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格类(1596-1635),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子,母为太祖继妃富察·衮代,是嫡出之子,初授台吉,天命十一年(1626)晋多罗贝勒,天聪五年(1631)初设六部,奉命分管户部,天聪六年其兄莽古尔岱薨逝后掌管正蓝旗,天聪九年十月薨,年四十。两个月后,因其姊哈达格格莽古济之奴冷僧机告发其生前与兄长莽古尔泰、莽古济等谋逆之事,被追削爵位、子孙罢宗室,一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才恢复德格类子孙宗籍,但降为红带子,以觉罗为姓。
德格类出生在权力的中心,生来就注定了自己风起云涌的一生。
德格类的生母富察氏是努尔哈赤的继妃,这段婚姻是一段实实在在的“二婚”,衮代本是努尔哈赤族兄威准(三祖索长阿之孙)之妻,婚后生有三子,除昂阿拉外均早夭。也就是说,衮代是在前夫去世后带着儿子昂阿拉嫁入努尔哈赤家门的,这符合女真时代“兄死弟娶其嫂”的婚俗习惯。
在嫁给努尔哈赤后,又育有二子一女,即莽古尔泰、德格类和莽古济。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一定要收取自己族兄的遗孀呢?衮代的娘家为沙济富察氏,她的父亲及兄弟阿格巴彦、阿海章京均曾隶属在努尔哈赤外曾祖父王杲的麾下,明《东夷考略》称:“(阿)海为毛怜卫夷,住牧于莽子寨,与阿台济恶,亦为枭逆。”可见,沙济富察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势力不容小觑,而这场婚姻正是在阿海兄弟投奔努尔哈赤的背景下缔结的。
作为联结姻亲双方势力的最佳纽带,衮代再婚后所生的长子莽古尔泰自然继承了源自于外祖家族和同母兄长昂阿拉的 “财富”。万历二十九年(1601),曾经盛极一时的海西女真哈达部被努尔哈赤吞并,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之子吴尔古岱及所属部众一同被迁入建州。
在《穆昆塔坦敕书分配列表》中,吴尔古岱被与褚英一起分配在第二穆昆下,掌握3个塔坦、31道敕书,与舒尔哈齐已经不相上下。为了进一步“消化”哈达部的势力,努尔哈赤令莽古尔岱迎娶孟格布禄之女为继妻,又将莽古尔岱之妹莽古济嫁与吴尔古岱为妻、世称哈达格格,建立起双重亲缘关系。
这种关系到底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吴尔古岱死后,哈达格格莽古济再嫁蒙古敖汉部索诺木,为了兼顾哈达旧部和蒙古两方势力,皇太极特令他们到开原居住,一些哈达旧部也纷纷追随莽古济往走开原。天聪七年(1633),莽古尔泰一周年祭,正蓝旗固山额真色勒率领奥塔、爱巴礼、扎福尼、额塞图等25人声势浩大地祭奠莽古尔泰。崇德二年(1637),莽古尔泰之子光衮被妻子告发,“每夜招吴达海、戴屯奕棋”,已经被判离主之人依旧在与旧主往来。
作为继妃富察氏最小的儿子,德格类曾一度被称为“费扬古”,即“末生子”,爱怜之意跃然纸上。因为一兄一姊已经与哈达系建立了密切联系,德格类的婚姻被赋予了更多“蒙古因素”:嫡妻蒙古扎鲁特贝勒额尔济格之女博尔济吉特氏,继妻褚祜里他布囊之女博和罗克氏,三娶妻蒙古科尔沁翁那台吉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大概正是因为这些种种,才给了莽古尔泰御前露刃的底气,给了哈达格格在皇太极面前“负气拂袖而去”的底气,也注定了德格类兄弟乃至于正蓝旗惨遭清洗的结局。
天命六年(1621),随军往征明奉集堡,德格类与侄子岳托、硕托一起“败明兵二百”,并袭击明总兵李秉诚营地,致“其众二千溃遁。”不久,他又同族兄寨桑古(舒尔哈齐之子)兵抵海州,接受明朝官员张乐等的投诚。在此,德格类第一次显示出治事的能力,他命令兵士不得扰民、不得抢掠,兵士一律露宿于城上,不准进入民房,“次日,安抚居民以还。”① 这在天命朝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无疑是难得一见的“亲善”之举。
在军事领域,德格类不逊乃兄:天命八年、天命十一年,先后两次从征蒙古扎鲁特部;天聪三年(1629),“往略明锦州宁远诸境”、“俘获以三千计”;天聪五年八月,从征大凌河,“败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援兵”,又带人佯装祖大寿之溃兵袭取锦州;天聪六年五月,远征察哈尔,“俘察哈尔部众”千余人于归化城;九月,与侄岳托一起“拓疆”,收整耀州、盖州迆南地区;天聪七年六月,以正蓝旗旗主的身份领兵克旅顺;天聪八年五月,“从大军征明”,并“招抚蒙古来归户众”。
在执政上,德格类曾建言“慎选正直,以任国事”。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仿造明制设立六部,德格类被授予“户部贝勒”②之职,位列第二(首为吏部贝勒多尔衮)。清代户部为掌管户籍财政之衙门,其职能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民政部和财政部之合。在战事频繁、民族矛盾紧张的后金时期,如何缓和社会矛盾、鼓励恢复生产无疑是后金政权的当务之急,为此,皇太极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
农业方面,实行分屯制、减少农庄壮丁数目,禁止屠杀牛马等大型牲畜,严禁违误农时等;
商业方面,将努尔哈赤时代的“什一税”减为百分之三,鼓励外地商人前来贸易,禁止官僚侵害商人利益,“不许压买”;
手工业方面,重视工匠、对工匠予以多方照顾和优待。
无疑,这些政策在具体落实上需要户部的运作与操持,也就是需要德格类的相关调度与安排。
在历史的舞台上,德格类和哥哥莽古尔泰的退场方式惊人相似,莽古尔泰“偶得微疾”,不过两日便转成“疾笃”并随之薨逝,德格类似乎更急,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溘然而逝,在让人唏嘘的同时不禁要产生几分疑虑:正值壮年的德格类,因何死得如此仓促?
