是悉听妻言,甚至不惜违背圣意。纳喇氏笃信宗教,于是阿巴泰便擅自将喇嘛留在家中,事发后被罚银150两;纳喇氏爱女,不忍使之远嫁,于是阿巴泰便两次抗旨,拒绝皇太极钦定的和亲安排,被罚银400两;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阿巴泰的女儿也一样肆意妄为,竟令使女太监结为姊弟,全无礼数。
后来,皇太极见兄嫂执意不肯将女儿嫁与外藩,便妥协为指婚给勋臣子弟,结果跋扈的纳喇氏仍不满足,私下里用重金收买“官方萨满”代都,卜问“其女许字国人及外藩孰吉”。事发后阿巴泰被以“擅自择嫁、遣官问卜,屡违上命、私庇福金、全无家法”的罪名罚银1000两,险些丢掉了贝勒的爵位。而他那位言听计从的福晋则被勒令分居,“令随其子贝子博洛赡养”⑨,用行政权力干涉家庭事务,皇太极也着实是操碎了心。
纳喇氏去世于崇德七年阿巴泰领兵征明期间,班师回朝的阿巴泰在得到消息后,不待领兵回城便“率其子并属下诣福金墓所”⑩,夫妻感情之深可见一斑。
阿巴泰有五子,有爵位者四人,俱隶属于正蓝旗:
长子尚建,追封固山贤悫贝子。
次子博和托,初封辅国公,因破李自成军于一片石之功晋为贝子,溘逝于顺治五年,谥号“温良。
第三子博洛,崇德元年封固山贝子。顺治元年南下,克潼关、破西安,以军功晋为多罗贝勒。顺治三年二月授征南大将军,先后平定浙江、福建等地,晋封为端重郡王。顺治六年晋升为和硕亲王,成为清初理政三王之一,顺治九年卒,谥号“定”。顺治十九年,因瓜分多尔衮遗产,及以掌户部时未能阻止尚书谭泰逞私揽权之事而被剥夺爵位、谥号,降为贝勒。
第四子岳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入四川,因军功封贝勒,顺治八年袭父爵,改号安郡王,顺治十四年,进亲王。他是清初改革派的代表,全力支持顺治皇帝的一系列改革,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三藩之战,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收复江西、湖南等地,康熙皇帝赐诗褒扬:“大开册府纪元功,伐罪安民将略雄。伫见天潢蒙上赏,明光高宴赋彤弓。
”岳乐晚年因与索尼的姻亲关系而失宠,二十八年二月薨,谥号“和”,康熙二十九年,因掌宗人府时误判贝勒诺尼不孝之罪被追降郡王,削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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