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和齐国打仗,连续打了三场战役都战败了。

孔子就问那些逃回来的士兵为什么会这样。

其中一个士兵回答说,“我家中还有老父亲,如果我战死了就没人供养他,因此我才逃回来了。”孔子听了以后,很赞赏他的行为,认为他是个孝子。

当时孔子在鲁国担任司空,还提拔这位逃兵当了官。

这件事在鲁国倒是没有激起多少争论,人们都认为孔子很仁德,认为这个逃兵很孝悌。但有一个后果就是,鲁国从此再也没打过胜仗了,这就是《韩非子》中所说的“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后半句是关于楚国的另一个典故。

楚国有一个很正直的人名叫直躬,有一天,他的父亲犯了罪,儿子直躬就跑到官府那里告发。楚国令尹听说后,派人将这个儿子抓了起来,并禀报给了楚王,楚王下令,“杀之!”

这件事很快就在楚国传开,有的人支持楚王的做法,认为杀得好,原因是这个儿子竟然告发自己的至亲,不孝;

也有人认为楚王的做法不对,觉得这个儿子很正直,应该奖赏。

总之两派争论不休,各执一词。

争论归争论,但这件事却有一个后果,那就是楚国之后发生的作奸犯科的罪行,人们都很少再去举报了。

这两则典故出自《韩非子·五蠹》篇里的“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

朋友们,你们听完这两个故事,会作何感想呢?

或者你们认为到底哪种做法是对的,到底该不该奖励一个孝顺的逃兵?我们来讨论这件事。

在我们给他们判定是非之前,我认为,或许应该先回归事情的本源。

比如第二个故事,首先我们应该拨开舆论的迷雾而将视线往回看,那就是他父亲确实是犯法了。

我们最应该讨论的是如何处理这样一个犯了法的人,如何规避同样的罪行再出现,然后再讨论这个儿子的道德问题。

同样,对于鲁国这位逃兵,首先一个士兵的职责是勇敢地去战斗,你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国家的战士,先保卫好国家才能让自己的小家更美好。

而这两个故事却都舍本逐末,没有认真处理事情的本源,却在事情衍生出来的是非上“争论不休,乱施奖惩”。

至于到底要不要追究这个儿子的罪责,我觉得可以考虑两个方面。

最本质的一面,还是事件的本源,那就是他父亲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行。如果是太过恶劣的,那么这个儿子就不应该受责,但也不至于奖赏。

如果他父亲只是无奈或被迫地犯了一些小小的错误,比如因养不起家而去盗窃(当然,无论罪过大小他父亲都是该罚的),那这个儿子的告发就略显刻薄、薄情。

另一个考虑就是看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如果是春秋战国那样的大争之世中,那就应像《韩非子》所说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不揽辔而御悍马,不知患也”,犯了罪的就严惩,告发的就奖赏,将标准定下之后不要乱更改,这样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在盛世中,那么则更强调道德,这个儿子就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至于鲁国这位受到了奖赏的逃兵,鲁国就是因为这种风气而亡了国,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么韩非为什么要在书中写这两个故事呢?

韩非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人物,而《韩非子》这本书则集中论述了如何在一个乱世之中,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怎样衡量一件事的对错,怎样确定人们的行事准则,以及怎样将一个国家治理好,怎样将一个团体规范起来,使它发挥最大的效力。

所以,读了《韩非子》这本书之后,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提升“领导力”,它给了你一整套思想体系,可以让你从一个新瓜蛋子成长为一个懂得如何领导一个团体的人。

第二个就是“明辨是非”,它会提升你对“对错”的判断,让你对“事物的本质”和“是非的内核”更有洞察力,从而使你不至于在波诡云谲的事务中成为一个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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