按照清代官方的说法,首先是兄弟二人在世时都曾起过谋逆之心(详见《天教草昧起英雄:和硕贝勒莽古尔泰》),暴死乃“阴殛”。其次是兄弟二人皆酗酒、“耽于麴糵”,自己生活的不检点甚至引起正蓝旗整旗的上行下效,“皆相习成风,以致败亡”③。但是,凡事都怕个但是。如果我们将德格类之死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去考量,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就浮出水面了。
上文提及,德格类之姊莽古济格格嫁与哈达贝勒之子吴尔古岱后,获得了哈达旧部的全力支持,并且莽古济与吴尔古岱所生的两个女儿被分别嫁与代善长子、镶红旗旗主岳托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以至于贵为汗的皇太极也不得不对其予以重视,如逢年过节要“幸姊哈达公主第”登门“拜贺”④,大军路过开原时,哈达公主则“请上幸其第”⑤等等。
天聪九年(1635),察哈尔蒙古林丹汗走死大漠,其遗子额哲带领林丹汗的遗孀及部众前来归投,为了以示“恩养”,后金贵族需要迎娶林丹汗的遗孀们。时莽古济的女婿、贝勒豪格“欲娶察哈尔伯奇福金”⑥,得到了皇太极的许可,此事被爱女心切的莽古济得知后,便径直去质问皇太极:“何故将我女弃之而为和硕豪格贝勒另行娶妻?”⑦说罢便负气拂袖而去。在回程途中,恰好路过代善的营地,代善邀请自己的妹妹和亲家入营、设宴款待了一番。谁知此事被皇太极“上纲上线”,他公开指责代善不能“诚心为国”,所开具的罪状有十项之多,并随即将矛头又指向了“自皇考在时,专以暴戾谗谮为事”的莽古济。
根据皇太极的最高指示,诸贝勒大臣、八固山额真、及六部承政等给莽古济拟定罪名三:“本与大贝勒不睦,唯以大贝勒怨汗,遂彼此筵宴,共毁吾汗。罪一。又谎称托古欲杀彼,乃请杀无辜之托古,云:‘如不信我言而杀托古,天必垂鉴。’然经勘察,托古实无罪由。罪一。藐视吾汗,汗之御猎围场,竟敢擅自围猎。罪一。”并以此三项罪名“革去济农之号公主之名,为民;
仍罚济农夫妇银各百两;夺其满洲牛录及开原地方;其济农所带蒙古,皆没入官。”⑧至此,皇太极好像还没有解气,他虽然免去没收济农所属之蒙古人口,却追加了一条更为严苛的处罚:“嗣后一应亲戚之家不许哈达公主往来,亲戚有私相往来者,被旁人举者,照哈达公主之罪罪之。”
此处罚决定颁布的第七天夜里,德格类“以疾薨”⑩。
当然,德格类也可能是因为怒火中烧、急火攻心而亡。然而,为什么并未受到牵连的他、自然死亡的他、被皇太极“往哭之恸”的他,身后正蓝旗旗主继承问题在死后一直被搁置?皇太极不但没有令莽古尔泰之子继承正蓝旗旗主之位,也并未对德格类的儿子予以适当的安置,直至莽古济之奴冷僧机站出来首告谋逆之事。
就在德格类死后十余日,皇太极正式宣布以满洲之号取代诸申之称;“正蓝旗谋逆”案发不足一个月,后金“转型升级”为大清,满洲(女真)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纪元。据此,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认为,作为旧贵族势力的代表、汗(皇)权的掣肘者,德格类之死是一种政治博弈的必然。德格类去世70余年后,康熙皇帝在斥责大学士马齐干预储位废立时曾称:“马齐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不知“陷害本旗贝勒”之说,是否原有所指?
德格类获罪被黜时,子邓什库“并坐,削宗籍”;子德克西克,顺治二年阵亡于四川;子费雅塔,无嗣;子瓦克扎,无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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