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中,曹操击败了袁绍,获得了胜利。曹操能统一北方,除了在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经济上奖励军耕屯田,扩展自己的势力之外,与他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是分不开的。

赤壁之战后,220年以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了。当时,蜀、吴联合拒魏,在兵力和财力方面基本抗衡。曹操深切地认识到,打过长江,平吴灭蜀,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要想统一全国,必须进一步坚持“唯才是举”的思想,将更多的勇士和谋士收罗帐下。为此,曹操先后三次颁发了“求贤令”。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颁发了第一道“求贤令”。曹操认为,古之圣人君主,之所以彪炳史册,是因为能寻访到贤才,辅佐自己,成就霸业。在这道求贤令里,曹操表明了思贤若渴的心理:“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三国志 . 武帝纪》)。不仅急需贤才 ,而且要求部下要多方举荐,不要受传统思想约束。为此,曹操举管仲为例。管仲此人,与鲍叔牙合伙生意,但却贪利不廉,又曾试图谋害齐桓公。但齐桓公摒弃前嫌,只看到管仲的才能, 用他为相,最后成就了霸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统一大业,曹操在求贤令里说,身份低下、出生贫贱 ,甚至品行不端、恶名远扬,这些都不算什么,只要有才干,能为我所用,创建霸业,就予以量才适用。

曹操的第二道“求贤令”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下达 ,原名《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曹操认为,德行和才干往往不能兼备于一身。曹操举了西汉陈平为例。陈平曾接受部下贿赂,家庭生活也不检点。但陈平却辅佐刘邦夺得了天下。所以,像陈平这样的人,是应该受到重用的。曹操命令人事部门,如果待录人员确实很有才干,那么德行稍差一些也没关系。不要求全责备,把人才湮没了。曹操的这一用人策略,对广揽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两次下达求贤令后,曹操觉得应当进一步加大用人策略的改革,为统一全国储备人才。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下达《举贤勿拘品行令》。曹操以韩信(曾受胯下之辱)、吴起(曾杀妻以获取鲁国的信任,母亲亡故,却不回家奔丧,不孝)等历史上身负恶名却建立奇功伟业的人为例,认为才大于德,只要是真的贤士,不管他的品行如何,都应该受到重用。曹操要求部下将那些果敢勇猛、才高禀异、不仁不孝但有经天纬地大才的人士都举荐出来,并命令不得有所遗漏。

曹操于赤壁大战后三次下达“求贤令” ,表现了他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家的胸怀和气度。由于曹操渴慕人才、仰慕人才、广揽人才、用好人才,曹魏人才济济,谋士良将远远多于蜀、吴两国。在后来的灭蜀战争里,魏国能游刃有余,所向披靡,一个重要原因,就得益于魏国良将钟会、邓艾出色的军事指挥。

毋庸置疑,曹操的三道“求贤令”,在今天看来,有很大的弊端。在现代法治社会,道德品质是人的立身之本。思想品德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的先决条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连修身都谈不上,后面的一切就无从谈起。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曹操求贤令的弊端 ,并不能掩盖它固有的光华。人才是行业竞争之本,人才是国家兴旺之源。"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究其实质,曹操对人才的重视,对人才的态度,在现代社会里,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上,仍然具有重大而现实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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