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文说历史 察举与征辟制的异化，与东汉君主专制政体的动荡的过程

察举、征辟与太学考试选拔了大量儒生为官，使武帝时的汉朝政府不再是如秦朝那样的纯文吏政府，也不再是汉初由宗室、外戚和军人组成的政府，而变成一个“士大夫政府”。正如钱穆指出的：“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并不是由其血统上和皇帝以及前任大官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大军人大富人，爬上政治舞台。完全是因其是一读书知识分子而获入仕途。”“士大夫政府”的形成，使汉代政治多了几分“文治”色彩。

汉代政治的“文治”是温和的统治

也可以说是实行仁政，具体表现在：第一，社会治理上，重视对人民的教育教化，并且，将乡里的教化跟严格遵守封建伦理秩序直接相联系，使得乡村自治带有更多的礼治意味，“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第二，经济上，维护国家的“本”业，即农业；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制，一百石谷子只需缴纳三石多一点的税，算是做到了“轻徭薄赋”。第三，政治上，博士议政蔚然成风，涌现了众多如夏侯胜、肖望之、贡禹、匡衡、翼奉、鲍宣等敢于批评时政、指斥权贵乃至皇帝的士大夫，并且，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建立了由公车司马令主持的吏民上书制度。赵翼曾专论汉“上书无忌讳”，“多狂悖无忌讳之语”，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圣德矣”。

第四，司法上，与秦律相比，其法律的严苛程度减轻了许多，一些残酷的肉刑如刖刑、髌刑等都废除了。汉代的“文治”给吏民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物质、人身、精神生活环境，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助于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避免了秦“二世而亡”的悲剧，使两汉前后统治达４００余年。如果与秦朝的“法治”相比，更能看出汉代“文治”的优越性。始皇及二世时，沉重的徭役造成“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

秦法的残酷

使百姓一举手一投足都会触犯刑律，还实行族诛、连坐，当时全国犯罪者不下两百万，牢狱皆满，被押解的囚徒甚至堵塞道路，“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另外，实行察举和太学考试制度后，一方面，改变了由宗室、外戚、军功贵族以及大商人垄断官位的局面，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门径比过去宽广了，少数出自社会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另一方面，皇帝通过策问和考试，做到了按自己的意旨选择合格的官吏，真正实现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瑏瑡这两个方面对于抗衡军功贵族分割皇权，使皇权进一步集中，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为“窃弄朝权”，轮番冲突、内斗，给朝廷带来无益的权力损耗，促成了东汉末年“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公元１８９年，宦官与外戚的最后一次冲突爆发。大将军何进被宦官杀害，为了替何进报仇，何进的部曲以及其他将领攻入并焚烧了皇宫，“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瑏瑢宦官被彻底清除。但这次变故也引来连年的内乱，最终导致了东汉的灭亡。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权，从一个方面说明东汉王朝官僚政治的不成熟性，不足以抑制外戚、宦官等非法理型权力的滋生和膨胀。而造成东汉王朝官僚政治不成熟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察举与征辟制度的异化。

东汉察举与征辟制度的异化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察举与征辟被地方豪族垄断，被举荐进入朝廷出任郎官或被辟除为掾吏的大多出自乡里豪右之家。察举与征辟由过去的选贤与能，变成了现在的“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这样，就阻断了寒门之士步入仕途的渠道，使东汉官僚组织呈现出很强的封闭性特征。东汉时，举“贤良方正”仍为不定期进行，“孝廉”“茂才”则为岁举科目。汉和帝的时候，规定举“孝廉”要按照郡国人口的多少分配一到六人的名额进行，此方法是为解决以往地方官员通常都不太愿意举“孝廉”以至于其名额经常有空缺的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举“孝廉”向全国各地士人开放。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各郡国所举“孝廉”并不是来自平民阶层，而是出自乡里豪右之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而察举制固有的缺陷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从理论上来说，举荐“孝廉”时，地方官员应首先明察被举荐者是不是具备入仕的才干或者德行；但事实上，他们对士人的判断往往都以乡闾评定为基础，而乡闾评定是由当地知名士人（名士）主持，反映的自然是他们的观点。例如，郭泰就是一位善于清议的名士，士人经他品评即成定论；又如，汝南名士许邵与从兄许靖所主持的“月旦评”在当时也颇负盛名，“初邵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瑏瑣这些名士

有的就是当地的大族，即便不是大族的，往往也只跟当地的豪族结识和来往。出身平民的士人如果跟当地乡里豪右没有关系，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发展下去，名士与豪族趋于合一，乡闾清议便成为豪族扩大势力的工具。另外，东汉各郡国所察举的“孝廉”有一部分出自供职于郡县的属吏，而绝大多数的郡县属吏是由郡守自行辟除的，郡守辟除的人选对象基本上也都是来自当地的所谓“大姓、冠族子弟”。乡里豪右控制了察举和辟除，他们世代居官，必然成为世家大族（世家，即世世有禄秩之家）。世家大族是豪族经中长期演化而发展起来的一个特殊群体，除具有豪族的一般特征外，还有鲜明的文化色彩。

世家大族还是最大的地主，兼并大片膏腴之田，致使王朝的大量人口沦为其宾客、部曲、徒附等，这些人口不再是王朝的编户齐民，不再为王朝服徭役和兵役。世家大族还垄断、控制州郡行政，太守莅郡往往要委政于他们，依靠他们来统治人民。世家大族由于世代居官，还拥有众多门生、故吏，这些人不具有官僚制性质，带有浓厚的依附性和私人性，类似于先秦的“家臣”，效忠故主重于效忠朝廷。东汉君主专制政体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世家大族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瑏瑤但也不能够听任他们的势力一味坐大，不然，将会对其构成潜在威胁。

结束语：

皇权稳固时，世家大族处在皇权的控制之下，两者相安无事；但当皇权式微或者已经瓦解时，这种威胁便接踵而来，东汉末年，皇权瓦解，群雄崛起、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就与世家大族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东汉末年崛起的群雄，“几乎没有几个不是出身豪族、郡望或‘世官’；也没有几个不是由于他们利用其社会经济上的地位，招收或集中有大量的宾客、部曲，以为角逐争衡的政治资本。像袁绍初起时声势显赫，无非因为他的‘宾客满天下’，只汝南一郡，就达两万人；又孙坚父子崛起江东，无非因为他们‘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群，郡吏常以千数’。因为‘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其他如刘表、公孙瓒、马腾等，殆无一不是靠着‘宾客’、部曲的力量，各霸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