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处于一种比较微妙的境地中的。这种微妙首先就表现在从对手到朋友的不断转换和不断地变换角色。
在中国清末时期,沙俄作为侵略中国最主要的一只力量,在中国的东北及东部还与占有了绝大的利益。东北及外蒙领土的侵占、大连、旅顺、胶州湾的租借及占领,成为了沙俄留给中国的沉痛记忆。
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又因为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显得忽左忽右,尤其是在于我党的关系上和对我党的态度上,在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非常模糊的。
到了建国后,虽然中苏之间出现了一段为期10年左右的蜜月期,但随之而来的确实全面的对抗和关系的恶劣升级。这些变化不单单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还严重地影响了国策和很多人的命运。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新中国的建立不但是中国民族的一次新生。在世界范围内,在东亚地区又出现了一个人口超过5亿人的社会主义大国。
这种变化才是当时的西方世界为之震动的关键原因,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然的选择就是向苏联学习和寻求帮助,而中国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全国几乎没有任何重工业基础,在轻工业上也是非常虚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选择了学习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五年计划的执行。
赫鲁晓夫说了什么话,给庐山会议上的彭总带来麻烦?
但为什么这样的措施会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彭德怀所批评呢?为什么作为中国的革命元勋,作为抗美援朝的指挥官,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参谋长,彭德怀会站出来批评五年计划呢?
为什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会被毛主席点名批评,并遭到党内外的批判和处理,甚至被冠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呢?这些都是因为什么才会发生?这些问题如果要搞清楚,还要深度地理解当时的时代环境。
其实所谓的计划经济是苏联的创造,就是全国的经济活动都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实施、统一安排。这样的经济方式在苏联建国后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新中国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自然也是将五年计划和计划经济形势完全拿来进行使用了,但问题是计划经济有一个天然的漏洞,那就是全国性的经济活动不可能完全在计划之内。
就是这样,中国在1958到1959年之间,计划经济开始出现了问题,甚至是浮夸、虚报盛行。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个时候恰恰又面临与苏联关系的迅速恶化,所以这段时间政治是很敏感的。
偏偏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彭老总出访了东欧国家,并在出访回来后对国家在计划经济执行和五年计划的执行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当然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中的漏洞和当时社会的浮夸风。
但在计划经济和五年计划的关键时刻,在中国与苏联之间关系恶化的敏感时期,彭老总提出的批评就有些敏感和耐人寻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毛主席也必然会对彭老总不太合时宜的上书和批评言论进行打压和控制。这种打压并不是针对彭老总,甚至不是针对上书本身,而是要在这样的时刻对国家进行稳定。
彭德怀元帅在战争中确实是我党我军的优秀高层领导,他的军事才华和革命精神在战争年代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现。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建国后彭老总得到了极高的待遇。
结语:但我们的彭老总在政治方面的能力和嗅觉却实在不是很敏感,也许是军人脾气改不了的缘故吧。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贸然地提出对中央和国家发展方向上的批评。显然是不太合时宜的,而因为这种敏感时期的敏感言论。彭老总遭到党中央的批评和处理也是情有可原的,也许彭老总还是更适合做一名军人而不是一个需要政治指挥的国家领导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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