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孙立人在贵县接到蒋介石命令,令新一军开赴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孙立人立即决定新三十八师和其余的两个师赶快集结到梧州集结待命,军部及其余的两个师在贵县集中,候船运梧州待命。新三十八师全部由玉林向梧州推进,经过六七天,全部到达梧州上游小市镇上。一路上家家鞭炮齐鸣,街头上舞狮的和耍龙的比春节还要热闹。

都在庆祝抗战胜利,部队行进缓慢。军长孙立人召集各师师长开会,商定受降措施。但是船只缺乏,日本军队在广州的兵力庞大,有两万多人,而且非常集中,很担心他们突然哗变。因此带去的部队不能少,必须人员集中后,才能去接收,一路上,由于兵荒马乱市面上来往行人很少,破瓦颓垣,凄凉一片。一般都是老弱妇孺,很少看到青壮年男子。部队在船运中,时常遭到两岸土匪的冷枪射击。

有的是各种军队占山为王的,有的是国民党的军政后台撑腰的。一路还得投“拜山”,否则连小菜、副食品也无法买到。在市郊布防的仍然是日军,只要新一军的船头挂上军旗,便可通行无阻。新一军怀疑日军可能不会如此听话,因此防了一手,船队接近市郊约二里地方,步兵上岸作好战斗准备,其余船只依旧按照商量好的通行。有备无患,还好,当日军看到新一军的船只前进时,他们马上推开障碍物,并向船头军旗敬礼。

新一军部队由广西运往广州的时间太缓慢,前后竟拖到一 个月之久才到达。广州城日军约两万多人,由华南日军指挥官田中久一中将指挥。张发奎指示过日军田中中将,日军接到换防后,所有日军及日侨的武器、弹药、财产等都原地封存,在各封存地点由日军留二三名士兵看守,等候中国军队接收。此刻,广州鱼龙混杂,各色人等常因分赃不匀而争打。日军中原本有三四千朝鲜人和台湾人,基本是最底层的兵,日本宣布投降以后,这些人就脱离了日军,闲散于各地,时常与日军或当地人发生冲突,命案不断。

还有一些日本人在当地娶妻生子,张发奎命令不准带走中国妇女,要新三十八师暂时将这批妇女小孩约六七十人集中看管起来。上面也没有财政支撑。这批妇孺想飞飞不了,饥饿与疾病伴随,时常有死亡。后来还是得了军部同意,先让亲友保释出,其余的人就自行解散了。广州地面混乱,作奸犯科者还有军统参与,当新一军进入广州 时,他们早已自封为冠冕堂皇的地方军警行政机关。一次,新一军半夜在街上扣了两个抢劫的,他们还号称是宪兵。第二天居然有佩戴少将军衔的“主任”,坐着轿车来到师部要领犯人。师部只好推说犯人早已押解军部,请去那里洽办。

那时整个 广州是乱得一塌糊涂,新一军以功臣自居,在广州也是横行霸道,弄至全市鸡犬不宁,人怨沸腾,甚至有老百姓爬上搭在写有“欢迎国民党军队光复广州”的大牌楼,在牌楼正中悬挂大饭煲一个,以表示被新一军弄至无饭可食。消息传到新一军五十师副师长杨温那儿,杨温是广州人,当然要为广州人说话,找到孙立人谈到军纪问题时,孙立人竟然说:“广东人分外刻薄,我军过去征战,当地华侨对我们非常客气,送衣送食,我们士兵要什么,就拿什么。来到广州要点东西,就说我们军纪不好,岂有此理。”军长都如此,下面可想而知了。

新一军打仗是不错,可是学美军不能什么都学啊。军纪这方面,还不如一些军阀。比起解放军当兵的全睡在街上,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那是岳家军啊。新一军都如此了,其他的国民党军队就不用讨论了。国军的军纪问题始终相当严重,蒋介石日记里有颇多痛心疾首的描述。这种军纪败坏,即便是被美国人誉为纪律严明的孙立人新一军,也不能例外。

据传有个丑闻,新一军在国外思念家乡,军心浮动。于是有人回国以学习现代化通讯技术和做文化工作为名,骗招了十来个多名女青年。出国后住在密支那市郊,名为‘慰劳队’。由主管部门安排,并统一扣钱。‘慰劳队’直到回国后才解散。去了东北的新一军,从中又分拆出新六军,掺了一些烂葡萄,部队军纪更差了。

杜聿明屡次向蒋发电报批评孙立人:“骄横跋扈,为了争名夺利,竟然不听命令等等。最后,失去耐心的蒋介石对孙立人说,你练兵不错,打仗不行。把孙立人调去了台湾整兵去了。新一军、新六军也在一年间,被纪律严明的解放打得烟消云散。

在蒋介石心中,一直认为黄百韬是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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