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并且利用溥仪建立了伪满洲政权，中国进入局部抗战阶段。此时的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推行不抵抗政策，将几乎全部的兵力都放在了和我党的斗争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想要通过兵谏的方式“逼”蒋介石低头。这次事件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上起着转折点的作用，标志着国内抗战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是我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过对于这次事件的许多具体细节，很多人并不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原张学良部下孙铭九都被认为是亲手抓捕蒋介石的人，他也一直被当作“英雄”。但1979年叶剑英将军收到的一封信，打破了这种认知。

蒋介石拒绝抗日引发张、杨西安事变兵谏

九一八事变前后时期，蒋介石还没有成为国民党内的第一话事人，相反的是，他正在和各方军阀进行混战并且不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内派系复杂，有实力的地方军阀不少。

为了解决这些地方军阀，真正成为国民党内实际上的第一领导人，蒋介石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和军阀们的混战上。等军阀的问题差不多解决后，蒋介石又把目光投向了共产党。

早在1927年，蒋介石就曾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残害共产党人。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敌意，由此可见一斑。等到蒋介石执掌大权后，更是视共产党为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

在蒋介石的围剿之下，我党被迫开始了长征转移，双方的力量就这样一直消耗在内战上。到了1935年，日本人不满足于已经占领的东北地区，想要继续扩张自己的地盘，而蒋介石对此视若无睹，甚至加紧了对红军的围剿进程。

作为从东北起家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心里是不愿意的。自己的大本营被日本人占领，他带着无数从东北出来的将士们被迫滞留在关内，这个时候蒋介石还下令派他去围剿红军而不是反攻日本人。

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儿，都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张学良曾多次和蒋介石沟通此事，但一心只想围剿共产党的蒋介石坚持己见，不肯放张学良回去和日本人争地盘，两个人也因为这件事从曾经的结拜兄弟变成了见面就吵的“仇人”。

多次争吵无果后，张学良对改变蒋介石的看法这件事彻底死心了。这个时候，苏联方面联系上了张学良本人。

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也一直以“苏联老大哥”的称呼来我们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所以苏联和张学良之间的接触，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之间的接触。

在和共产党及苏联的接触中，张学良了解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也更加认清了日本人的野心，意识到不能再任由他们这样扩张下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这次事变背后，共产党和苏联方面的影子一直若隐若现，这也是后来蒋介石一直不肯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原因之一：他怀疑这两个人和共产党之间有其他的关系。

西安事变过程以及事件造成的国内外影响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蒋介石多次飞往西安，张学良也曾多次赶到蒋介石身边与他见面，两个人之间频繁见面的原因很简单：二人的作战思路不一致。

在蒋介石看来，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红军进行围剿；而在张学良眼中，收复东北才是当务之急。两个人之间的分歧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而逐渐加重，张学良多次苦谏无果，蒋介石反而发动了第六次“围剿”行动。

看不到希望的张学良索性和杨虎城一起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兵谏。

12日凌晨5点，张学良下令到华清池抓捕蒋介石，听到动静的蒋介石从窗口逃跑，还摔伤了后背。逃出卧室时，蒋介石还掉了一只鞋子。当时蒋介石所住的地方是在山上，卧室窗户后面就是大山，只穿着一只鞋子的蒋介石在山路上根本走不远。

最后，蒋介石只能躲在石头后面企图逃避追兵，但他还是被东北军发现了。士兵们将蒋介石带回去关押了起来，等待上级的进一步指示。与此同时的张学良等人，却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抓到蒋介石本人后，二人联合向全国通电：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则通电是张杨二人的期望和主张，也是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

通电发出后，张学良等人就陷入了迷茫之中。蒋介石毕竟是国民党的领导人，要如何处置他，是杀还是放，不管怎样做都会给张学良以及他率领的东北军带来麻烦。

得知西安事变爆发，我党很快做出了反应，明确了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等七项任务，力求保障这次事变不会引起国内外的进一步混乱。

得知蒋介石被捕后，他的夫人宋美龄立刻前往南京稳定国民党内的局势，同时计划赶往西安调和双方之间的矛盾。

不止国内，美国和苏联也高度重视西安事变的问题，双方都不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候发生什么太大的意外。就这样，在国内外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蒋介石也终于松口参与抗战。

虽然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被蒋介石监禁起来，但是这次事变确实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促成了国共之间的第二次合作。

多年被人顶替英雄身份对此一直一无所知

鉴于西安事变的这些重要意义，我国对西安事变的参与者一直都抱有极高的敬意，他们也都被冠以“英雄”的称号。不过谁能想到，这“英雄”里面也是有水分的。

建国后，原张学良部下孙铭九声称自己是第一个活捉蒋介石的人，并给出了许多细节补充来证明。他甚至在报刊上公开了自己抓捕蒋介石的全过程，坐实自己“英雄”的身份。

很多历史学者分析，孙铭九之所以会如此迫切地向世人证明自己就是西安事变中抓捕蒋介石的第一人，和他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经历脱不开关系。

