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谓潇洒 曾巩主张节用的国家财政政策，坚持以富民达到强国安邦目标

北宋经济体制中，导致国家财政紧张、百姓收入受制的缘由，曾巩认为来自两个弊病：其一，财政过度消耗导致国家费用浪费；其二，重税敛财导致百姓收入流失。这两种弊病又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国家因财政浪费巨大，导致经济政策偏向取于民，以增加财政收入，但这种基于取的夺民之财政策，初期极易造成损民利国，长久之后更是导致国与民俱损的严重后果。

北宋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和部队士兵数量，无疑是国家财政费用的两项巨大支出。首先，官员数量的增多，导致国家费用支出的增加，曾巩指出，仁宗皇祐年间和英宗治平年间，官员数量皆达三万于员，用于官员的费用支出皆一千万以上，是真宗景德年间官员费用六百万的两倍以上。

其次，国家的祭祀活动，也是财政费用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支出，曾巩通过比较，景德年间用于祭祀的费用是六百万，皇祐年间涨至一千二百万，再到治平年间达一千三百万，短短五六十年内，祭祀费用成倍增长，这与官员数量的倍数增长成正比，官员数量的猛增，用于祭祀的费用也猛增，这就导致了更多的财政消耗。

再次，北宋为了社会的稳定，开始施行募兵制，在灾荒年间招募流民和饥民当兵，以防止灾年爆发农民起义，如此以来，很多百姓便弃田从军，军队人数激增，而自耕农不断减少，致使很多田地荒芜，农田税负也就相应减少了。

仁宗庆历年间，天下的总兵额已达到了一百二十万左右，由此带来的与养兵练兵相关的费用，也就不断增加，这给国家财政开支造成了更大的负担。政府的财政支出花费，在官员军队中的越来越多，能支出在百姓身上的财政就相对减少了，最终不利于百姓和国家的发展。

除了冗官冗兵问题，带来的财政过度损耗浪费以外，还有佛老之徒，在曾巩眼里，他们是坐享其成的社会蛀虫，他们不从事劳动生产，不向政府上交赋税，也不入世为国家发展献谋献计，只为自己生活安逸享乐，为自己修建豪华的寺庙，这极大的浪费着国家和百姓的钱财。

最后，是官员的腐败行为，他们贪污国家的财物，上下欺瞒，也是造成国家财政紧张百姓利益受损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有聚敛之臣，贪残之吏，剥下以奉上，刻私而徇公。

财政有巨大的浪费，政府就迫切需要增加收入来实现收支平衡，导致第二大弊病的产生。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用索取的手段，开始强力的增税，敛百姓的钱财来增加政府收入。

增税的力度和宽度都不断加大，与百姓经济生活相关的地方，都加上了一道道的税收，这样的大力聚敛百姓之财，损害百姓的利益，中间官员再借机公饱私囊，如果持续放任不实行改制，最终不仅仅只是百姓穷，而是国家与人民俱共损。

曾巩爱民护民的思想，不仅仅体现在其官僚政治改革上面，经济领域中也是积极的主张正本富民。百姓是国家的政治根本，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他认为：人君的富足是储藏在百姓的手中，有余则取，不足则与，所以，百姓富足，人君才不会穷困，百姓穷困，人君何以能富足。

加之，曾巩以儒为本、导民从善的内在控制，也需要建立在百姓物质生活满足的基础之上，同时，其正本富民的思想受《管子》的影响，他认为只有百姓生活有了温饱的保障之后，才会有精神上的追求，礼乐制度才能由此复兴，百姓也才能被道德教化，最终达到社会自然而然的和谐安稳。

自古以来，没有百姓生活富裕安定，却产生叛乱之事，但社会动乱却通常是因，百姓贫苦无法安定生活而产生，因此，曾巩的经济改制思想主要目的，就是富民以强国安邦。

曾巩围绕着富民以强国安邦的目标，对北宋目前的财用现状，提出了改革的主要方式，即经费节用。曾巩通过对历史的客观把握，从汉唐之初，天下由贫变富，到汉唐之盛，天下由富变贫，总结出其贫富变化的经济原因，即国家费用收支是否合理有节制。

曾巩认为节用这一方式，适用于北宋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官费和军费的节制，举全国之力共同节俭来实现国家财政富裕、百姓生活富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最高目标。

并且，他认为节用还是大小官吏不可推卸的职责，省的多少直接反映出其责任的轻重，所省多者，其任责重；所省少者，其任责轻。即便在经历多年的为官生涯之后，对国家财政政策，曾巩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节用，且此主张最后得到神宗的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