在蒋介石被张学良抓捕后，他曾对张学良说过这样一番话：“你今天犯上作乱，你就不怕今后你的手下会效法你的榜样，对你也玩这一手吗？”一语成谶，日后的张学良确如蒋介石所说遭遇了同样的背叛行为。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直在调查西安事变背后的一些事，孙铭九等确实参与了西安事变具体实施的人开始人人自危。

孙铭九等人换了许多地方，期间一直在躲避国民党特务的围堵和追杀，最后迫于无奈，孙铭九加入了汪伪政府。当时的汪伪政府是日本人的政府这件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东北军中许多参与抓捕蒋介石的将领，在这个时期都为了保命投靠了汪伪政府，孙铭九只是其中并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

但是建国以后，孙铭九仍然很担心自己会因为这段汉奸经历遭到清算，为了自保，他想起了自己参与过的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铭九也曾经短暂地加入过国民党政府，这种“三姓家奴”式的经历迫使他必须想办法证明自己。曾经参与过抓捕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经历无疑就是孙铭九最好的证明，他把自己在其中的贡献刻意夸大，想借此避开“清算”。

孙铭九也没想到，我党并没有对任何人进行清算，就连溥仪这样的晚清“皇帝”都有了重新做人的机会。他刻意夸大的贡献，没有在躲避清算中派上用场，反而还给自己争取了不少的虚名。

事实上，孙铭九确实参与了抓捕蒋介石的行动，但是他并不是抓捕蒋介石的第一人，他自己所宣扬的功绩中，也是半真半假的。如果他没有登报宣传自己的这些事迹，或许事实还要继续被隐瞒一段时间。

孙铭九急功近利地大肆夸张宣传自己的功绩，很快就引起了真正“英雄”的关注。

看到报道后选择写信给叶帅说出当年真相

1979年，叶剑英元帅收到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书信，信中详细讲述了当年西安事变抓捕蒋介石的具体过程和许多细节，让叶剑英元帅不得不对这封信重视起来。

写信的人名叫王玉瓒，也是张学良原来的部下之一。西安事变时，王玉瓒正任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职务，而冒名顶替的孙铭九正任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职务。

东北军卫队一营和东北军卫队二营正是负责抓捕蒋介石的力量，不过第一个发现蒋介石藏身地的，是东北军卫队一营，而非东北军卫队二营。也就是说，孙铭九确实参与了抓捕蒋介石的行动，但是他并不是抓到蒋介石的第一人。

当年，王玉瓒因捉蒋有功被升为上校，张学良还给了他一笔钱，任命他为团长。在我们眼中，王玉瓒是英雄，但是在蒋介石眼中，此人是他那段屈辱时光的象征。

恢复自由后的蒋介石不好明面上针对王玉瓒，因为这可能会有破坏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嫌疑，不过他却从未停止过给王玉瓒穿小鞋的行为。

1940年，蒋介石把王玉瓒派到了后方的一个卫生所担任教官，但是派给他的学生全都是些女护士。时值抗日战争期间，战友们都在前线上阵杀敌，王玉瓒却要在后方把时间放在一些自己根本不擅长的后勤事务上。

对此，王玉瓒心里积攒了不少的怨气，但是碍于上级命令，他只能服从。此后，蒋介石多次调动过王玉瓒，但每一次都会给他制造些供给不足之类的小麻烦，在心性上折磨王玉瓒。

直到1949年，蒋介石兵败，王玉瓒积压的怨气终于爆发了。他率领自己当时手下的士兵们选择起义，帮助解放军进入他当时驻扎的云南，为解放大西南做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后，王玉瓒没有要求高官厚禄，更没有要求物质上的补偿，只提出希望能带着自己一家八口归隐山林。常年的军旅生涯让王玉瓒厌倦了战争，他希望能过回普通的农民生活，而不是在战场上过朝不保夕的日子。

更何况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全中国，他认为自己可以安心地回家做农民了。也正是因为王玉瓒回到辽宁老家做了农民，所以他并没有太多渠道可以获得外界的消息，要不是偶然看报纸的机会，他也不会知道有人冒领了自己当初抓捕蒋介石的功劳。

王玉瓒并不在意这个功劳到底记在谁的名下，在他看来大家都是当时行动的参与者，功劳放在谁名下都一样。但是孙铭九曾经做过汉奸，王玉瓒不能允许一个汉奸顶着这个功劳招摇过市。

叶剑英元帅收到信后当即下令“速办”，有信中的许多细节佐证，外调员很快就查实了事情的真相：王玉瓒确实是真正“活捉蒋氏第一人”。

真相浮出水面后，党中央对王玉瓒给出了“有功、爱国、正义”的评价。时隔43年，真正的英雄王玉瓒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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